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评论
“靶子”、“灵魂”和“血肉”
——《哲学通论》的立意与追求
孙正聿[1]
摘要：《哲学通论》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的。它所针对的“靶子”是如何理解哲学、怎样进行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它的“灵魂”就是一个“通”字，“融通”古今中外哲学，“贯通”哲学与生活，“变通”各异其是的哲学观，“打通”哲学的理论空间，“开通”哲学的思想道路；它的“血肉”就是把“通”字作为流动的血脉，层层推进“疏通”对哲学的思维方式、生活基础、主要问题、派别冲突和历史演进的理解。《哲学通论》的立意与追求就是以“思想的前提批判”为“解释原则”重新理解哲学，以“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表征“时代精神”和“打通”哲学的理论空间并“开通”哲学的思想道路。
关键词：《哲学通论》；思想的前提批判；表征的存在方式；哲学的思想道路
创作和研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或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离不开对三个问题的追问：一是为何要写？这就是“靶子”问题；二是要写什么？这就是“灵魂”问题；三是写出什么？这就是“血肉”问题。没有明确的“靶子”，就是“无的放矢”，让人“不知所云”；没有鲜活的“灵魂”，就是“文字堆砌”，让人“味同嚼蜡”；没有丰满的“血肉”，就是“面目狰狞”，让人“望而却步”。由此我追问自己：为何要写《哲学通论》，它的“靶子”是什么？《哲学通论》要写什么？它的“灵魂”何在？《哲学通论》写出了什么？它的“血肉”是否丰满？为此，我以《哲学通论》的立意与追求为聚焦点，谈谈它的“靶子”、“灵魂”和“血肉”。
一 《哲学通论》的“靶子”
《哲学通论》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的。它有三个直接的针对性：一是如何理解哲学，二是怎样进行哲学研究，三是如何变革哲学教育。
首先是对“哲学”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哲学界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阐释中外哲学史”和“反思世界性的现代化”的聚焦点上，引发出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究竟如何理解我们所研究的“哲学”？对“哲学”本身的追问，并不是抽象地追问“什么是哲学”或“哲学是什么”，而是包含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从“历时态”上看，关系到全部哲学史上对哲学的各异其是的理解；从“同时态”上看，关系到现代哲学对哲学的各执一词的理解；从“理论性质”上看，关系到对哲学与常识、宗教、艺术、科学等相互关系的理解；从“派别冲突”上看，关系到对人们所熟知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等相互关系的理解；从“理论形态”上看，关系到对哲学的人类性与历史性、绝对性与相对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理解；从“社会功能”上看，关系到对哲学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理解。整部《哲学通论》的出发点，就是以上述问题为“靶子”，集中地论述了我对“哲学”的理解。
《哲学通论》开门见山地提出：“哲学不是宗教，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信仰？哲学不是艺术，为什么它也赋予人以美感？哲学不是科学，为什么它也启迪人以真理？哲学不是道德，为什么它也劝导人以向善？难道哲学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吗？”[2]这是每个接触“哲学”的人都渴望回答又难以回答的问题，也是每位“哲学家”都苦苦求索又莫衷一是的问题。由此切入，不仅回应和激发了人们追问“哲学”的渴求，而且直接地进入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哲学与常识、宗教、艺术、科学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当代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哲学与常识”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正是在反思和辩证这两个关系的进程中，《哲学通论》提出和分析了人类把握世界的“三个层次的概念框架”，具体地探讨和辨析了常识、科学和哲学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形成了哲学不是常识和科学的“延伸”和“变形”，而是对常识和科学的“反思”和“超越”的总体性结论。对于人们最为困惑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个结论的基本点就是：科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从而形成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哲学则以科学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反思”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全部活动中所隐含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构成思想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展开批判。因此，哲学就是“反思”，哲学的“反思”就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这是《哲学通论》对“哲学”的根本性理解，也就是我所提出的关于哲学的“解释原则”。2016年出版的《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以这个“解释原则”为“灵魂”而敞开了哲学的可能的“理论空间”：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基本观念和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从这两部著作的关系上看，《哲学通论》和《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构成了我的哲学研究的“解释原则”与“理论空间”的相互规定、相互阐释的上篇、下篇，系统地展现了我所理解的“哲学”。
其次是怎样进行“哲学研究”。《哲学通论》的“导言”是“进入哲学思考”，《哲学通论》的最后一章是“哲学的修养与创造”，它的“头”和“尾”的针对性，都是怎样进行“哲学研究”。
关于“哲学”，人们最为“熟知”的说法就是“爱智”。然而，何谓“爱智”？“爱智”的哲学如何“爱智”？《哲学通论》的“导言”以辨析“智慧与爱智”“熟知与真知”“名称与概念”“有知与无知”为内容，具体地回答了哲学何以“爱智”和如何“爱智”的问题。这就是“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它启迪、激发和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永远敞开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空间，促进社会的观念变革、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艺改进和艺术创新，从而实现人类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3]在《哲学通论》最后一章的开头，对于“爱智”的哲学又做出更为深切的概括：“哲学，它不是抽象的名词、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人类思想的批判性的反思的维度、理想性的创造的维度。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想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4]学习和研究哲学，需要不断地“激发自己的理论兴趣，拓宽自己的理论视野，撞击自己的理论思维和提升自己的理论境界”。在具体地论述哲学的“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逻辑的展开性”和“思想的开放性”以及哲学的“求真态度”、“反思取向”、“批判精神”、“创新意识”、“分析方式”和“辩证智慧”的基础上，《哲学通论》把如何研究“哲学”概括为五句话：“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着专注的意志和洒脱通达的境界”。
《哲学通论》对哲学如何“爱智”的分析和论证，也就是对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分析和论证。这个分析和论证，有着明确的、现实的针对性，这就是“原理+实例”的思考方式、研究方式和写作方式。以这种思考方式、研究方式和写作方式为“靶子”的根据就在于，“反思”的哲学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特别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存在、世界、文明、历史、真理、价值、正义、自由等——的前提批判。思想的前提批判，必须以文明史的“范畴化”为反思的“阶梯”和“支撑点”，以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为反思的对象和内容，赋予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以新的时代性内涵，实现哲学的“术语的革命”，因此“反思”的哲学不是“以原理解说实例”或“以实例证明原理”。离开对“范畴化”的文明史的反省，离开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所谓的“哲学研究”，就会成为“凑句子”、“找例子”、以“散漫的整体性”去堆砌词句的文字游戏。例如，把“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有“章”、有“节”、有“目”地并列为“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实践思维”“人本思维”乃至“信息思维”“生态思维”“和谐思维”，就失去了黑格尔所说的“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而且陷入了黑格尔所批评的没有“灵魂”的“散漫的整体性”。《哲学通论》所设定的关于“哲学研究”的“靶子”，正是这种“原理+实例”的“外在的反思”。《哲学通论》正是针对这个“靶子”，把哲学研究的工作方式概括为“时代精神主题化、现实存在间距化、流行观念陌生化和基本理念概念化”。
最后是如何变革“哲学教育”。“反思”的哲学，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是以思想的前提批判推进人们的观念变革和人类的文明进步，因此，哲学不是“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在哲学教育中，书上写条条，老师讲条条，学生背条条，考试答条条，阅卷找条条，这是违背哲学本性的根本问题，也是哲学教育所面对的最大问题。
《哲学通论》提出，人们之所以常常把哲学研究当作“原理加实例”的“凑句子”“找例子”，用原理解说实例或用实例论证原理，之所以常常把哲学教育变成“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不理解“人是哲学的奥秘”，不理解哲学是关于“人之为人”的学问。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引导人们“尊敬他自己，并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按照冯友兰的看法，哲学以外的学科都是“使人成为某种人”，而哲学则是“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这些看法是意味深长的，它启发我们从“人之为人”的视野去理解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
哲学问题总是人生在世的大问题，因此，《哲学通论》把“哲学”归结为“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求索天、地、人的人与自然之辨，探寻你、我、他的人与社会之辨，反省知、情、意的人与自我之辨，追寻真、善、美的人与生活之辨，凝结为理解“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哲学范畴，凝结为恩格斯所说的“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离开对西方哲学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实然与应然、真理与价值的反思，离开对中国哲学的天与人、内与外、体与用、道与器、理与欲、人与己、义与利、仁与智、知与行的理解，特别是离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与物质、运动与规律、实践与认识、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必然与自由的把握，哲学和哲学教育怎么能不变成“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正是从“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这一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的主旨出发，《哲学通论》把哲学的主要问题归结为“在”“真”“善”“美”“人”这五大问题，引导人们“尊敬他自己”，并致力于追求“最高尚的东西”——对真理、正义和更美好事物的追求。
《哲学通论》还提出，人们之所以把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当作用原理解说实例或用实例论证原理，是因为总是用“抽象”“深奥”“玄虚”甚至“神秘”的观念去看待“哲学”，而不理解哲学是“最具体”的、“最平实”的和“最切己”的。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对“自明性”的分析，就是对“不证自明”的、“不言而喻”的和“毋庸置疑”的东西的“反思”，也就是“追问”人们不再追问的东西。《哲学通论》以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切入点，以我们面前的一张“桌子”为对象，引发了无限丰富的“哲学问题”：为什么“我们”与“桌子”之间会构成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关系？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桌子的“现象”而我们的思想却能“把握”桌子的“本质”？我们为什么能够把各式各样的“桌子”都把握为“桌子”？我们根据什么说这张桌子是“好的”而另一张桌子是“不好的”？我们为什么不满足于眼前的这张桌子而设想乃至制造出“更好用”“更漂亮”“更高级”的桌子？这些问题，正是哲学所追究的“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个别与一般”“真理与价值”“理想与现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些“深奥”的哲学问题，就隐含在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而不是远离生活的“神秘”问题。
《哲学通论》由此提出：“科学”是把复杂的东西变简单，从而以某种规律去解释千差万别的现象；“哲学”则是揭示看似简单的东西的复杂性，从而引发人们对构成思想的诸种前提进行批判性反思。由此，《哲学通论》还以调侃的语句提出：学“科学”，我不说，你糊涂，我一说，你明白；学“哲学”，我不说，你明白，我一说，你糊涂。为什么学哲学反而“糊涂”？就因为哲学是对“自明性”的分析，是对“不证自明”的问题的追问，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思想的前提是“隐匿”于思想之中的，是“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是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和“不证自明”的，因此，把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东西当成问题，追究“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的前提”，当然会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和“无所适从”。然而，哲学的意义就在于使人由“明白”到“糊涂”再到“明白”，在对“自明性”的追问中由“熟知”而达成“真知”。这就是哲学的“思想的前提批判”所实现的“思想”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
思想的前提批判，是哲学的“专业”，但不是哲学的“专利”。哲学的“专业”就是把人类全部活动中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反思”的对象，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不断地变革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前提”。哲学以自己的“专业”把思想的前提批判渗透于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之中、渗透于人类的全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之中，追究规范人类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思想前提”，就会以“专业”的而非“专利”的“对自明性”的反思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专业”的而非“专利”的哲学教育，是最具体的、最平实的、最切己的，因而也是最亲切的。
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既是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又是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哲学问题既是关于“人之为人”的“大问题”，又是对“自明性”追问的最平实、最切己、最具体的“小问题”。因此，哲学和哲学教育既是凝重的又是亲切的，既是深沉的又是睿智的。《哲学通论》所针对的，就是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和僵死枯燥的话语方式去看待哲学、研究哲学和讲授哲学；《哲学通论》所追求的，则是以平实、切己、具体的哲学反思，通情、达理、睿智的辩证智慧，深刻、厚重、优雅的内容和形式，深化对“自明性”的追问，深化对“人之为人”的理解。
二 《哲学通论》的“灵魂”
《哲学通论》的“靶子”是“如何理解哲学”，《哲学通论》的“灵魂”就是以这个明确的“靶子”为目标而阐发对“哲学”的理解，提出并论证了关于哲学的新的“解释原则”——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哲学通论》的“靶子”与“灵魂”是相互规定的，《哲学通论》的“破”与“立”是相辅相成的：“靶子”愈准确、愈艰难，则“灵魂”愈鲜活、愈凝重；“灵魂”愈真切、愈强大，则“靶子”愈明确、愈真实。以“靶子”激活“灵魂”，以“灵魂”击穿“靶子”，这就是《哲学通论》的“靶子”与“灵魂”的“破”与“立”的辩证法。
《哲学通论》的“灵魂”就是一个字——“通”。之所以称之为“通”，是因为它立意于“通”，它追求于“通”，它要“通情达理”地“疏通”对“哲学”的理解。因此，“通论”既不是“导论”，也不是“概论”。“导论”，侧重于“引导”和“导入”，重在梳理和分析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特性、社会功能和学科状况等；“概论”，侧重于“概括”和“概述”，概略地介绍和评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自然哲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等。与“导论”“概论”不同，“通论”则致力于“通达”或“疏通”，批判地反思对“哲学”的各异其是的理解，集中地阐发作者所理解的“哲学”。这就是《哲学通论》的立意与追求，也就是“通论”的“灵魂”。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三国演义》总导演王扶林说，他的《三国演义》的“灵魂”就是三个字——“英雄气”。怎样拍出这个“英雄气”？王扶林说他就抓住两件事：一是显示“英雄气”的“主题曲”，二是展现“英雄气”的“英雄形象”。—曲“滚滚长江东逝水”，从始至终贯穿《三国演义》电视剧，英雄气概油然而生，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诸葛亮、关羽、曹操等“英雄形象”叱咤风云，以其或“智”或“勇”或“一代枭雄”的“鲜活面容”，展现出穿越“历史时空”的“英雄气”。电视剧《三国演义》的“英雄气”，既以“灵魂”构筑其“血肉”，又以“英雄形象”的“血肉”显示“英雄气”的“灵魂”。与作为文艺作品的《三国演义》一样，作为学术著作的《哲学通论》的立意与追求，就是要以“通”的“灵魂”而构筑起“通论”的“血肉”，又以丰满的“血肉”而显示其“通”的“灵魂”。为此，《哲学通论》既谱写了自己的“主题曲”——黑格尔关于哲学的“七个比喻”，又书写了自己的“范畴化”的“英雄形象”——“在”“真”“善”“美”“人”这“五大问题”。
为何要以黑格尔关于哲学的“比喻”作为《哲学通论》的“血脉”？黑格尔的哲学史意义，借用马克思对其辩证法的评价，就在于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追问“哲学”，从而在哲学史上达成了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黑格尔的理论自觉，形象地体现在他的关于哲学的“七个比喻”：哲学之于文明，犹如“庙里的神”；哲学的历史，好像是“厮杀的战场”；哲学史的真谛，则是犹如“花蕾、花朵和果实”的自我否定；哲学的深沉的反思，使它犹如“密涅瓦的猫头鹰”；哲学对思维的自觉，并不是“教人思维”，正如“生理学”并不是“教人消化”；对哲学思想的理解，正如对“用一句格言”的理解，其含义是根本不同的；理解哲学，不能像“动物听音乐，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却没有透过它们的头脑”。
体悟和品味黑格尔的“七个比喻”，进而引申和发挥黑格尔的“七个比喻”，《哲学通论》道出了对“哲学”的理解：哲学如同普照大地的阳光，它照亮了人类的生活世界，使人类生活显现出意义的“灵光”；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不同时代的哲学，以及同一时代的对生活意义具有不同理解的哲学，总是处于相互批判之中，哲学史便显得像一个“厮杀的战场”；哲学思想之间的相互批判，并不是一无所获的徒然的否定，而是如同“花蕾、花朵和果实”的自我否定一样，在否定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因而哲学的历史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智慧，它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它需要深沉的思考和深切的体会，因此它如同“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总是在薄暮降临时才悄然起飞；哲学智慧并不是“教人思维”，而是使人自觉到“思维的本性”，掌握思想运动的逻辑，从而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真正掌握这些智慧，不仅需要慎思明辨的理性，而且需要体会真切的情感，需要丰富深刻的阅历，这就像“同一句格言”，在老人和孩子那里的含义不同一样；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性的结论，如果只是记住某些哲学知识或使用某些哲学概念，那就会像“动物听音乐”一样，听到各种各样的“音调”，却听不到真正的“音乐”。真正的音乐会引起心灵的震荡，真正的哲学会引起思维的撞击。在思想的反思中走进哲学，在思维的撞击中扬帆远航，才会真实地感受哲学的魅力，才会进入通达的哲学境界。
“通达”哲学之境，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黑格尔那里，既有展现精神历程诸环节的《精神现象学》，又有阐述文明演进诸环节的《哲学史讲演录》，更有反思概念规定诸环节的《逻辑学》。正是在《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和《逻辑学》的相互规定和相互辉映中，在人类的精神历程、文明演进和概念规定的“三者一致”中，黑格尔才达成了“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哲学理论自觉。同样，《哲学通论》所追求的“通”，并不是抽象地追问“何谓哲学”，而是诉诸对古今中外哲学的“融通”，对哲学与生活的“贯通”，对各执一偏的哲学理念的“变通”，对拓展哲学理论空间的“打通”，对寻找哲学思想道路的“开通”。“融通”、“贯通”、“变通”、“打通”和“开通”，是《哲学通论》“通达”哲学的理论自觉，是活化《哲学通论》之“通”的多重变奏。
“通论”哲学，首先需要“融通”古今中外哲学。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历史性的思想构成思想性的历史，思想性的历史则展现历史性的思想；离开思想性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性思想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离开历史性的思想，哲学的思想性的历史就是“厮杀的战场”和“死人的骨骼”的“陈列”。古代先贤和近代哲人都致力于对哲学本身的追问，都提出了关于哲学的独到的“解释原则”。反思哲学的历史与逻辑，“融通”古今中外哲学的“哲学理念”，既是《哲学通论》关于“哲学的历史演进”的基本内容，也是《哲学通论》立论的哲学史依据。“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这是《哲学通论》“融通”哲学史以“通达”哲学的最基本的“方法论”。
“通论”哲学，不仅需要“融通”古今中外哲学，而且需要“贯通”哲学与生活。《哲学通论》第三章集中地论述了“哲学的生活基础”，分别地阐发了“哲学与人的存在方式”“哲学与社会的自我意识”“哲学与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为何存在？《哲学通论》提出：人是把“人生”变成“有意义”的“生活”的存在，是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实践”的存在，是把“理想”变成“现实”的“超越性”的存在。哲学根源于人类存在的矛盾性，根源于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矛盾性的理论自觉。因此，哲学绝不是远离生活的玄思和遐想，而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并从而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贯通”哲学与生活，就会“通情达理”地“通达”哲学，《哲学通论》之“通”就有了鲜活的生命和灵魂。
“通论”哲学，不仅需要诉诸哲学史的“融通”和诉诸生活的“贯通”，而且需要辩证地看待各异其是的哲学观的“变通”。《哲学通论》第一章“哲学的自我理解”，以概述当代哲学八种主要的哲学观——普遍规律说、认识论说、语言分析说、存在意义说、精神境界说、文化批判说、文化样式说和实践论说——为主要内容，展现了当代哲学的多元性的“解释原则”和多样化的“思想道路”。列宁曾经提出，“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5]当代哲学的各异其是的哲学观，从根本上说，就是从人的存在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去构成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特殊的“解释原则”，并以其特殊的“解释原则”去构建其“哲学体系”。为此，《哲学通论》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新世界观”反思当代的各异其是的哲学观，既“通达”地阐释这些哲学观，又批判地“反思”这些哲学观，从而深化对“哲学”的理解，并升华为关于“哲学”的新的“解释原则”。
“通论”哲学，更为重要的是“打通”哲学的理论空间和“开通”哲学的思想道路。《哲学通论》把“对思想的思想”的哲学阐释为“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就为哲学的“反思”提供了开阔的和开放的理论空间：一是对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特别是对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二是对哲学自身的前提批判，特别是对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前提批判；三是对理论思潮的前提批判，特别是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前提批判。而2016年出版的《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6]，则更为系统和更为深入地展开五个方面的前提批判：一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前提批判；二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形式逻辑、内涵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前提批判；三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常识、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前提批判；四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存在、世界、历史、真理、价值、自由等的前提批判；五是对构成思想的“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哲学的存在论、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人生观的前提批判。这五个方面的“思想的前提批判”，都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实质内容而展开的，本质上都是深化对“哲学”的追问，都是具体地论证“前提批判”的“解释原则”。因此，《哲学通论》“打通”的理论空间，也是“开通”哲学的思想道路。
《哲学通论》所“开通”的哲学思想道路，直接地是破解哲学的“知识论立场”，深层的是重新理解和阐释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它究竟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是“思维和存在”的问题？这两者的区别是根本性的和原则性的。前者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来研究，考察和追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后者则是把“思维”和“存在”作为研究对象，提供关于“思维和存在”的知识，从而形成哲学的“知识论立场”。这种哲学研究的“知识论立场”，其本质是把“哲学”视为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最高的解释性的“知识”，从而以知识分类表的层次性来区分“哲学”与“科学”，并因此把“哲学”视为“科学”的延伸和变形，当作“科学的科学”或“全部知识的基础”。这种理解和解释，从根本上模糊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真实的“哲学意义”，并模糊了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的独特的理论性质和特殊的社会功能。
哲学意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而予以“反思”；离开“反思”的思维，就不能提出哲学意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然而，究竟如何理解哲学意义的“反思”？在对黑格尔的“对思想的思想”的“反思”中，我所提出的问题是：哲学所反思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构成了我的“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哲学解释原则：只有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才是哲学意义的“对思想的思想”，才是哲学意义的“反思”，才是真正意义的“哲学”。《哲学通论》由此所“开通”的哲学思想道路就是：揭示“隐匿”于思想之中并“强制”地规范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通过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基本观念和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历史性地变革构成思想的诸种“前提”，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哲学以思想的前提批判而构成“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就是《哲学通论》所“打通”的哲学理论空间和“开通”的哲学思想道路。
三 《哲学通论》的“血肉”
《哲学通论》的“灵魂”是“通”，《哲学通论》的“血肉”就是以这个“通”字作为流动的“血脉”而构筑和滋养自己的“躯体”。具体言之，就是把《哲学通论》的“思想的前提批判”的“解释原则”作为根本性的、贯穿始终的研究主题，层层推进地“疏通”人们对这个“解释原则”的理解——哲学何以就是“思想的前提批判”？
把哲学理解和阐释为“思想的前提批判”，《哲学通论》既诉诸对哲学的“历时态”和“同时态”的哲学观的梳理，又诉诸对哲学的“理论性质”和“派别冲突”的反思，更诉诸对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主要问题”的探究，从而在对“哲学”的层层追问中，把“哲学”界说为“思想的前提批判”。
在对哲学的“历时态”即“纵向”的考察中，《哲学通论》以三条线索透视哲学史：一是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演进透视哲学史，二是从哲学的历史演进与人的历史形态的相互关系透视哲学史，三是从人类历史形态的文化内涵即马克思所概括的人的“自我异化”及其消解透视哲学史。正是在对这三重线索的“复调式”的论述中，《哲学通论》阐发了把哲学界说为“思想的前提批判”的根据与意义。
哲学的历史演进是同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性深化密切相关的。古代哲学离开对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认识论反省，单纯地从对象世界本身去寻求“世界的统一性”，没有自觉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而无法达到“反思”的哲学理论自觉；近代哲学则以追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聚焦点，自觉地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认识论论转向”中把哲学引向“对思想的思想”；现代哲学又在其“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中，超越了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中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从思维与存在的现实基础（实践）或文化中介（语言）出发去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把哲学引向对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基本观念——真理、价值、正义、自由等——的“前提批判”。这就是《哲学通论》从对哲学“基本问题”历史演进的透视中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反思”的哲学就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的“基本问题”及其“理论形态”的历史演进，直接地取决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性变化。关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马克思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将其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这三大历史形态。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具有各自特定的文化内涵，并因而从根本上规定了哲学的历史任务。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形态中，哲学的历史任务就是确立某种“神圣形象”以表征“人的依赖关系”的自我意识；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中，哲学的历史任务则不仅要“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且要进而“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以实现“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正是由人的历史形态所决定的哲学的历史任务，构成了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的历史演进：从哲学的理论自觉上看，是从“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到“知其不可而不为之”再到“知其不可而必为之”的“形而上学历险”；从哲学的社会功能上看，则是从“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到“弱化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再到“保持必要的张力和达到微妙的平衡”的“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哲学所追寻的“本体”，既不是某种“实体”的存在，也不是某种“逻辑”的存在，而是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因此，哲学的“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就是在“思想的前提批判”中历史性地变革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本体”，为人类的新的理想性追求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以“思想的前提批判”为“灵魂”而构筑《哲学通论》的“血肉”，最为重要的是明确哲学的“存在方式”。《哲学通论》提出，哲学作为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作为思想性的历史，既不是以“表述”的方式去“描述”或“叙述”人类的存在形态和人类的文明史，也不是以“表达”的方式去“讲解”或“阐发”关于人类存在形态和人类文明史的“体悟”或“理解”，而是以“表征”的方式去“呈现”或“绽放”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表征”是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的存在方式，也是《哲学通论》以“通”为灵魂而构成其自身的鲜活的“生命”和“血脉”。
哲学的派别冲突是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如何理解和看待这种基本形式，深刻地体现了对哲学的不同理解。《哲学通论》认为，哲学的派别冲突，既不是被“表述”的经验事实，也不是被“表达”的主观意愿，而是被“表征”的关于人类存在的矛盾性的自我意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派别冲突，理论地“表征”了关于人类存在的自然性与超越性的矛盾的自我意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派别冲突，理论地“表征”了关于人类存在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矛盾的自我意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派别冲突，理论地“表征”了关于人类的感性存在与观念存在的矛盾的自我意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派别冲突，理论地“表征”了关于人类所追求的真理与价值的矛盾的自我意识。把哲学的存在方式理解为“表征”而不是“表述”或“表达”，不仅疏通和升华了对哲学的派别冲突的理解，而且通过对哲学派别冲突的“前提批判”而深化了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哲学“解释原则”的理解，也就是深化了对《哲学通论》的“灵魂”的理解。
《哲学通论》把哲学的主要问题概括为“在”“真”“善”“美”“人”这“五大问题”，然而，《哲学通论》既不是“表述”关于这五个问题的知识内容，也不是“表达”关于这五个问题的主观意愿，而是通过这五个问题“表征”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具体言之，“在”的问题，既不是“何物存在”的问题，也不是“说何物存在”的问题，而是理论地表征了人类对“世界的统一性”或“终极存在”的渴望和追求；“真”“善”“美”的问题，既不是“表述”某种经验事实，也不是“表达”对真善美的体验或体认，而是追究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理论地“表征”了人类文明的时代精神；“人”的问题，既不是科学意义的对人的存在的“表述”，也不是文学意义的对人的存在的“表达”，而是理论地“表征”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存在就是被感知”“因果习惯联想”“先天综合判断”“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语言是存在的家”“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等诸多影响深远而又争论不休的哲学命题，并不是“表述”或“表达”了人的存在，而是理论地“表征”了文明进步中的“时代精神”——从“信仰的时代”到“冒险的时代”再到“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思想体系的时代”乃至“分析的时代”的“时代精神”。离开对哲学的“表征”的存在方式的深切的体悟和理解，而把哲学视为科学的“表述”或艺术的“表达”，就无法真实地理解哲学何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
“表征”的理论自觉，活化了《哲学通论》的“灵魂”。哲学之“通”，就在于既不是把哲学视为“表述”经验事实的“科学”，也不是把哲学视为“表达”情感意愿的“艺术”，而是把哲学视为“表征”存在意义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这种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就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由“人的目光”所构成的“世界观理论”，既是“表征”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表征”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这种反思和表征人类文明的哲学，就是《哲学通论》的立意与追求。
——《哲学通论》出版近20年了，仅以此文献给喜爱、研究和讲授这部著作的人们
[1]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资深教授。
[2]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第21页。
[3]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第3页。
[4]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第430页。
[5]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第311页。
[6]孙正聿：《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