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跨境分工”体系相关文献研究
所谓“前店后厂”模式，一般是指在对采购营销与加工生产跨地域分工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协作的经济合作形式。它源于集生产和购销于一体的传统手工作坊经营方式，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已经演变成为两地之间产业分工协作的通俗而形象的说法。本文所说的“前店后厂”的跨境分工模式，主要指由于香港厂商把加工生产迁移到广东省，利用其自身海外贸易窗口优势，承接海外订单，从事制造和开发新产品、新工艺，供应原材料、元器件，控制产品质量，进行市场推广和对外销售，扮演“店”的角色；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则利用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进行产品的加工、制造和装配，扮演“厂”的角色。港澳在前，珠江三角洲在后，彼此紧密合作，因而该模式被称为“前店后厂”。学术界将香港与珠三角“跨境分工”体系的这种现象普遍称为产业转移。而陈广汉则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产业转移”现象与“前店后厂”模式是有区别的。“前店后厂”是经济全球化在微观的企业层面上所表现的价值链的分工与商品链的延伸。事实上，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没有整体性地向内地转移，而是将商品链的一部分（主要是生产环节）转向邻近的珠三角地区。香港本地企业负责订单处理、购买原材料、供应半成品等环节，珠三角则作为生产加工的基地。[1]按照这一观点，“前店后厂”的跨境分工体系则可以理解为是在粤港两地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跨境（学术上通常称为“跨国”）垂直分工体系，进而在两地分别形成“生产”及“销售”不同的产业集聚体系。因此，本部分研究将基于产业转移、产业集聚、国际垂直分工三个角度来探讨粤港“跨境分工”体系形成的一般机理，并就目前学者对粤港两地“前店后厂”模型的研究理论进行述评。
（一）“跨境分工”体系的一般机理
1.产业转移相关理论
产业转移通常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通过多种方式，将某些产业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是国际或地区间产业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转出地区与承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2]产业转移对于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是其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实现其全球战略布局、提高整体竞争力的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是其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技术进步和推进经济增长的过程。香港与内地“跨境分工”体系使得双方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共同推进了经济的增长。
1930年代，国际学者基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所提及的比较优势原理，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不同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工业化过程，发现产业在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之间具有梯度转移特征，而后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雁行学说、产品生命周期以及边际产业扩张等产业转移理论模式，从宏观上解释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和模式。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不断加深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国际上对产业转移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从产业转移的机理与模式向产业转移效应、技术创新与竞争优势等方面转变。[3]
（1）雁行形态理论[4]
1935年由日本学者赤松要（Akamatsu）提出的雁行发展模式理论结合“二战”后东亚国家经济及产业结构变迁，提出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态符合雁行形态理论，描述后起国某一特定产业（如19世纪日本棉纺工业）产生、发展的过程。该学说认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技术落后，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开放某些工业产品的市场。当这些工业产品的国内需求达到一定数量时，本国生产该种产品就具备了基本的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国内该行业逐步掌握了相关的生产技术，并凭借资源和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占领国内市场，最终实现该产品的出口，达到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由于这一行业产品的成长经历了“进口—国内生产—出口”三个阶段，如果把这一过程用曲线绘成图形，在一个以横轴为年代、纵轴为市场的坐标图上，展示这三个阶段的曲线就如三只大雁在飞翔。因此，这一理论被形象地称为“雁行形态论”，这种理论表明，产业具有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后进国家、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迁往较低的地区的特征，其转移方式都是把整个产业移出。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5]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年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由于每一种产品都会经历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技术发达国家对该产品的生产会随着衰退期的来临而丧失竞争优势，从而不得不将产品生产转移至其他国家，由此产生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产业转移。
（3）劳动密集产业转移理论[6]
刘易斯（Arthur Lewis）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趋缓，发达国家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丧失了比较优势，从而逐渐将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该理论以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将产业转移与比较优势的演变相结合，较好地解释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规律。
（4）边际产业扩张论[7]
这一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ojima）在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关资料后提出的。小岛清认为，按照比较成本论，一国应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进入边际产业的行列。他提出了“产业移植的比较优势”这一重要概念，建议在投资国与接受国之间从“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依次进行移植”，同时“由技术差距较小的投资国的中小企业做这种移植的担当者”。这一理论提出了产业转移的顺序选择。
（5）全球价值链理论
该理论由哈佛大学波特（Porter，1985）教授最早提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品内分工的出现及发展，使世界价值创造体系在全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重构。全球价值链理论表明，产业按生产环节进行区域分工，具有不同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区域生产不同零部件，而在区域分工中生产总是集聚在特定区域内展开的。其启示：承接产业转移应与培育产业集群区有机结合，形成两者互动。一方面，由于某地的资源或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分散在附近的同类企业，为了追逐外部规模经济逐步转移至该地，并且高密度地集聚在一起形成产业集聚；另一方面，依据本地的比较优势，引进外商投资，使国外或地区外产业转移到本地，进而形成集聚。这对承接地如何培育产业集群，以及园区、集中区的开发与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2.产业集聚相关理论
产业聚集是指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处在一个特定领域内相关的企业或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共性和互补性等特征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组在地理上集中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产业群的现象。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产业转移，产业集聚本身就包含着产业转移的因素，并且产业集聚是产业转移的结果。
（1）古典分工理论经济学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产业聚集及内部聚集和空间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的概念，并阐述了存在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Scale Economies）条件下产业聚集产生的经济动因。他指出，所谓内部经济，是指有赖于从事工业生产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而外部经济则是有赖于这类工业产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8]作者提出了三个导致产业聚集的原因：一是聚集能够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二是企业聚集于一个特定的空间，该空间能够提供具备特定产业技能的劳动力，从而确保工人较低的失业概率，并降低劳动力出现短缺的可能性；三是产业聚集能够产生溢出效应，使聚集企业的生产函数优于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企业从技术、信息等溢出中获益；并将集聚的效应归纳为劳动市场共享、中间产品和技术外溢三方面。
（2）产业区位理论
德国经济学家约翰·冯·杜能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强调区位运输差异的理论[9]，开创了区位理论的先河。在其《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作者寻求解释德国工业化以前某典型城市周围的农业活动的模式，杜能最早用多种要素来解释聚集经济现象，其农业圈模型区位外生市场的假设，是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标准假设完美结合的典范，他更是因此而被称为边际主义的创始人。
而阿尔弗雷德·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聚集的概念，并从微观企业区位选址的角度提出了产业区位理论。从企业最小生产成本出发，韦伯认为费用最小区位是最好的区位，而聚集能使企业获得成本节约，阐明了企业是否相互靠近取决于聚集的好处与成本的比较。他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和聚集因素（Agglomeration Factor），其中聚集因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聚集优势，这是初级阶段；而第二阶段则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实现地方工业化，这是最重要的，也是高级聚集阶段。[10]
（3）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产业集聚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它的交易费用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和制度演进理论是研究产业集聚（网络状中间组织形式）中的结构和治理机制的重要理论基础。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11]，威廉姆森等许多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Eaton.Williamson）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而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的成本，这种成本表现为各种形式：其一，交易双方为了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其二，交易双方发现事先确定的交易事项有误而需要加以变更所需付出的费用；其三，交易双方由于取消交易协议而需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损失。[12]
总之，新制度经济理论所强调的重点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不管在企业内部还是企业之间，社会关系一方面可以降低管理费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活力。这种社会资本，是形成产业聚集的出发点之一，也是产业聚集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条件之一。
（4）新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将产业集群纳入区域竞争优势的框架进行分析，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组织形式，它将某一行业内的竞争企业以及与这些企业相关联的合作企业，如供应商、生产厂商和相关机构聚集在某个特定领域，形成了区域内特色的竞争优势。[13]斯科特将交易费用分析方法运用到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中。斯科特认为企业的垂直分工将增加外部交易活动，由此将促使那些存在经济联系的生产企业向集群区域集中，大量企业的集聚将降低外部交易成本。[14]
（5）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上述大部分理论受到比较优势理论及新古典分析框架的束缚，它们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条件下，把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不同区域比较优势的差异性，或者不同产业在特定发展阶段对所在地区要素条件的不同要求。以克鲁格曼经典文献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NEG），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D-S框架（或OTT框架）下实现了立足于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和企业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表现为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而由经济活动的空间转移而形成的集聚又是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广义概念，既包括看得见的运输网络形成的有形运输成本，也包括地方保护引起的贸易壁垒等因素）和要素流动三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特别地，它强调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是决定区域产业转移的关键变量。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运输成本的变化，企业的利润结构以及个体的福利结构也随之改变，企业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个体依据福利最大化原则进行区位选择，最终导致新的区位均衡形成，这一过程表现为产业空间布局的变化过程，也就是产业转移[15]。新经济地理学以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ixit-Stiglitz Model，简称D-S模型）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为基础，借助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假定——收益递增思想，并建立了描述产业聚集的“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my）（克鲁格曼，1991）。该模型的基本假定为：一个国家，两种产品：农产品和制造品。农产品是同质的，其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因此农产品的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由外生的土地分布情况决定；制造业包括许多有差异的产品，其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的特征，很少使用土地。而正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每种制造品的生产将只在为数不多的地区进行，从而实现了产业的聚集。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心—外围”模型依赖于外部经济，即规模经济、收益递增以及运输成本和需求的相互作用。
3.国际垂直分工相关理论
关于国际垂直分工现代专业化理论基础的研究框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扩展”的标准国际贸易理论框架内的研究，假设由于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进行产品内分割并分散生产，根据比较优势或者资源禀赋原则，按照产品不同生产阶段的不同要素密集度被分散到不同地区进行生产；另一类是引入产业组织理论和契约理论的研究，关注交易成本、不完全契约等问题。
（1）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分为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对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扩展。而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俄林及萨缪尔森研究表明，比较优势由各国资源要素禀赋决定，并建立了H-O模型系列。这一分析框架仍然适合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的分析。因为，不同生产区段的要素（包括技术）密集度差异使得具有不同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的国家在不同的生产区段产生比较优势。琼斯扩展了比较优势的范围，将特殊资源的禀赋也作为比较优势，分析了其对贸易模式的影响。[16]国内学者卢锋在解释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起因及分析其经济影响时，都同样应用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模型框架。[17]
（2）新贸易理论
Ishii与Yi[18]、卢锋（2004）等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是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两方面因素决定的结果，不同生产阶段既可能存在规模经济差异，也可能存在要素投入比例差异，通常是后者决定了不同生产阶段的国别分工结构，而前者强化了这种分工。产品在不同生产阶段可能有不同的有效规模，在生产过程能够分割的情况下，可以依据有效规模安排各个部门的生产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3）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
一些学者将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的概念纳入贸易模型以解释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说明企业在垂直一体化生产与契约外包之间的动态选择问题，着重从产业组织方面阐述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和产品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方向、利益分配等问题。[19][20]
从上文关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文献中可以看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是目前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全球分工和贸易带来巨大的变化。比较优势仍然是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但是其作用在逐渐弱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越来越重要的动力及垂直专业化分工安排的重要影响因素，运输成本、贸易壁垒等影响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展。
（二）已有的“跨境分工”体系相关研究文献
1.分工机理
关于香港与内地“前店后厂”跨境模式的分工机理，目前研究都是基于上述的相关理论。第一类是“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粤港两地生产成本差别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加上毗邻的地理位置、密切的历史联系和人文文化，在比较利益驱动下形成“前店后厂”跨境分工模式，如郑天祥[21]等。第二类是傅高义提及的“增长极”理论及产业结构转移理论对该模式的影响，他认为香港与广东存在生产力“级差”，从而发生发达地区的产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等一系列经济现象，本质上也属于“比较优势”的范畴。[22]第三类是“垂直分工”经济体，封小云认为香港与广东的“前店后厂”合作是在全球化产品价值链“垂直分工”基础上自然产生的粗放式的经营，这种模式属于一种落后的互补性合作，是一种简单的、低层次的生产资源的组合。[23]以上三类理论基本上是由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及赫克歇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衍生而来。第四类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粤港合作之间的“交易费用”。侯广辉把粤港“前店后厂”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从资本投入、政府交易、地理因素、人文因素等角度分析得出，“前店后厂”合作模式是在当时情况下最合适的规制结构，所以也是各种合作模式中交易费用最小的一种模式，但这种交易模式缺乏“契约形式”的保证，合作还处于松散的阶段，违约成本高。[24]
除定性研究外，也有学者从定量的角度来对香港的产业转移进行研究，如张光南利用产业结构偏离度的方法，探讨香港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效益偏离，他认为对于行业生产效率极低的产业，如制造业的鞋履制造业、家具及装置制造业、家庭电器用具及电子玩具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饮食业等，香港政府应该把这类产业继续转移到珠三角，集中精力发展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效益比较好的行业。[25]
最后一类是采用调查形式分析香港企业在内地的投资动机，探讨产业转移的因素。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公司在内地最初投资时，主要考虑“接近香港”、“廉价劳动力”、“良好运输条件”以及“优惠政策”等因素，新建工厂主要考虑“廉价劳动力”“个人关系”“更优惠政策”等。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前店后厂”的这种跨境分工体系形成的研究结论大多集中在上文所述的前五类观点中，本研究在产业转移、产业集聚、国际垂直分工三大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综合了维纳布尔斯[26]及李宏艳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模型[27]，探讨跨境生产与垂直分工体系形成的机理。
2.分工影响
关于香港与内地“前店后厂”的分工效果，从短期的作用来看学者们对其基本持赞成的观点，认为“前店后厂”对于粤港两地的经济发展作用是巨大的，如宋恩荣[28]，陈广汉[29][30]等。其中陈广汉就曾高度概括这种模式的作用，他认为，一方面“前店后厂”的模式使香港制造业在高成本下继续生存和保持竞争力；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全球价值链向中国内地延伸，也导致了粤港澳在制造业的分工与协作。这种解释的视角也为粤港进一步的区域合作及粤港制造业分工的未来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但也有学者从深层次探讨这种合作模式面临的问题。关智生、黎熙元在《试论粤港关系中的经济合作问题》中提出，粤港两地日益密切的经济交往只是一般的市场交易关系，还是属于“低层次”的合作关系[31]；黎熙元1998年的《再论粤港关系中的经济合作问题》提出这种低层次的合作关系虽然有所进展，但根本合作矛盾仍未解决，如广东仍是发展普遍技术层次较低的产业、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缺乏大规模高质量的跨地区企业集团、双方仍未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等。[32]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这种方式是否要继续保留，学者们也有相应的论述。邓树雄、胡敦霭指出粤港两地的产业结构梯度仍然存在，形成“前店后厂”模式的条件虽有变化，但仍然存在。所以他们赞成对“前店后厂”模式提出修正，而不赞成取消，对模式调整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上，特别是对于“后厂”的技术提升。[33]而更多的学者目前都认为“前店后厂”模式是在1980年代初特定的历史、经济、政治背景下所形成的。随着广东经济的崛起，目前广东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和许多物质技术条件方面，不比香港差，部分学者赞成把这种垂直型分工转向水平型分工，改变广东在“前店后厂”合作中的地位，争取“店厂平行”或“厂店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