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珠三角改革开放与香港制造业转移

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当一个社会的经济进入成熟的阶段，其经济结构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经济的主导部门将转移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或者服务业方向。20世纪70年代后，香港的制造业发展开始出现问题，产业结构不得不进行及时调整。

（一）香港制造业面临的外部挑战

1.“四小龙”竞争压力增大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相继实现了工业化，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采取“出口导向”策略代替“进口替代”策略。他们生产的产品与香港地区类似，出口地同样是欧美发达国家，因此彼此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如表2-1所示，20世纪60年代，香港地区的轻工业品出口额还远远高于韩国、台湾地区，但到了70年代中期，只有成衣、玩具、首饰、仪器处于领先位置，而传统的纺织、金属制品等已被台湾地区和韩国超越。同时，其他国家如泰国、印度尼西亚等虽然工业化起步比较晚，但他们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也比香港价格低廉，使得他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对香港产生了威胁。

表2-1 1962～1975年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主要工业品出口额的比较

续表

2.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加强

20世纪70年代，以美欧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出现“滞胀”，经济危机不断出现。尤其是1971年1月至1979年4月出现的石油危机直接导致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由于这些国家长时期采取凯恩斯主义扩大有效需求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通胀率居高不下，形成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采用贸易保护主义限制进口的措施，特别是配额制度，来抑制通胀。由于此次“石油危机”及“滞胀”的影响，一方面香港石油提价，造成制造业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不断强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及配额制度日益严格，导致香港制造业尤其是纺织业出口额度大幅下降。

（二）香港制造业面临的内部制约

1.生产成本增加

由于缺乏自然资源及土地，香港的制造业长期以来偏重纺织工业，而土地、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及其他初级产业则受到很大的限制。进入1980年代以后，这种以纺织、制衣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开始受到劳工短缺、工资及土地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困扰。尤其是工资的上涨压力最为明显。表2-2显示了一些行业工资的变化。随着工业化的起步制造业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而也提升了制造业的工资，使得大量的劳动力投身于制造业。由于产品需求大，只有大幅度提高工资才能吸引劳动力。因此，1980年代初，各行业工资涨幅极大，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表2-2 香港部分制造业名义工资指数

2.缺乏技术创新

由于“二战”后早期的香港企业家，多是在实际操作中掌握生产技术及管理经验的。根据港英政府1966年年中人口普查结果，从事制造业的雇员中只有2%拥有大学学历。因此，大部分厂商是通过有效地运用生产技术来直接进行产品生产。

图2-1 制造业的“微笑”曲线

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研究及统计发现，只进行中间工序的生产及组装是利润空间最小的劳动，而产品的开发、销售、认证、推广等前端程序和后端程序才是附加值最大的任务序。以中间工序为主的香港制造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及附加值都很低，并且容易受到前端和后端工序的挤压。在需求及供给途径受到经济危机影响时，香港将成为危机转嫁的对象。同时，根据1985年亚洲四小龙高科技产品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市场占有率及排名的相关资料^[34]，在27项高科技产品中，台湾地区占14项，韩国占5项，而香港地区只占有4项。这种态势严重影响了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及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也是香港制造业增长速度放缓及必须进行转型升级的原因之一。

3.服务业回报率更高

香港工业化的成功导致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进而引致社会对建筑业、公共事业、商业、运输和通信、金融及各类服务事业的需求。同时，在各个重要的产业部门中，制造业的人均附加值增长最慢，相对比而言，批发、零售、酒店及饮食业与金融、保险、地产及商业服务业等的回报率则更高。

表2-3 香港重要产业部门的人均附加值（以当年价格计算）

另外，在珠三角设立工厂的香港公司扩展业务规模，也对香港相关的生产型服务业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使得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推动服务业的高速增长^[35]。因此自1980年代开始，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不断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香港服务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香港作为国际贸易、金融、交通、信息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与巩固，逐渐成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旅游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等。

图2-2 香港制造业与服务业占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

（三）珠三角的改革开放与香港制造业的发展机遇

综上所述，香港制造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遇到了发展的各种困难。面对这种情况，香港必须开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升级”；或者寻找供给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基地，也就是所谓的“工业外移”，而内地改革开放与经济特区的建立为香港制造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促使香港的工业化再一次发生变革，加速了香港工业化的转型。

1.经济特区的建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明确提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事业。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指出：广东、福建两省毗邻港澳，利用港澳扩大对外贸易有独特的优越条件，潜力很大，肯定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由此，改革开放政策正式全面推行，首先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与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继而在沿海的各个城市地区进行全方位的开放。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内陆地区的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廉，因此，内地的开放促使了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北移，尤其是邻近香港的珠三角地区最为集中。

2.外向型经济发展

除成立经济特区外，国家政策也明确要求大量发展外向型经济，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海关，在管理上实行“内紧外松”原则，特区所需的机器设备、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资料允许免税进口；特区产品和进口产品一律不得内销等。港资企业初始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制造和补偿贸易）的局部开放形式为主，其后有合作经营、合资经营及全外资经营（“三资”）等投资形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港澳地区的制造业利用珠三角开放的机遇，将工厂（生产环节）转移到珠三角，而珠三角的企业则逐渐借鉴香港和国际的一些经济管理体制，吸收港澳资金和外资，利用廉价的要素优势，发展外向型的市场经济。从而在港澳和珠三角之间形成了制造业之间“前店后厂”的跨境分工模式。

因此可以说，“前店后厂”的跨境分工合作模式是香港制造业在遭遇内忧外患情况下，抓住内地市场局部开放的机遇，将香港的体制、资金和它掌握的国际市场与珠三角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相结合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