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疗救：两种制度同归一条道的创新

理论上的清醒才能支撑政治上的坚定。对中国道路与“一国两制”的关系的认知，直接关乎中央和香港正确处理现实冲突和未来发展问题。中国道路和“一国两制”实践本来就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实践生成性特征最鲜明的体现，且“一国两制”又体现了具体中的具体、特色中的特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较之于传统的历史观来说最大的突破和创新之处就在于，它克服掉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性和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以不断生成性的创造从刻板灰色的形式追求中拯救生活实践的灵动长青内核。从历史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看，“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1995）。社会制度只是社会有机体的表现形式，是社会生活过程的组织形式，只有通过一定的形式，人们才能生活，生活是鲜活的，形式是多变的，随着生活水平的增长，人们必然要抛弃旧的形式，创造新的形式。中国现代化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前最鲜活的实践内容，也是中国道路的具体内容和发展前景，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根本利益和宏伟大业。在这个共同目标下，“未来中国”这个命运体是包含“一国”主权下所有地区、公民乃至华夏儿女在内的共同有机体，它的塑造过程中充满着流动性、实践性、整体性和辩证性。这是一个充满联系性和创造性的生成和发展图景，而不是一个遵循“永恒轨道”的僵化的机械图景。所以，任何固化的知识体系都是对生动鲜活的运动内容的扼杀和摧残，任何固化性的理解都是对它的封闭和窒息。“两制”只是这个共同理想实现过程中的不同具体操作规则和模式，不能把它作为模式化的“剪刀”来裁剪现实。制度和道路的生成和发展绝非抽象的概念和理论，而是鲜活而具体的生活实践。因此，在对中国道路和“一国两制”实践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上，中央和香港都应该摒弃单一的意识形态化和制度化思维模式，从民族利益出发创造新的国家认同，坚持用发展的办法和眼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多些面向未来共同理想的灵活性、包容性和协商性。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均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反对传统神权、君权统治和促进人的解放与发展方面有着相同之处。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在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中进入世界现代化主潮流的。在以全球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中，两个制度都不可能是封闭自存、孤立僵化、游离于浪潮之外的，因此，“两制”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是相互借鉴、广泛合作、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和趋势中展开的实践过程，因国情的特殊性，要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加快突破传统、走向现代的步伐，必须借鉴先走进现代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才能集聚后发优势，“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马克思，1963），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创新和超越。中国目前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全方位改革之中，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也变得越来越急迫，世界一切文明的现代化经验无疑都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宏任重要的参照因素。香港因其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在经济发展、政治管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历来是中国内地现代化改革的榜样及与世界接轨的重要窗口，并且在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还要继续发挥积极性的枢纽和先锋作用。这也是在谈及“一国两制”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时，邓小平所强调的，“道理很简单，我们需要。我们保持这样的政策，采取这样的立场，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齐鹏飞，2004）。“香港的稳定繁荣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密切的关联。”（1993）为此，我们要突破以往对“一国两制”的形而上学式的理解，即静态地、片面地把它仅仅当作一个解决统一问题的权宜之计或者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而忽视了“一国两制”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全新的发展模式。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观从来都是包含现实发展的真实情况和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等因素在内的科学理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一国两制”实践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正是基于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以及全球化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和理解的基础之上而顺利推进的。这也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固有内涵。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发展放在全球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提出了“应当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和解决问题”（1993）。只有把“一国两制”放到中国道路的整体性和历史性的体系中来推进，才能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纬度上彰显它所蕴含的超越有限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国两制”的理论建构和未来设想，是在全球化的时空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创新，不仅创造性地回答了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创造性地回答了不同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如何通力协作共同实现现代化目标。它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增添了丰盈的内容和实现形式，也为全球化背景下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示范效应。因此，从有机整体性和动态发展性意义上来看，“一国两制”是着眼于以全球性为特点的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大格局来设计和规划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与目标的，是中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创造。“一国两制”是中国道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实践方式，是基于特殊国情设计的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运行模式，更是规避掉西方现代化道路和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缺陷之后，创造性地走出的一条较为完善的现代化道路的崭新范式。“一国两制”所蕴含的理论深度和政治智慧远远超越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权宜之限。

因而，实践上务必要在全球化的广阔场景和中国道路的整体格局中来处理“两制”关系问题，除了在原初和前提性上强调文化意义上的“一国”外，更要通过国民教育及其他有力的途径，平和积极地面对与构建一个现代政治意义和未来理想信念意义上的“一国”，从而有效去除英国运用长期的教育手段根植于香港民众思想中的那些日常霸权和虚幻的共和形象。将国家、民族、主权、文化等宏大的政治叙事与香港民众的住房、医疗、消费、环保、自我认同感等生活领域的微观政治结合起来，关注和满足普通大众的真正需求，毕竟“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马克思，1956）。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将香港民众有效地吸纳进整个国家体制和未来发展战略之中，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治价值观渗透于港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内化成他们的行为准则和感性体验，最终使得“一国”突破文化和法律意义上的抽象概念性，成为香港民众现实生活的切实内容。全面把握现实的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力求超越先验、超越表象、超越主观，以平和谦逊、包容共济的态度看待“一国两制”的发展前景和中国道路的未来。用开阔的视野和全局的观念克服民族、地区的狭隘性和保守性，客观地看待和认识“一国两制”实践中国家认同的构建、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以及未来的发展。香港的民主改革固然重要，但不可脱离中央独自进行，也不可以凌驾于整个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之上。在发展的前提性上，必须明白自从回归后，香港和内地的命运已紧紧联系在一起，休戚与共、密不可分。香港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一国两制”的政策支撑、“两制”之间良好融洽的关系以及内地的繁荣稳定。不能用单纯的概念来代替和左右实践的走向，因为现实世界是“无须借助什么神奇的钥匙、什么特殊的话语和工具以及背后的活动，也能经得住探求和讨论的”（萨伊德，2007）。尽管“两制”的性质迥异，有时在方法、原则和价值上也会相互冲突，但它们所面对的未来愿景、共同期许以及塑造中国道路的共同实践却是这些相异背后最大的同。香港和内地的发展都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构成要素，需要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共同探讨和找寻一条对双方都有利的发展道路。国家的发展是香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脱离了国家的整体框架单谈香港的发展无疑是空中建楼阁，香港未来的发展毫无疑问必然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部分。这不是理论的先验，而是现实发展的生成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