三 “跨境分工”的制造业发展体系正式形成
我国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吸引外资投资。香港的厂商抓住了这个契机，纷纷将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珠江三角洲一带，建立各种合资、独资企业，进行生产，而将产品的设计、管理、运输、贸易等有关服务留在了香港。这种合作模式，使香港的产业结构与华南地区融为一体。香港作为国际市场窗口，华南地区作为生产基地，形成了“前店后厂”的跨境分工体系。香港制造业的内迁过程也是大规模发展的过程。香港厂商以前很少在内地设厂，如今迅速成长为内地最大的外商投资者。据香港贸易发展研究部在1998年发布的《香港制造业的现状与前景》中描述，1996年香港企业在内地开设的工厂已经达到40万家，雇用员工超过500万人。仅仅在珠三角地区，制造业投资达600亿港元，员工超400万人，产品类别包括电子产品、皮具、玩具、成衣、钟表等。[36]广东与香港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经济合作关系也带动了两地在金融、旅游、商业咨询等方面进一步交流。香港凭借其金融服务中心、贸易中心和运输中转中心的有利地位，为中国市场通向世界市场架起了桥梁。而广东省在成为香港工业生产基地的同时，也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基地。
（一）形成机理——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与国际产业垂直分工的分析框架
前文提及，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以Dixit-Stiglitz Model（D-S模型）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为基础，建立了描述产业聚集的“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模型。1996年，维纳布尔斯（Venables）[37]又将跨国生产引入NEG模型。中国学者李宏艳在该模型基础上，引入跨国公司生产，建立加入垂直关联因素的两个国家（A和B）、两种要素（劳动和资本）、三个产出（农业、中间品制造业、最终品制造业）的NEG模型，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过程中的均衡水平、决定因素、投入产出关联影响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利益的影响。[38]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简化农业部门，并结合香港与珠三角的经济典型事实，来探讨粤港“跨境分工”体系形成的机理。
1.模型阐述
（1）模型假设
假设存在劳动力较充裕、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展中国家A和资本较充裕的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发达国家B，其中劳动力L、资本K均在国内可流动，但L不可在国际流动。同时，假设存在两个产业部门：中间品制造业、最终品制造业，其中在中间品制造业环节中引入跨国生产。同时，再假设制造业是垄断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中间品制造业的产品是最终品制造业产品生产的投入，两个产业间存在垂直的投入产出关联。由于两国要素禀赋不同，因此生产的中间品不同，A国生产的是劳动密集型中间品，即多为初级加工品，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B国生产的是资本密集型中间品，即多为设计、技术、研发等，处于价值链高端环节。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运输存在交易成本τ（τ≥1）。
（2）基本函数
根据假设，一国制造业在生产最终品时既要投入本国生产的部分，也要投入另一国生产的部分，从而引入跨国生产因素，即两国企业用本土和对方国家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结合生产供本国消费和对方国家消费（出口）的最终品。下文分别建立两国的消费效用函数与生产函数。
首先令A、B两国消费日的消费效用为CES形式，
其中cdi表示A国对本国生产的每种制造业最终产品的消费量，
为A国最终产品的数量，m*djτd表示A国对B国生产的制造业最终产品的消费量，n*d表示B国最终产品的数量；σ是国内外产品间的不变替代弹性，在D-S框架下相当于需求价格弹性。中间品制造业效用函数同理，将所有变量下标改为μ即可。
根据效用函数，最终品制造业价格指数如下，其中P为单个产品价格：
中间品价格指数同理。
其次，制造业被划分为两个产业，生产函数的投入系数是不同的，采用C—D形式如下：
中间品制造业生产函数： Qμ=LαμiK1-αμi公式（3）
最终品制造业生产函数： Qd=LδdiK1-δ-θdiCθμ公式（4）
其中上游制造业中间品的密集度由α决定，下游制造业最终品的密集度由δ和θ决定。根据假设，当上游中间品投入较多时，则下游最终品的劳动、资本投入比例较低；反之亦然。这显示了中间品和最终品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劳动力、资本密集度的差异。
再次，假设制造业产品的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的，因此当达到均衡时，利润为零，产品价格为边际成本加成，所以：
为简化分析，令
因此得：
（3）模型均衡
根据最终品制造业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得到A国消费者对A国和B国最终品的需求函数，其中支出为e：
同理对中间品的需求函数是：
于是A国中间品总产量为：
最终品总产量为：
B国的中间品总产量为：
最终品总产量为：
为了进一步考察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现象，引入ν、ρ、η分别表示A、B两国产出价值比、价格比和支出比，具体公式为
为研究方便，现假设两国制造业产量相同但产值不同，即Xd=X*d，将公式（5）（6）（7）（8）（10）（12）（14）（15）综合代入公式（13）中，可得
同理，将公式（5）（6）（7）（8）（9）（14）（15）综合代入公式（13）中，可得
联立上述两式，可知最终产品的生产受产品的价格、要素的价格、对投入的支出，也就是影响其需求的若干因素，以及运输成本的影响，因此其与中间产品的成本关联；中间产品的需求又受最终产品需求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运输成本与需求关联的影响因素是决定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生产区位，即决定不同国家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所处地位的主要条件。
2.基本结论
（1）运输成本越低，垂直分工体系越明显
图2-3 不同运输成本下νd和νμ的模拟关系
借鉴李宏艳对模型估计的影响参数，其中根据模型假设，给定参数w=0.8，r=1.6，ηd=1.2，τμ=τd，α=0.5，δ=0.2，θ=0.6，根据不同运输成本数值模拟出νd与νμ之间的关系，横轴x表示νd，纵轴y表示νμ，如图2-3所示。U点为经济的均衡点，此时若νd下降，νμ将会增加。这也就意味着若B国因为某些因素对资本密集型的最终产品需求增加，那么A国的劳动密集型的中间产品的生产将会增加，也就意味着此时已经形成垂直分工体系。从图2-3可继续推论，当运输成本进一步减少时，当νd逐渐增加时，νμ几乎接近于0，也就是说，B国几乎只生产最终产品，而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全部转移至A国。实际上，这里的运输成本不仅包括距离上的运输成本，还包括影响两地贸易的各种政策性贸易壁垒等，这就意味着当运输成本很低或者经济接近完全自由时，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贸易中间产品降低生产成本，于是同一产品价值链被分割，不同增值环节在不同国家集聚，从而确定了不同国家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地位。
（2）伴随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加深，跨国公司生产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相对集聚于发展中国家，高端环节相对集聚于发达国家
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垂直关联从生产技术角度体现为投入产出系数，即下游每单位最终品产值中对上游中间投入品消耗价值量的比重θ的变化。θ越大，则垂直关联越紧密，投入产出系数越大。依照上文设定的参数值，模拟νμ、νd和θ之间的关系，如图2-4所示。
图2-4 θ与νd（底面横轴）、νμ（纵轴）的互动模拟关系
νμ与θ的关系表现为正相关变动，即中间品对最终产品的投入影响越大，中间产品的生产越向发展中国家A集聚；上游投入品在下游生产中的比重越大则上游中间品产出水平越高，并且上游中间品生产向发展中国家A集聚。而νd与θ，即中间品对最终产品的投入影响越大，最终产品的生产越向发达国家B集聚，也就意味着随着国际生产垂直关联程度的不断加深，同一产品低端的中间投入品生产环节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握对产品的研发、设计、销售、管理等高端生产环节。
3.跨境分工的基本事实
通过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模型阐述，在两国存在比较优势的前提下，运输成本与投入产出系数是影响跨国垂直分工体系形成并发展的重要因素。接下来，本文就结合1978年左右粤港两地的经济环境及政策因素等分析“跨境分工”体系的基本原理。
（1）比较优势
以往学者研究香港制造业内迁的理论基础基本是一致的，大家都认为在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制造业转移的主要原因是香港劳动力短缺和昂贵的人力资本，其次是土地价格和租金高，生产成本上升使劳动密集型工业在香港丧失了生存的空间。根据廖柏伟、王于渐的研究，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中国内地的广州、深圳、东莞的制造业工资、租金与香港相比，前者只是香港的15%～21%[39]，如表2-4所示。
表2-4 1990年珠三角及香港的工资与租金的对比
按1990年香港制造商在华南地区雇用的400万工人计算，每一年仅仅工资一项就节省2000亿～2500亿港元。因此，可以说劳动力和土地供应充足及价格低廉，正是珠江三角洲的优势所在，也是吸引港商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2）运输成本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香港与深圳相连，与珠三角其他城市地理位置也非常临近。地理位置的临近可以大大地减少运输费用。
上文提及，运输费用绝不仅仅指地理上的衡量成本，还包括人缘风俗、政策制度、贸易壁垒的相关因素。首先，香港与珠三角双方有着共同的种族、语言、文化、历史和风俗，双方在贸易及合作上更容易达成共识；其次香港与珠三角虽然市场制度不同，但从改革开放起，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并努力地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国际惯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给予港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于是港商开始了对内地小量的试探性的投资；经过这种试探性的投资阶段后，香港厂商对广东的整体投资环境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而且广东省出台更多的规范性文件鼓励外商投资，减少了港商投资广东的不确定性，使得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于是香港与内地正式开启了“跨境分工”模式。
（3）投入产出要素
由于比较优势及运输成本的降低，香港与内地初步形成了“跨境分工”的体系，但前店后厂的垂直分工模式进一步的完善则是由投入要素所驱动的。由于垂直分工体系开始形成，香港的制造业企业转移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投资，而由转口贸易起家的不少港商获取海外订单容易，具有固定的出口营销渠道且熟悉国际市场，因而在珠江三角洲投资的港资企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有一半以上的港资企业产品全部出口。同时，由于珠三角与香港的铁路、高速公路和内河水运交通便捷，运输时间短、成本低，特别是当时珠三角本身的港口设施建设落后、国际航线少、集装箱运输不发达，而作为亚太地区国际航运枢纽和世界最大集装箱吞吐港口的香港，港口设施先进、国际航线密集、集装箱运输高度发达，因而长期以来在珠三角投资的港资企业大多将产品经铁路或高速公路运往香港，再由香港转出口输往欧美等目的地市场。
如表2-5所示。其中进口是指来自内地所有货物中，曾经以合约形式约定将原材料或者半成品运往内地加工后重新运回香港的部分；本地产品出口一项是指香港所有运输到内地的产品中，有合约约定在内地加工后再返回香港的部分，也就意味着出口的目的是在内地加工后再运回香港，其余的作为内销使用。
表2-5 内地与香港加工贸易的比例
续表
从表2-5中可以看出，香港的货品中有的是先在香港制造，输到内地加工后再返回香港；有些是将原材料直接输往内地，这就意味着内地生产的产品或者中间产品中绝大多数用于香港的出口或本地销售。以成衣为例，1989年有84.5%的成衣是在内地加工后再返还香港的，这说明成衣的投入产出要素比已经非常高。
伴随投入产出要素比的提高，最后的均衡结果将是生产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相对集聚于发展中国家，高端环节相对集聚于发达国家，也就意味着中间产品的制造环节将集中于珠三角，而最终产品的销售、研发等资本密集型工作将集聚在香港进行。事实也的确如此，香港工业在北移的过程中，并没有把企业的所有部门转移出去，转移的只是中间产品的制造环节。香港制造业的北移使得香港由过去的生产与管理合一的制造中心转变为脑力劳动的管理服务中心，在香港保留的公司转向进行生产的前期开发和后期的管理与服务，从事争取订单、扩大市场、原材料供应、开发设计、策划管理、财务管理与运营销售等工作。本地的生产企业开始逐步实现高科技化和高附加值化。同时，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和空间，促进了香港多个国际性服务型经济中心的确立和巩固。
据香港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到2003年止，大约有95%的香港服装和皮革工业、90%的塑料工业、85%的电子工业和90%以上的手表与玩具工业已从香港转移到以珠江三角洲为主的内地投资。1980年香港的加工制造业雇用约100万工人，到2003年仅雇用约20万工人，而同时在珠三角地区的港资企业雇用约1000万工人。因此，可以说粤港之间“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会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演进与改变。
（二）发展阶段及特点
正因为内迁能够解决长期困扰香港制造业厂商的问题，有利于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从1980年开始，香港厂商先是在深圳地区，接下来逐渐在整个珠三角地区设立工厂。
1.跨境分工体系的初始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制造业借助改革开放的契机，开始了制造业的内迁过程。此时主要以“三来一补”方式运作，即港方提供原料、设备、技术和管理，内地提供厂房和工人，成品运回香港包装和出口。劳力密集行业率先北移，例如制衣、塑料、钟表、电子等；上游工厂大多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北移的步伐较慢，当更多下游厂家已搬往内地，工业原料厂亦紧追其北移。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省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其优势只是“一块地皮两只手”[40]，而外商对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心存疑虑，于是采取投资少、见效快、简单明了的形式到广东进行投资[41]。广东省通过“三来一补”企业吸引外资，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1983年之前，在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的构成中，“三来一补”企业所占比例在30%以上。从两地生产上的关系来看，“三来一补”就是两地建立在生产上的初级合作关系，这一情况也与珠三角缺乏资金、技术的情况相吻合。但是“三来一补”只是承担的简单的加工生产，香港负责产品设计、市场推广的环节。
此阶段的分工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产业合作主要由民间组织推动。双方的合作模式主要是香港的企业家或商会借到广东探亲、考察之机，尝试投资建厂，具有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投资领域有限的特征。（2）合作的产业相对低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是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初期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双方的合作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诸如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轻工行业。（3）粤港产业合作的基础在于要素互补。广东拥有丰富而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而香港则具有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优势，正是这种要素差异成为粤港产业合作的内在动力。（4）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这一时期乃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因对内地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持怀疑态度，香港投资者多显得比较谨慎，同时，广东地方政府思想上处于初步解放阶段，粤港双方的合作空间和领域还相对有限。总体来看，此阶段粤港产业合作尚处于试探、摸索阶段，两地经济发展呈不同步状态。
2.跨境分工体系的正式形成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仍有港商对内地的投资环境抱观望态度，90年代北移的港厂有爆炸性的增长。80年代中后期，随着广东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外商对广东投资环境逐渐熟悉和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逐渐增强，在“三来一补”企业继续存在的同时，以直接投资的“三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逐步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原有的初级合作形式已经不能满足两地发展的要求。香港需要进一步向内地转移制造业，腾出空间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因此，珠三角在原有的“三来一补”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合作经营、合资经营和独资经营的优惠政策。2007年广东的港资企业中，约9成在1991年后成立，尤以1996～2000年为高峰。1990年代“三资企业”模式普及，港商扩大生产规模，自行买地设厂，发展内销业务。因土地和工资成本低廉，港商可承接的货量大增，因此不少原属中型的厂商在内地设厂后，业务相较在香港投产时倍增。
1990年代香港的厂房陆续收缩，工人分批遣散，公司在香港保留办公室，负责接单、银行、会计、物流、法律等服务。为再降低成本，近年来这些后勤服务亦北移，长驻内地工作的港人逐年上升，从1988年的52300人增至2005年的237500人。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把整个生产线和工序都搬到了珠三角地区。这时珠三角承接香港工业生产的加工和生产工序，成为生产基地；香港则保留了订单、设计、销售等环节，形成了正式的“前店后厂”模式。
图2-5 前店后厂分工示意
这种模式下，在广东实际利用外资的构成中，“三资”企业所占的比重从1989年的34.1%增加到1999年的84.3%，如表2-6所示。截至1996年，已约有80%的香港工厂或生产线转移至广东珠三角地区，香港“三资企业”及“三来一补”企业达66000多家。[42]“三资”企业在广东发展迅猛，对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些三资企业中，大部分是从香港转移过来的，从开始的来料加工到整个加工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经过多年的发展，“三资”企业中轻工业的比例明显大于重工业，其产品销售也以出口为主，轻工业品成为广东省工业品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广东省整个工业的“轻型外向”的发展格局。[43]
表2-6 “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利用外资额
1988年内地出现的通货膨胀并没有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则标志着中国第一阶段改革开放的成果得到充分肯定。进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推进，粤港产业合作渐入佳境，“前店后厂”合作模式成型并走向成熟，粤港两地经济发展多呈同步状态，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前店后厂”合作模式建立并成熟。粤港经过近十年的合作探索，“前店后厂”合作格局已然形成并走向成熟。这一时期，粤港顺应国际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进行合理分工。一方面，香港鼓励制造业的价值链低端部分通过投资的形式大规模向广东转移，同时，充分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面向全球市场，致力于发展产品的设计研发、品牌包装、市场营销网络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另一方面，广东则充分利用自身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积极吸纳来自香港等地区和国家的外资，大规模进行OEM（贴牌加工）、ODM（委托设计生产），迅速成为香港及其他外资企业的制造业加工生产基地。粤港之间的合作犹如“后厂”与“前店”的关系。（2）粤港产业呈现差异化发展特征。这一时期，随着香港第二产业向广东及内地的加速转移，服务型经济特征更为突出。1999年，香港的服务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高达86.1%，十年间上升了5.9个百分点。同时，广东则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1999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达47.1%，十年间增长了4.5个百分点。总体上，粤港两地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同步增长状态。（3）粤港产业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和深化。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香港在广东的投资领域不断扩大，香港的低端服务业如零售、财务、休闲等产业开始进入广东[44]，但受制于粤港制度上的差异以及服务贸易保护政策，粤港服务业合作仍未成为主流。
（三）分工效果
1.港资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从生产规模来看，由于成本低廉和政策优惠，香港制造商内迁后的规模明显上升。根据香港贸发局的数据，在抽样选出的24799家在内地设有工厂的香港公司中，有88.5%的公司在香港雇用的员工少于50人，其中雇用少于10人的占64%；而同样是这24799家公司，有超过2/3的公司在内地雇用的员工超过100人，其中更有8.5%的公司雇用超过1000人。[45]可以看出，香港厂家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技术及经验，在内地经营起大规模的生产网络，远远大于其在本港的生产规模。
表2-7 1996年在内地设厂的香港公司数量
2.香港本地制造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香港大部分生产线内迁后，本土剩余的制造业开始向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转移，有更多的精力及资金投入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当中，发展高附加值新产品。从香港统计局对1986～1996年制造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例的统计可以看出，本地制造商自内迁后趋向生产一些较高值的产品，包括食品、饮品及烟草；电子零件；塑胶制品；家庭电器用具及电子玩具等。
表2-8 1986～1996年部分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在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
3.双边贸易额不断增加
在相关政策及制造业内迁的推动下，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发展迅速。两地的贸易额从1978年的108.45亿港元，增加到2000年的12579.68亿港元，增长115倍，自1985年起，内地成为香港最大贸易伙伴。
表2-9 1978～2000年内地与香港的贸易额及占香港贸易总额比例
续表
4.港资成为广东FDI的主要来源
1986～1999年，广东省累计引进港商直接投资628.2亿美元，占同期广东省累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848.0亿美元的74%，而在1988年以前，港商在广东投资占同期的广东引进外商投资的比例更高达85%左右。因此，香港是广东最大外商投资来源地，广东也是香港在内地投资最集中的省份。
表2-10 1986～1999年广东省FDI及港资FDI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