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SMART教育是通过艺术实现的素养教育

SMART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核心关怀，都是通过美术教育活动来实践和实现的。但SMART教育不是培养未来美术家的教育，更不是分科教美术技能的训练，而是通过适合儿童身心特点的美术教育过程，通过美术欣赏、创作体验和展示交流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美术活动形式，养成儿童健康、快乐的性情，培养喜欢创想、善于交流和喜欢动手制作的习惯，从而为未来打下幸福生活、贡献社会的核心素养基础。

SMART教育的这一定位不是概念推理或凭空想象，而是通过系统的研究得来的。即这一儿童美术教育定位，来自对中国文化现代性创新前景的研究；来自人文思想界对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来自对中国现代美育发展几个阶段特点的分析。

（1）对中国文化现代创新前景的研究。中华民族被称为“诗性民族”，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审美文化”。21世纪的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大特点，是数字影像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对当代人生活方式、内容的持续、加速影响与改变。这一新趋势的突出特点，是现代文明“越来越趋于把那些本身并非视觉性的东西予以视觉化”。^[1]典型例子是今人对生活环境、衣着住行用品的认知与评价，都会突出审美的态度，甚至主要考虑视觉审美。思想家将今天这种有别于其他文明时代的“泛审美”现象称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或人类文明进入了“视觉文化”时代。又有学者指出：这一审美泛化、视觉化的现代文明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审美的特点有着跨文明时代的异质同构关联。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与发展，正与现代视觉文化的审美特点有着丰富的可衔接关系。因此，今天的美术教育，与文化传统的现代传承、文化思维方式和现代生活态度的塑造有着更加紧密的关系。美术教育，是为未来培养有气质、有素养、有胸襟的现代建设人才的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

概言之，看，是现代文明中最具文化意义生产能量的文化行为；美术教育，是现代文化建设最基础也是最前沿的育人领域；人的视觉文化素养，是现代生活中最敏感、最直观地体现人的核心素养的外在文化生活行为。因此，它是在今天这个距离中华民族实现强国梦最近的新时代，培养具有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代新人的最具现代性品质的教育事业。

SMART教育通过美术教育而与儿童、家长们在今天相遇，共同担当的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审美文化在现代视觉文化时代的再复兴使命，是为我们今天的孩子、明天的建设者，奠基能塑造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美好家庭和具有为社会添光赋彩能力的审美心灵、行动能力与人文素养的教育。

（2）人文思想界对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审美教育是现代社会进行文化治理的有效工具。当代法国学者托尼·本尼特指出，现代审美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并不是如西方第一代美育理论学者席勒所描述的那样，是“个体自由”“独立意志”通过审美而实现的对生活现实的精神超越，而是现代文化通过对大众审美趣味的引导而实现的社会治理的方式。这一理论揭示了社会文化生活作为“一系列历史特定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转变广大人口的思想行为”，这种社会治理总“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的”^[2]，“正是因为文化具有审美的特性，其才能够发挥教化行动者的作用。同时，文化的传播机制具有管理功能，也受到功利主义计算法的影响。”^[3]托尼·本尼特发现，西方美学学科的成立与国家治理需要确立起个体自我管理的内在机制的需要，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版于1790年，说道，“就其通过将审美刻写在公民社会所规定的作为自我塑造过程的文化概念之中而为审美所创造的地位来看”，它使1806年普鲁士政体在“改革的论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806年的改革标志着从警察国家向立法国家的转变”^[4]。托尼·本尼特认为，正是通过审美文化建设，“这一较高级的形式，主体被置于世界的管理之下，理性的利益于是就得到了确保”。^[5]换言之，“审美”既是唤起个体自由意识的精神启示之光，也是让社会个体自觉归依现代文明规范的文化治理之途。

现代文化治理理论认为，社会文化生活、美育对个人日常行为与实践的调控，是美育的人文理想在社会文化治理中得以落实的载体。“文化被建构为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6]美育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建构了一个通过审美与实践的“斜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引导审美活动参与者向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方向“自愿倾斜”。同时，这种技术化设计也是变化的，因为它的设计动力来自美育在社会文化建设实践语境中的问题意识。

（3）对中国现代美育发展几个阶段特点的分析。中国美育在中国整体教育中几个主要阶段的特点与地位变化，如同一个温度计，标示了整体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征。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批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美育与学校艺术教育作为新文化的核心内容被提倡与推行。中国现代美育的第一代开拓者深受西方早期美育思想影响，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鲁迅等人的美育思想与康德、席勒等人联系密切。概括说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中国现代美育起步于人的改造、社会改造的问题意识。就此，王国维侧重将西方美育思想与中国美学范畴进行互证，以表明中西哲人对美的性质的理解不谋而合，以求从美育推动中国新文化建设参与人类文化现代性进程。蔡元培则利用担任民国教育界高官的位置力倡美育，1912年以教育总长身份主持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第一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7]以王国维、蔡元培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美育开拓者的这种将美育与人的精神养成、与培养新型现代国民密切联系的思想与实践，一方面与西方美育思想呼应；另一方面同19世纪鸦片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面对外敌入侵而疾呼以“经世致用之学”来改革旧文化、旧教育，从而改良政治、改变社会的思想一脉相承，所谓育“新民”以兴邦，倡科学以强国。第二，选择“审美无功利”之途，期望以情感陶冶、信仰心培育来实现社会改良目标。王国维将康德、席勒、叔本华审美无功利思想与庄子的生存论思想结合，提出审美的“无用之用”说，核心意思是要以超越现实生存利益的“无用”来实现改造人的精神性情的美育目标之“用”。蔡元培在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中认为，美育是比宗教具有更大关怀的教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8]

梁启超、鲁迅的美育观相对来说功利色彩强，但在对美育的性质理解上依然认同“审美无功利”。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言：“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9]这两个特点整体反映了中国第一代美育开拓者在美育改造社会的目的取向上的思想领先性和实践空想特点，“它并不重视创制人的现实改造计划以及人心改良所必需的制度安排，也不在现实的意义上论证审美何以能够使人超越现实的利害考虑和关系，实现情感乃至心灵的纯洁化和高尚化，而是把美学理论作为一部分知识分子表达人格和社会理想、宣泄对现存思想文化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或途径”。^[10]这一批评有其对历史中人求全的偏激，也确实道出了其致命的问题。

20世纪中期，国际冷战对立，国内的政治运动，使美育成为一个因高度敏感而被回避的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始，借改革开放的春风，美育和艺术教育事业被重新唤醒，美育作为中国社会开放、现代教育起飞的“温度计”，再次标识了新热度的到来。这一美育热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后对人的主体性、审美独立价值的呼吁构成了特定时期中国美育的问题情境，审美无功利、形式美与自由、美的普遍性等命题，成为反思“文化大革命”、走向审美现代化的路标而在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氛围中耸立。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第二次五四运动”。显然，西方美育思想对其影响颇深。进而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与发达国家同步进入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传媒形态变化，更多的新问题被提到了美育事业面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2015年9月，第一次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标示着中国美育进入了一个现代的、全新的发展时期。首先，美育作为“立德树人”、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途径，超越了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现代美育的经典浪漫主义“美育人性论”和无视艺术与生活之间丰富关系的“审美自律论”，而践行马克思主义不仅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的精神文化再生产实践哲学。其次，在现代消费文化、数字媒介强势的视觉文化背景下，立足“不忘本来，接受外来，面向未来”的开放眼界，反思极端二元对立话语，重新审视中国美育传统、中国乡土人文资源、中国艺术精神的内涵；直面社会大众对物质、精神生活的更高质量，更多样化形式、载体与审美体验更加现代化的期望，而努力踏出针对中国当下问题的、现代的美育实践之路。

在这一背景下，SMART教育提出的事业发展口号是“做美术教育的先行者”，努力用现代的、科学的、针对问题求解的儿童美术教育实践，做中国21世纪新美育事业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