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通论》与哲学教育的未来
莫雷[1]
摘要：《哲学通论》作为一部专著性的教材，是为了突破“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和“原理加实例”的讲述方式，以符合哲学本性的方式使学生进入哲学。孙正聿教授通过辩证地处理知识与反思、思辨与体验、学养和教养的关系达到了思想、逻辑与语言的统一。《哲学通论》对“何谓哲学”艰苦卓绝的追问在当今的哲学教育中仍然有其巨大的意义，它通过“有理讲理”和“前提批判”使哲学教育能够征服人；它对“崇高”和“通达”的追求使哲学教育能够打动人；它对哲学的永无止境的求索和自我批判则使哲学教育充满了开放性和创新性，能够吸引人。因而，《哲学通论》使哲学实现了自身的思想解放，使哲学教育可以真正面向未来的挑战，推动哲学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关键词：《哲学通论》；知识论立场；反思；思辨；体验；前提批判
《哲学通论》是在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和哲学课程体系改革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哲学通论》作为大一哲学系本科生入学后上的第一门专业课，对于尚未接触哲学的同学来说是一门哲学启蒙课，目的是激发起他们对哲学的兴趣，使他们感受到哲学的魅力，学会哲学的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进而真正迈进哲学的大门。所以，“哲学通论”这门课程的产生就是为了应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哲学教育存在的困难、推动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这种努力和尝试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并有助于我们思考未来哲学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一 哲学教育面临的困难
哲学作为对人类智力的终极挑战，它能教吗？它应该教给学生什么？哲学教育和其他学科的教育有什么不同？在哲学教育和对哲学的理解中，尤其在教科书体系下，长期流行的观点就是“哲学的知识论立场”，“把哲学视为具有最高的概括性（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解释性（最大的普适性）的知识，并以知识分类表的层次来区分哲学与科学，从而把科学视为关于各种‘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的知识，而把哲学视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知识。这样，哲学就成了具有最大的普遍性的科学，就成了全部科学的基础”。[2]当人们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入手区分哲学与科学，并赋予哲学以“最大的普遍性”的地位时，哲学就变成了知识的总汇和规律的总和。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不仅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哲学与科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还会给哲学教育带来巨大的困难。因为如果把哲学看成普遍规律和知识的总汇，那么哲学就如同科学一样成了构成性的思想，哲学就好像可以按照科学的方式来传授，有设定好的理论模型和标准答案。这往往会使哲学教育“背离哲学本性”，“一是把哲学当成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和空洞的说教。既没有深厚的历史感，也没有强烈的现实感，又没有巨大的逻辑感，因而不能在哲学教学中做到‘以理服人’；二是以所谓‘原理加实例’的方式去编写修修补补、拼拼凑凑、毫无创意、千部一面的教材，把教材变成必须死记硬背的‘标准答案’。”[3]其结果必然是学生不爱听，不愿学，慢慢丧失了对哲学的兴趣，使哲学陷入了“哲学的贫困”。
二 《哲学通论》的不懈追问
正是为了克服“原理加实例”等外在的说教方式，“哲学通论”的课程及教材通过艰苦卓绝的追问——“哲学是什么”激励学生进入哲学思考，以符合哲学本性的方式来从事哲学研究与哲学教育，使学生感受到哲学教育的魅力，即哲学教育既是深沉的又是亲切的。《哲学通论》主要通过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辩证关系的把握来解决哲学教育中所遇到的困难，实现了哲学教育的创新。
第一，知识与反思的关系。哲学教育和其他教育一样，必须向学生传授本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内容，使学生了解哲学史的历史演进，正如恩格斯所说，哲学是“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4]。但是，学习哲学，不能仅仅把它当成一种知识或实证科学接受下来，“如果把哲学教育局限于哲学知识的灌输和历史文献的考证，就会淡化哲学作为理论思维的分析、综合、概括和表达能力的培养”。[5]哲学有其自己的存在方式和研究方式，哲学不是知识，而是“爱智慧”，哲学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持续的反思和追问。那么，怎么能在一本书中向学生开启哲学学习所需要的背景知识呢？又如何使学生在占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做到以符合哲学本性的方式学会反思，而不是陷入空洞的思考呢？《哲学通论》辩证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一方面，它以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为切入点，主张“哲学不是科学”，表明了哲学的反思本性，另一方面，它又以广博的理论背景和宏大的理论视野来层层深入地向人们呈现“哲学是什么”，凸显哲学的厚重历史感。比如，《哲学通论》从哲学史的发展角度，将哲学的反思概括为七种方式，即“本体论的反思方式；观念论的反思方式；概念论的反思方式；实践论的反思方式；语言论的反思方式；存在论的反思方式；文化论的反思方式”。[6]又比如《哲学通论》通过对“在”“真”“善”“美”“人”等哲学主要问题的追问打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使学生能够抓住大问题。总之，《哲学通论》通过哲学与哲学史的水乳交融来向我们展现如何学会哲学反思，如何达到具体而又富有内容的思考。这特别有助于解决大学哲学专业的本科生在学术训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上所遇到的困难，有助于他们真正理解什么是哲学。
第二，思辨与体验的关系。哲学往往被看成抽象的概念游戏，或者是一幅板起面孔教育人的形象，似乎很难与人亲近。《哲学通论》认为，“在哲学活动中，思辨或体验，或者说反思与领悟，二者可能有所偏重，但不能有所偏废”。[7]“思辨，在于具体地辨析思想，因而重在对概念的反思；体验，在于真切地领悟经验，因而重在对生活的体验。但是，反思的概念有其经验内容，体悟的经验需要概念表达。经验无概念则盲，概念无经验则空。离开概念的经验内容，所谓的思辨就成了黑格尔所批评的纯粹的‘形式推理’；离开表达经验的概念规定，所谓的思辨就成了黑格尔所批评的单纯的‘物质思维’。在真正的哲学活动中，思辨与体验总是融合在一起的，既不存在没有体验的思辨，也不存在没有思辨的体验。”[8]《哲学通论》以思辨的方式对思想的前提进行不断的批判，以符合哲学本性的方式揭示了哲学的活动方式，使人们得以真正进入哲学，达到对哲学的理论自觉。同时，《哲学通论》表达了对这个时代最深切的关注与真切的领悟，如对市场经济、现代化及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等的体会，并把这种体验和体悟与思辨结合起来，这使它既深刻又亲切，使初学者不至于望而却步，能够跟随著者的思考逐步进入哲学的殿堂，也使一些入门者不至于陷入概念的游戏，而能够跟随著者将自己的哲学思考与对当代中国现实的关切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思想、逻辑与语言的关系。在哲学研究、哲学写作和哲学教育中，思想、逻辑与语言很难完美统一。要么思想深刻，但文笔晦涩，佶屈聱牙；要么文笔优美，但又缺乏思想的深度和逻辑的力量。孙正聿教授在《哲学通论》的写作方式和讲课方式中都特别看重这三者的关系，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哲学通论》和千篇一律的教科书的平铺直叙的方式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文笔优美，逻辑严密，充满了激动人心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不仅体现在他善于通过两个概念的对比，如熟知与真知、名称与概念等来说明问题；还体现在比喻的选择和精心安排上，如“品味黑格尔的七个比喻”一下拉近了初学者与黑格尔的距离；还特别体现在他凝练的概括和大段的排比的运用上，如对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概括一下使我们明白了本体论的内涵；更体现在将“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贯穿于全书的各个部分，将整个内容有机统一起来，真正达到了“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和全体的自由性”的统一，充满了逻辑上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第四，学养与教养的关系。哲学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教育相比，不光是传授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教会人们独立思考，培育健全的人格。所以很多人把哲学教育看作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讲，哲学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9]《哲学通论》在最后一章专门谈及“哲学的修养与创造”，目的也是希望通过哲学学习，人们既能够具备专业的哲学学养，同时也能够成为具有现代教养的人。这种深厚的人文教养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更重要的，它使学生自觉追求“通达的哲学智慧和高明的生活态度”，从而使学生达到“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和永无止境的求索”。[10]
三 《哲学通论》与哲学教育的未来
“顽强的、艰苦卓绝”的对哲学的自我追问构成了《哲学通论》的主旋律，并通过这种追问参与到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和哲学课程改革中，推动了哲学观念的变革。这种追问和不懈的追求在当今的哲学教育中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今天的哲学教育在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随着科学特别是数学日益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和入侵，哲学也面临着实证化、科学化等困扰。“在英语国家出现语言转向的近百年来，哲学日益科学化，美国哲学家罗蒂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成倍增长，原因是学生们相信哲学已成为科学。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的专门化、技术化已十分接近经验科学的形态，并且已经显示出某些可操作的技术前景。”[11]这种哲学科学化在哲学教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过程中，仍然有所体现，表现为在某些方面仍然不能很好地克服对知识论的理解和“原理+实例”的讲述方式问题，这使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理解辩证法和科学方法的区别，也无法真正领悟和感受到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魅力。因此，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回到《哲学通论》以及它所开启的教学改革中，通过符合哲学本性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摆脱死记硬背和抽象理解，使他们在充分的文献积累的基础上真正形成思想积累，做到学有所得，学有所乐，由此推进哲学教育的改革，使哲学教育经得起未来的挑战。
首先，《哲学通论》真正做到了“有理”“讲理”，这四个字是对符合哲学本性的教学方式的最好概括。哲学不是概念游戏，而是理性的分析和论证从而达到清晰阐释，哲学教育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启发和启迪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用理论的力量征服人。“有理”要求必须充分占有哲学史的理论资源和清晰的论证，而“讲理”则需要“讲出理论的历史感、现实感和逻辑力量”。[12]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说：“任何真正的理论，都不是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而是形成于三个及基本向度的统一：一是它的历史兼容性，即认识史的总结；二是它的时代容涵性，即当代实践的总结；三是它的逻辑展开性，即概念发展的逻辑系统。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和巨大的逻辑感，构成了理论自身的魅力。”[13]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无疑是哲学教育在当下的现实中面临的重大难题。要么具有历史感和逻辑感，但缺乏对现实的深切体会和深刻把握；要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但缺乏深厚的历史感和强大的逻辑，使对现实的把握流俗化；要么具有历史感，也具有现实感，但缺乏理论的内在的逻辑的力量。《哲学通论》指出：“哲学的力量，不仅源于‘哲学中的问题’，更是源于‘问题中的哲学’，即现实生活中所蕴含的哲学问题。因此，‘讲理’的哲学，不仅要讲深、讲透哲学中的‘形上’问题，而且要讲深、讲透现实向哲学提出的‘形下’问题……把‘问题中的哲学’上升为‘哲学中的问题’，把理论的‘外部困难’即理论与经验的矛盾升华为理论的‘内部困难’即理论内部的矛盾，从而以哲学的方式关切现实并对现实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这不正是哲学工作者的‘用武之地’吗？”[14]
第二，《哲学通论》将哲学理解为“对思想的前提批判”，一方面使哲学教育能够始终关注重大的哲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它又走向了批判和自我批判，始终敞开哲学求索的空间。“哲学，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15]这样来理解哲学，哲学才不会故步自封，才不会以终极真理自居，而是不断去反思思想的前提，批判思想前提的隐匿性和强制性，在批判中重新表征时代，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新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这样，哲学才能有生命力，才能从思想上开启未来，才能以先行到来的方式对时代起到规范和引导作用。正如该著指出的那样，“正是在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中，实现了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并导致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整个生活方式的变革，从而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16]
第三，《哲学通论》还将哲学教育与人的崇高关联起来，着力培养人的大智慧和大境界。这在当今的消费社会有其特别的意义。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人们沉溺于感官的满足和享乐，容易盲从盲信，不愿意从事艰苦的理性的思考和批判。这在某种意义上和黑格尔当时所处的时代的问题是相似的。黑格尔说，“哲学所要反对的”，首要的就是“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兴趣”，“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17]。我们既可以感受到问题的迫切，同样也由此可以意识到哲学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孙老师经常引用黑格尔的这句话，“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重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18]这种对内在充实的关注，对艰苦的理性和精神力量的追求，对崇高的呼唤在当今的哲学教育中异常重要，它可以教导学生对流俗文化和观点进行反思和批判，教会学生享受精神上的更高层面的愉悦，并真正实现内在的充实和个性的张扬。
总之，《哲学通论》是既深刻又亲切的，它改变了学生认为“哲学非常容易学”和“哲学抽象难学”的双重误解，以通论的方式彰显了哲学教育的魅力。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说，“《哲学通论》所追求的‘通’，并不是抽象地追问‘何谓哲学’，而是诉诸对古今中外哲学的‘融通’，对哲学与生活的‘贯通’，对各执一偏的哲学理念的‘变通’，对拓展哲学理论空间的‘打通’，对寻找哲学思想道路的‘开通’”。[19]正是通过这些融通、贯通、变通、打通、开通，《哲学通论》以深刻而又亲切的方式向人们展现着“平常心、异常思”的魅力，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方式给我们开启了推进哲学教育改革的路径，使哲学教育能够真正迎接未来的挑战，面向未来。
[1]莫雷，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2]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第89页。
[3]孙正聿：《关于哲学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2000年第6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8页。
[5]郭湛：《中国哲学教育的改革与未来》，《中国大学教学》2017年第3期。
[6]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第157页。
[7]孙正聿：《孙正聿讲演录》，长春出版社，2011，第87页。
[8]孙正聿：《孙正聿讲演录》，长春出版社，2011，第87页。
[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16页。
[10]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第462～472页。
[11]孙利天：《哲学与纯粹思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7号，第9版。
[12]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第482页。
[13]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第482页。
[14]孙正聿：《推进哲学教育改革提高中华民族的哲学修养》，《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6期。
[15]孙正聿：《推进哲学教育改革提高中华民族的哲学修养》，《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6期。
[16]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第187页。
[17]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第32、31页。
[18]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第36页。
[19]孙正聿：《“靶子”、“灵魂”和“血肉”：〈哲学通论〉的立意与追求》，《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