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症结：两种制度就是两条道路的误解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内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可以并存，是以实现祖国统一为目的而提出的新的战略构想和国家运行模式，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突破与发展。但当构想逐渐变成现实时，主观设计与客观事实、理论和实践的张力也逐渐凸显。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祖国统一”这个两地民众曾同心协力要实现的共同目标，就随着历史使命的完成而退出了舞台。香港民众对“一国”的认同也因此褪去了它的历史文化的共性色彩，而逐渐在政治层面上显现出分歧和矛盾，甚至出现了用“两制”来反对“一国”、用“一制”反对另外“一制”的倾向。尤其是随着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变迁，香港民众开始构建自己新的身份认同，而在这一过程中因受英国殖民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更倾向于强调两制之间的差异，并且开始用概念化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来攻击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虚构一种先入为主的“本地区政治文明发展程度高于内地”的优越感，并假想内地“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会侵蚀掉他们“先进”的价值理念、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等，把本来属于香港社会生活本身发展中出现的民生问题、民主诉求和福利诉求变异为抽象的“制度之争”“主义之争”，以此敌视和抵触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所内含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人心的回归和对政治国家的认同由此出现挫折和危机，并表现为不断地爆发社会运动和民间冲突。更为严峻的是，随着对“两制”差异的不断强调，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含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盲目自信，一些香港民众、学者和官员对香港发展的未来预期越来越偏离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理想，并坚定地认为“两制”既然在起点和现实的发展中迥异，那必然也会走向不同的未来，香港回归后只是在主权和外交上受中央的管控，其他领域都完全可以遵照自己的意愿运行和发展，这种隔阂和分歧会永远延续下去，没有合二为一的希望，即“两制”必然走向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内地的部分民众、学者和官员也习惯性认为“一国两制”理论仅仅就是为了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而随着问题的解决它的意义也就消失了。“两制”只要相安无事，就可以互不干涉，各自发展，以至于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香港的发展很少会被以积极自觉的态度真正纳入国家的整体规划中，香港的未来也多被以放任自流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这种态度和观念使得香港人始终有一种“异类”感、“他者”感，更加重了在“一国”方面的人心隔阂。

这种在制度与道路关系问题上的传统性认知，不仅否定了当下“两制”之间的统一性，而且也预设了在“未来中国”这个命运共同体中双方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从而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一方面，在绝对对立中思考，用矛盾双方的斗争性否定统一性，即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放在完全对立的立场上，认为一方的发展对另一方来说只是削弱和战胜，二者是势不两立、绝对分明、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主观愿望上想利用自身的优点去攻击对方的缺陷和不足，最后达到使另一方屈服或消融在自己的运行模式和价值观念的“理想状态”之中，或者至少保证自身的特性不被对方同化掉。现实中就表现为，用西方所宣扬的“自由”“民主”的抽象理念来指责中央对香港行政长官任命权的专制性以及借此攻击内地的政治制度。由此，鼓动和制造了许多纷争和社会运动，给香港的稳定、香港民众的人心回归、两制关系的和谐制造了越来越多的障碍。另一方面，用僵化的理论剪裁了鲜活的实践，犯了形而上学独断论的错误。对“两制两路”的认知和坚信，实质上是把两种制度看成是一个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永恒的抽象理论，每个制度下所有的事物都是它的先验预置和设计，不可能跳出制度性质规定的范围；所有这个制度下的事物都遵循既定运行的规律，社会现状是怎样，将来也还是如此，亘古不变，至多承认有量的积累，但不承认会有质的变化；香港资本主义式的生产方式、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运行都会严格依照所属制度性质设定的目标前进，未来前景也必然要走一条不同于内地社会主义式的发展道路；且坚信香港社会只要保持自身的性质，就一定会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内地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带着这种制度自信和主观判断，把理论的设想异化为了某种超人的客观神秘力量，并强行地推进到掌控实践发展的进程中，甚至用它来干涉和剪裁鲜活的社会实践，反而忽视了香港社会发展中那些理论不可测和主观不可控的客观性因素，而这些恰恰对社会未来发展样态的塑造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香港民众在新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建构中所出现的症状及其产生缘由，正像后殖民主义者萨伊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总结的那样，“想象的地理和历史”有助于“精神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存在方式”的手段（2007）。而且它还造就了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体系，虽然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影响还会延续很久。在现实中就表现为，用意识形态来干预现实发展的走向，带着先在的思维模式和主观判断来看待和处理“一国”与“两制”、“两制”之间的关系问题，以致香港民众失去了平和、客观、公正和科学地看待内地发展的基本态度，反而在“有色眼镜”的干扰下更多地增强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盲信，从而失去了借助内地社会发展的“东风”来进一步推进自身发展的良机，同时也抑制了通过吸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价值观先进性来克服自身缺陷的发展生机。这种用意识形态一味地否定现实需要的做法，我国早在冷战和“文革”期间就有着深刻的教训，并被历史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能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由此就产生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从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出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1995）。所以，任何把社会发展纳入既定设计模式的做法都是要付出历史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