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解释国家支持或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原因
尽管地区一体化具有诸多吸引力，但国家对地区一体化却并不必然抱有积极态度。国家有许多理由拒绝一体化，特别是当一体化无法实现国家利益时，国家也可能退出一体化进程，所以，理论上，国家态度光谱的一端是国家反对一体化，国家拒绝参与一体化。本研究关注光谱的另一端，国家对一体化持有支持或参与的态度和立场，并且更细致地观察可以发现，国家的态度强弱、参与方式等都存在差别，其表现与原因正是本研究所着重关注的问题。不同国家面对迥异的形势，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参与了涉及不同领域或发展到不同程度的地区一体化，并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但是，这些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原因，在解释俄罗斯时却遇到了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一 国家支持或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原因
地区一体化的动因和动力显然与本书的研究主题“国家支持或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原因”并不相同。地区一体化的动因更多与地区主义相关，将位于“地区”层次的获益作为合作目标，以促进“地区性”的增加，但国家显然并不总是具有如此高的“觉悟”，也并不愿意将“地区主义”作为目标加以追求，自利的国家更多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做出决策。因此，这两个问题存在一定的差别。星野昭吉在讨论后一问题时谈道，“民族国家之所以追求区域主义，其原因还在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军事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功能的相对降低”，[74]这在欧洲体现得非常明显，“民族国家太大以至于不能主导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它又太小以至于不能管理国际事务”。[75]这意味着“地区”在功能上可以弥补国家的不足，所以国家对地区主义除了主动追求外，[76]还有迫于形势被动选择的成分。因此，在分析国家支持或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原因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国家的主动性和被动性。[77]既有的研究在讨论了一体化的动因和动力的基础上，大多仅仅是更进一步分析了个别国家支持或参与一体化的原因，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国家如此之多，对其政策选择特点或偏好的研究实际上十分必要且有意义。本部分将从多个维度讨论国家参与或支持一体化的原因。
（一）国家对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的地区一体化的参与
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地区一体化在支持立场和参与度上存在差别。这不仅受到地区一体化在不同领域发展程度差别的影响，也与国家在不同领域的利益需求不同有关。
第一，国家对经济一体化具有较强的支持态度和参与意愿。国家深刻地认识到，“在一个经济增长依赖于贸易、投资和新技术的世界里，一体化是比闭关自守更好的自卫方式”。[78]通过参与经济一体化，国家可以打破贸易壁垒，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可以用地区集体的力量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增强对地区外国家谈判的砝码；还可以在地区内部，约束邻国的经济行为，实现以经济发展求得政治安全的目的。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是趋利的，而相比其他领域的一体化，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让渡的主权是最少的。因此，比较而言，让一个国家接受经济一体化是最容易的。
第二，国家通常对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地区一体化并不积极，但在特殊情势下，国家有可能积极参与政治一体化。通常，“一体化的难点在于安全、防务和地缘政治领域”，[79]其原因在于该领域的一体化较多地涉及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很多国家对此犹豫不决或根本拒绝。例如，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非常明确，它“不接受政治一体化的目标”，而“赞成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实现某种模式的经济一体化”。[80]这是英国并没有在初期就加入欧共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便是经济一体化，英国也没有走在前列，出于对主权和尊严的维护，英国没有使用欧元。而英国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底气”，在于它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大国，[81]不需要一体化也仍然能够确保自身的基本利益。但对于那些实力逊色的中小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独立的能力较弱，或者是在特别的情势下，如面对强大的外部威胁时，通过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地区一体化来确保自身安全，就成为可以接受的政策选择，而且也是必需的选择。
第三，观念和认同领域的地区一体化最难吸引国家主动参与，若要达到效果，需要长期持续推进。从理论上说，位于同一地区的国家通常因为地区的内部接近性而在观念和认同方面具有很强的同一感，在此领域进行的地区一体化具有相当扎实的基础，而且“观念在产生和维持制度安排方面具有重要作用”，[82]在地区内推动观念和认同方面的融合有利于增进各国的友好关系，维护各国之间的制度性合作，减少摩擦和敌对的可能。但是，由于观念和认同的非物质性和一旦成型难以短期改变的持久性，在此领域的地区一体化如果与原有基础相悖或者带有强迫性质，那么将很难吸引国家参与并达到其目标。换句话说，没有经济或政治领域的一体化，仅仅从观念上推动地区一体化难以奏效。
除存在领域差别，国家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一体化，或者说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一体化，在支持立场和参与度上也存在差别。“行为者总是试图将负担加在别人的身上，而自己却不愿意承担调整的成本”，[83]这是由国家的自私性决定的，也就是说，国家参与一体化，更多追求收益，而不愿付出成本。但任何领域的一体化，都需要参加国承担相应的成本，例如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修改本国法律和政策、提供相应的人员和物资以利于一体化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等。而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一体化，对国家提出的成本要求也有差别，因此，从成本计算的角度，国家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一体化的参与态度存在差别。
当地区一体化处于地区机制的草创阶段，参与地区一体化的成本较低，参加国需要进行的主权让渡和政策修改幅度都较小，而且机制的最初参加国具有参与设计机制和制定政策的资格，能够使一体化在机制设计上有利于本国利益。因此，草创阶段的地区一体化机制容易获得国家的支持和参与。而当一体化机制发展成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组织时，国家若要参与该组织，则需要进行较大程度的改变，付出较多的成本以适应地区一体化的要求，因此，相较于机制的草创阶段，国家参与到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组织中的难度更大。但在一体化机制发展的最初阶段，该机制是否能使参加国得到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以及机制本身发展的前景如何，都是一个不确定性因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损国家参加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性。而当地区一体化较为成熟时，如已经在组织化运行，国家能够预期到明确收益，将有利于提高国家的参与积极性。以上分析针对的是已经开始的地区一体化，如果国家为地区一体化机制的倡导国，则其当然的具有较强的支持态度和参与积极性。综上，地区一体化的发展程度对国家参与一体化的积极性的影响取决于国家付出的成本和一体化所带来的收益进行比较的结果。
（二）从不同的层次解释国家参与一体化的原因
层次分析是开展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也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释来源。按照华尔兹的分层方法，可以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上寻找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原因。从体系层次出发，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是为了应对来自体系的压力。例如，在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下，欧洲国家为了应对来自体系大国——苏联的压力，有很强烈的自我意愿参加到某个一体化组织中，以增强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再如，冷战后的世界中，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位于同一地区的小国通过地区一体化增强自身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东盟的发展就显示了集体合作的力量。而美国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再度提升美国经济，并将西半球的地区一体化纳入自己的控制下，以应对来自体系“第二大国”的挑战。
“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内条件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际行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其国内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4]因此，从国家单元的层次特别是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变化解释对外政策也是一种惯常的研究路径，一些学者也强调“国内制约足以防止或延缓处于国际压力而需要做出的政策反应”。[85]因此，可以从单元层次解释国家对地区一体化的态度和意愿变化的原因，这些国内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一些情势：国家整体对外战略发生了变化，影响了国家对地区一体化的参与意愿；执政党在选举后发生了更替，比较赞同地区一体化的政党上台执政，改行地区一体化政策；[86]国内的利益集团，包括大型企业、国防部门或一些精英团体等，当它们发现规模经济能够使其从地区一体化中获益时，它们会大力提倡建立地区贸易的安排，[87]采取支持地区一体化的立场，以便于它们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资本；[88]民众对地区一体化政策比较认同，迫使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推动一体化的发展；等等。
从更加微观的个人层次解释国家的态度变化也是一种研究视角。不同的领导人对地区一体化具有不同的偏好，由此影响了国家的选择。“主权国家参加区域组织是因为其领导人权衡了利弊，认为这样做利多弊少”，[89]即领导人制定参与地区一体化的政策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有的领导人具有联合的意愿和观念，例如推动欧洲一体化早期发展的让·莫内、罗伯特·舒曼、康拉德·阿登纳等人，他们从早期的人生经历中逐渐萌生了欧洲联合的思想，在一体化的初始阶段，他们又恰好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推动本国参与到地区一体化进程中。[90]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找到解释某一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原因，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三）不同体量的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原因
所有的地区一体化，无论其处于怎样的发展形态和阶段程度，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参与这一进程的国家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让渡自己的主权，即牺牲一部分自主性以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参与一体化的国家都要面临利益的取舍，在权衡利弊后，做出是否参与或支持一体化的选择。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因此，任何一个做出选择的国家都是为了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而不仅仅是信奉某种一体化学说。不同的国家也因为面对的形势不同，有做出不同选择的理由。本部分以国家的体量大小为标准，[91]分析现实中不同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原因。
1.西欧诸国与地区一体化
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冷战逐渐展开，两极格局也日渐定型。为了摆脱再次爆发战争的阴云，也为了在美苏争斗的夹缝中获得新的发展，西欧六国从1952年煤钢联营开始，逐步推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西欧作为一体化实践的发源地和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受到学界的重视，学者们对西欧诸国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原因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统一有利于实现地区内安定和地区外权力地位的双重目的”，[92]这是各国参与一体化的共同原因，但不同的国家也有各自的利益和战略考虑。
德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参与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不仅获得了一种平等的地位，而且还有了影响局势的机会”。[93]因此，德国参与欧洲一体化，既有利于恢复主权，得到救赎，避免被肢解的命运，也有利于减轻其他国家对德国的担忧和畏惧，为德国实现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一体化给德国带来了安全保障、经济恢复、他国尊重等诸多收益，这是德国始终坚持地区一体化的重要原因。但一体化对德国而言是生存的需要，在其他地区很难找到类似的案例。
为了更好地监督德国，同时也是为了成为欧洲联合进程的领导者，法国当仁不让地成为一体化的主要倡导力量，以法国外长舒曼命名的“舒曼计划”更成为一体化进程开启的重要标志。当战后的恢复重建基本完成后，“一体化”的发展似乎不再那么紧迫，于是，对于“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是邦联还是联邦”，甚至“法国到底要不要继续一体化”的讨论日益增多，在戴高乐回归后制造出“空椅子危机”时达到了顶峰。持反对意见的人对超越国家之上的机构怀有敌意，支持者则认为一体化已经给法国带来了好处，而且作为制度设计者，法国显然能够获得更大的持续性收益，所以理应留在一体化之中并且可以接受超国家机构的建立。最终，危机解除，法国继续担当一体化的核心发动机。随后的数十年间，法国的观点逐渐演变为“与其争当世界大国，还不如在欧洲共同体内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后者也更易做到”。[94]所以，欧洲一体化对法国而言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真正的欧洲“将为法国重新找回其辉煌”。[95]
针对西欧其他国家参与一体化的原因的讨论并不多见，因为在二战的废墟上，参与某种国家集团并获得外部输血的强力支持，既可以确保自身安全，抵御来自苏联的威胁，也可以获得快速复兴，实现国家的发展与稳定。对西欧那些规模较小的国家而言，这些都极具诱惑，尽管它们无法成为机制和制度的设计者，但参与一体化获得的好处远远抵消了主权让渡带来的损失。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日渐深入，想要参与一体化的国家就必须面对一场抉择：想要获得一体化的收益，就必须遵循既有的机制规范并修正自己的政策，即需要按已有的框架约束本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同时按照机制的规定修改本国的某些内部法律以符合组织的要求。同时，这里还存在一个时间问题，即选择加入的一体化进程越成熟，参加国需要进行的调适幅度就越大，换句话说，针对某一个一体化机制或组织，申请加入的时间越晚，参加国需要做出的让渡就越大。由此，有关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讨论就成为“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原因”的一个重要研究案例。[96]
二战后的英国已经褪去了它昔日的辉煌，尽管以盟友的身份获得了美国的强力支持，但在地区一体化组织“欧共体”面前，英国若想获益，也需要改变其态度，并申请加入一体化进程中。不过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道路尤其坎坷，这不仅同欧共体的核心——法德两国是否接纳英国有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英国自身心态的调整和利益的权衡。就适应地区一体化的要求而言，小国更容易调整自身的政策，而大国进入一体化进程所面临的调整幅度或主权让渡的程度要更大，所要进行的利益权衡也更为复杂，特别是在一体化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时，英国要加入一体化就必须更多地改变自己以适应规则，这就是英国1961年申请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但直到1973年才正式加入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除了英国人固有的骄傲，他们不参加地区一体化，还因为他们有超级大国美国作为特殊盟友，以及可以作为一体化替代选择的英联邦，尽管美国和英联邦并不像英国人想象的那样可靠，但至少赋予英国不参与一体化的底气。
随着形势的发展，英国权衡利弊，做出了加入欧共体的政策选择。其原因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解释：第一，英国实力的进一步削弱使它需要欧洲，也需要在欧洲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第二，从外部因素看，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战略收缩，对英国的支持减弱，法国则希望英国参加欧共体以平衡德国增强的实力和提升整个欧共体的国际影响；第三，欧共体显现出的吸引力使得执政党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转而支持加入欧共体。在面临“是否加入欧元区”的问题时，英国也同样左右为难。这一切都源于英国自身的实力地位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日不落帝国”，作为一个普通大国，它有参与地区一体化以获得更大利益的诉求。
2.美国与地区一体化
与其他大国不同，作为世界霸主和超级大国的美国，对地区一体化的态度和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美国是否参与某种一体化机制和组织的创设和运行；其二，美国是否支持某一地区发展一体化。美国自身的卓越地位和其先天具有的地理优势，使美国在“地区一体化”发源之时并没有直接参与某个地区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冷战期间，美国以北约为架构向西欧提供了安全保护，并以“马歇尔计划”为各国的经济复兴输血，有效地增强了西欧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能力，防止了西欧的陷落。通常，“霸权国可能更愿意达成一个它初期作出牺牲而未来获得收益的协议”，[97]但美国的某种牺牲却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西欧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并促成了一个新的地区政治实体的出现，而这一实体却在某些方面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这必然不是美国在支持地区一体化时所预料到的未来收益。冷战后，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美国在本地区同加拿大和墨西哥一同开展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亲自参与到地区一体化进程。
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讨论了“地区是怎样在美国帝权框架中运作的”问题，通过对比欧洲和亚洲的案例，特别是对“地区核心国家”——德国与日本进行比较，探讨了美国对地区一体化的影响。[98]宋伟的研究则以西欧、东亚和北美为例，比较全面地探讨了美国对地区一体化的战略，其结论认为当实力差距很大，且地区大国支持霸权制度时，美国将会支持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即美国对一体化的支持除了维持实力差距的考虑外，还要维护其制度性利益。[99]
3.中国与地区一体化
亚洲的庞大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造就了一体化发展的特殊性，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对一体化进程的参与同样引人注目。东亚的一体化方式与西欧不同，有学者认为东亚是一种开放的地区主义，[100]呈现出地区主义发展的多层次性和松散性的特点。中国参与地区一体化尽管受到身份认同、对外关系层次和外交传统的限制，[101]但近年来也呈现出积极性逐渐提高和参与程度逐步加深的趋势。笔者认为冷战后中国对地区一体化的参与依循如下模式和路径：第一，经济一体化优先，中国主要参与了经济领域的一体化，以获得自身经济的发展；第二，一体化程度较弱的组织优先，例如中国优先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但对于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却花了较长的时间才完成；第三，逐步开始创建自身可以发挥一定主导作用的地区机制，这些机制可以部分实现推动一体化的功能，例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就是中俄两国携手推动的结果，“一带一路”尽管不是一个单一的机制，但在发挥中国主导作用的同时，也推动地区合作甚至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卡赞斯坦认为，“中国担心陷入不是中国创立的制度之中”，[102]因此，随着国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近年来逐渐加大了建立地区机制的工作。总之，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其对地区一体化机制的参与更多抱有经济性目标，而其积极性明显是同国力的强大以及其在地区一体化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呈正相关关系。
4.发展中的中小国家与一体化
在西欧一体化的示范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地区选择了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相当多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地区。这些中小国家选择地区一体化特别是经济领域一体化，首先是因为它们需要获得经济利益，“由一体化求发展”，这显然与西欧的“由一体化求和平”的思路不同，即赫特所谓的“发展地区主义”。[103]其次，“区域（地区）经济一体化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性”，“更多的小国在一体化政策上共同合作可以产生一个经济意义上的大国”，其“给小国带来的利益相对更大”。[104]小国利用此种规模效应，不仅能够促进彼此之间的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增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再次，“大国的能力使之可以超越距离发挥作用，小国的主要安全环境则是它们的本地区”，[105]因此，小国更加重视地区舞台，也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发挥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体量的国家在做出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决策时，有着不同的利益考虑。但俄罗斯如此特殊，一方面，从体量上它是一个大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它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样迫切，也需要地区一体化机制带来助益。因此，下一部分内容将讨论既有观点对俄罗斯的解释力。
二 既有观点对俄罗斯政策的解释及其问题
每一个国家面临的国际局势与地缘形势都不同，因此，既有观点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部分解释俄罗斯在某个时期的政策和行为，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这部分内容主要考察既有观点对俄罗斯政策的解释和存在的问题。
（一）从多个角度解释俄罗斯对地区一体化的态度和行为
从问题领域上看，促进本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恢复曾经的辉煌地位，是俄罗斯在冷战后的近30年间始终不懈追求的核心目标，因此，地区经济一体化对俄罗斯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但这并不是俄罗斯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因为俄罗斯的雄厚资源可以支撑它“自给自足”，没有借助地区一体化增强经济实力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在于它已经具有大国地位，没有借助地区一体化增强议价能力的强烈需求。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原因无法充分解释俄罗斯的行为。与英国面对的情势亦有差别，后苏联空间没有一个已经呈现出较好发展前景的一体化机制，参与一体化需要俄罗斯付出更多的成本。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更是如此，俄罗斯参与安全领域的一体化，将可能是在“完全意义”上的付出行为，这极大地减损了俄罗斯的意愿。苏联的解体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甩包袱”的想法，[106]那么在后苏联空间的重新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又要束缚自己，因此，俄罗斯对不同发展程度的一体化的选择，与中国的意图比较接近，对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体化机制参与积极性较高。
不同的分析层次也提供了一定的解释。从体系层次看，可以对俄罗斯在解体之时抛弃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做出解释，因为原有的两极体系无法继续存在，俄罗斯也当然不需要再同其他国家“绑在一起”，但对之后俄罗斯愿意开展后苏联空间的地区一体化以及其意愿强弱的变化无法做出判断，因为它所面对的体系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美国始终是体系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在国家层次上，莱格沃尔德曾评价说，“20世纪俄罗斯或苏联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不是一种稳定的政治体制的产物”，[107]即政治体制的不稳定导致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多变。米格拉尼扬等从是否具有团结巩固的政权和国家如何选择发展道路的角度，解释了俄罗斯对后苏联地区一体化的不同选择。[108]这对解释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战略变化具有一定的说服力，随着俄罗斯政权的巩固和将工业化选择为国家发展道路，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需要推进地区一体化。这也能够解释普京与叶利钦之间战略态度的差别，因为普京时期的政权更加团结和巩固，但却无法解释21世纪的俄罗斯在上述两个条件没有明显变化时，其对一体化的意愿和实施路径出现不同的表现。
在领导者个人层次上，莱格沃尔德曾做出判断：“历史上每当俄国面临一个机会，选择是建立一个以俄罗斯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还是维护一个地域辽阔、各民族迥异的混合体时，历代的领导人总是选择后者。”[109]他所强调的是不同时代的领导人做出选择时的强大惯性。但在地区一体化的问题上，俄罗斯的领导人们并不遵从这样的惯性选择。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叶利钦的舞台，虽然他一手推动了苏联的解体，但也成为独联体重新一体化的倡导者。在世纪之交，俄罗斯的一些变化无法从叶利钦和普京的差别上找到原因，毕竟在1999年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普京从成为总理再到当上代总统，都并不握有十足的权力，其对政策的影响虽然巨大但也不是唯一的。普京自己曾说，把对内和对外政策看成完全根据总统意见的看法是错误的，一些大问题和主要问题，俄罗斯“都是集体决定的”。[110]而在2008年成为总统时，梅德韦杰夫就持有渐进性一体化的立场，[111]但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尚未有普京的强势。因此，单纯从某个层次出发无法解释俄罗斯的政策和行为，有必要增加层次的复杂性。
（二）不可复制的他国经验
尽管各地区和各国在发展地区一体化问题上都有一定的成功经验，但对俄罗斯而言，他国经验却是不可复制的。
1.地区一体化的迫切性
地区一体化对一个国家而言，一般是一项具有两种不同价值的选择。形象地说，对有些国家而言，一体化是“生活必需品”，为了维持生存（确保安全）和获取繁荣（经济发展），这些国家需要加入一体化组织；而对另一些国家来说，一体化是“锦上添花”的附加品，不参与地区一体化，它们照样可以“自给自足”地生存和发展，参加一体化只是能够“好上加好”地实现国家利益。换句话说，不同的价值选择意味着某个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的迫切性存在不同。通常而言，大国比小国具有更强的独自生存能力，它们不需要一体化，也能够实现国家发展、确保自身安全。俄罗斯显然在体量上是一个公认的大国，与小国不同，尽管苏联解体后它已经不是超级大国，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核大国的国际地位、领土面积第一以及丰富的能源资源等，同样让俄罗斯能够自立生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地区一体化对俄罗斯而言，可以仅仅是一个备选方案，其参与的迫切性远不如小国强烈。
2.内外部压力或动力的存在
较强的压力或动力，无论这个压力来自地区内部还是地区外部，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国家选择参与地区一体化。西欧一体化进程中存在比较明显的内外部压力和动力。苏联的强大增加了西欧各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由此成为一体化进程的一种外部压力：只有团结起来，西欧各国才能抵抗“共产主义威胁”。而美国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欧一体化的外部动力，北约可以被理解为“美国+欧共体”就反映了美国对西欧一体化的帮助。从地区内部看，防止西欧再次成为世界大战的爆发地和尽快恢复国家经济与民众生活，是西欧一体化的内部动力。但对俄罗斯而言，不存在明显的内外部压力和动力。苏联解体后，后苏联空间几乎成为被国际社会遗忘的地区，没有应对外部压力的联合需要，更没有大规模的外部输血。各国都在忙于自身转型和国家塑造，不愿意重新联合。而当后苏联空间逐渐被各大国想起时，大国对后苏联空间的投入与介入，究竟是地区一体化的压力还是动力，也是各国见仁见智的问题。所以，后苏联空间不存在持续的压力与动力。当各国经济遇到困难时，它们也许能够想到地区一体化的方式，希望借此重振经济，但这种内部需求也不具有持续性，一旦经济好转，联合就不再成为某种必需品。对俄罗斯同样如此，内部动力不是持续存在的。
3.地区一体化形式的差别化选择
不同地区的一体化方式不同。西欧的一体化最初面临两种竞争性选择，一种是英国主导或倡建的一体化机制，另一种是由法德两大国为发动机的欧共体。最终由两强为核心的模式推动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而东亚的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小国以集体力量带动大国的进程，东盟走在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前列，中日韩等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反而是在彼此竞争，看哪个国家能优先同东盟建设自由贸易区，以扩大和深化地区一体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体现了大国对小国组织的地区一体化机制的参与，当自贸区建立后，大国的参与又更进一步增强了一体化的发展动力。
后苏联空间在苏联解体之后随即成立了独联体，但这并不是一个一体化的有效平台，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独联体一体化的呼声日益增强，但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或突破性进展，反而是次地区一体化机制日益涌现。但无论是独联体还是次地区机制，后苏联空间内始终未能出现一个较为成熟的能够吸引各国普遍参与的一体化机制。俄罗斯是这一地区的最大国家，但那些它并未参与的地区机制或地区组织都不尽成熟，无法增强俄罗斯的参与意愿，而俄罗斯已经参加的地区机制内，也没有国家能够代替俄罗斯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俄罗斯不可能像英国一样，机会主义地参与地区一体化，也没有类似东盟的由小国推动的替代性选择。
（三）难以借用的历史经验
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讨论俄罗斯对地区一体化的意愿和政策选择，前文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进行一种横向的比较分析，探讨他国的经验对俄罗斯的解释力和可借鉴性。如果转为纵向思考，从俄罗斯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我们也能对这一问题获得一定的解释。
对俄罗斯而言，如果其目标是促进形成一个于己有利并且和平稳固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地区环境，那么地区一体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之一。历史上看，为达到这一目标，沙俄时代的俄罗斯更多采取了领土征服的手段，将周边地区不断并入自身版图，通过建立庞大的帝国以确保自身安全。但苏联的解体宣告了建立帝国的失败，15个新国家的出现改变了地区形势，“一个帝国的终结总是会改变体系中其他成员的面貌和盘算，不只是重大战争结束后才会如此”，[112]这些国家在独立后显然都有各自的打算。俄罗斯也有自己的想法，叶利钦本人曾说，“俄国并不想成为某种新帝国的中心……由于俄国曾长时间充当这种角色，俄国比其他国家更懂得这种角色的可恶”，“一个统治别的民族的民族不可能幸福”，[113]所以主客观条件都使俄罗斯不可能再进行某种征服。
冷战时期，苏联为达到稳定周边的目的，曾采取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方式，[114]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构筑起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并在阵营内部实现了某种霸权。但正如布热津斯基（Z.Brzezinski）所言，共产主义阵营在比意识形态的约束更有力的民族主义的期盼面前具有脆弱性，[115]这不仅是苏联自身解体的原因之一，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不比帝国式的“领土占领”更加牢固。贝科夫（А.Н.Быков）注意到当今形势与过去的差别，他认为“俄罗斯的责任特殊，应吸取过去的错误和失误，学会成为平等伙伴中的一员”。[116]伊科申（И.Н.Игошин）也提出“重要的是不要重复过去我们犯过的错误，不要尝试压制或限制居住在原苏联国家内的人们的自由”。[117]
此外，单纯依靠“霸主”进行输血式的维系阵营方式让苏联力不从心，“搭便车”的行为甚至也在某种意义上拖垮了苏联并造成了体系的瓦解。解体后的俄罗斯，不仅没有单方面付出的意愿，也没有能力完成这种霸权责任。因为此时的后苏联空间并非一个由意识形态造就的“封闭性”空间，而是作为“次体系”的一个地区。第一，地区内的国家享有平等权利，是彼此独立的实体，即便国家大小和实力有不同，彼此之间也需要相互尊重主权，俄罗斯已经不是“霸权国”。第二，地区形势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国际体系的影响，俄罗斯的实力不足以排除这些影响而在后苏联空间内实施所谓的俄式“门罗主义”。[118]第三，“搭便车”在地区体系中造成的破坏更大。[119]俄罗斯作为一个“领导国”，[120]是机制的“主要受益者”，需要“诱导其他国家帮助稳定国际机制”，但它显然没有意愿在后苏联空间内部被过多的“搭便车”行为损害自身利益。[121]因此，俄罗斯没有能力建立起所谓的“地区霸权”，也无法成为一个地区霸主。[122]
由此看来，俄罗斯自身的历史经验也难以借用。索罗金讨论了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内部实现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若干途径，[123]地区一体化显然涵盖了其中的一些方式。从纵向来看，既然俄罗斯自身的历史经验无法借用，那么地区一体化就成为可以选择的一种方式。这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俄罗斯选择地区一体化的原因，但却无法回答意愿强弱和方式差别的问题。
整体上看，参与一体化有其固有的成本和收益，任何一个国家在做出自己的政策选择时，都要进行权衡，以实现本国的最大利益。但各国面临的形势并不相同，对一些国家参与一体化的原因的解释只能帮助我们部分地理解俄罗斯的行为，而俄罗斯自身的历史经验也只能提供某个角度的理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是否参与后苏联空间的地区一体化以及如何进行地区一体化的问题，目前尚未出现一个很好的解释。由此，本书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以便更好地解释俄罗斯的政策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