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群体性指称概念之演变
“工农兵”在作为一个正式的词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前，有许多相似的群体概念的提法，诸如近代以来，人们没有单独区分工、农、兵的使用，而是用了更具普遍性的统称，含义也与之相近，如国民、平民、民众、工农、大众等。
吉林大学姬蕾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话语》中曾详尽考察了“国民”这一词语在中国的使用。“国民”这个词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通常表示“一国之民”。在中国古代，“国民”与“民”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即相对于“君”而存在的被统治对象，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民”之义。[18]而在清末，“国民”具有了现代内涵：“国民”的概念已经由与“君”相对的古代意义过渡到了拥有参与国家建设的权利与义务、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等具有现代思想内涵的意义。[19]
“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口号，[20]倡导“国民文学”。这里所谓的“国民”是一个与古代“贵族”相对的概念，指的是所有普通的平民百姓，相对于传统帝王将相和达官贵人。这里的“国民”已经体现出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不再是被压迫者的形象，而是国家的主人，城市市民阶层是“国民”的主体。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人们对身居下层的普通群众刮目相看，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庆祝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演讲大会上做了《劳工神圣》的演讲，他认为，“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21]李大钊认为，欧战的胜利是“全世界的庶民”的胜利，“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并指出“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并预言“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最后他呼吁全体人民都应当去当工人：“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22]这种对普通人的重视在当时知识界成为一种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时期，新文学先驱者们开始逐渐意识到，文学的视角必须转向现实社会中的人，尤其是普通的社会下层的人。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等文，第一次从理论上明确阐发并提出了“人”是文学描写的中心，提出“平民文学”，呼吁“不必记载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23]1918年4月，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也提出“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24]所以新文学作家应该以这些材料为素材进行创作。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从1918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新文学作家开始表现“劳工”的题材，鲁迅的《一件小事》、胡适的《人力车夫》、沈尹默的《人力车夫》、郁达夫的《薄奠》等都是以人力车夫为主人公的作品。《新青年》也曾组织编辑部以“人力车夫”为题写诗。
不管是“国民文学”，还是“平民文学”，其中的“国民”和“平民”含义几乎相同，都是拥有独立人格、具备主体性的群体的统称，是现代意义上的称谓。从倡导者的阐述中，不难发现这两种口号注重和强调的是人格的平等以及对个体的尊重，因此倡导者们显然已将人类的大多数纳入自己的视野，予以重视，但只是泛泛而谈，并没有明确界定“平民”的内涵。
“民众”这个词在早期共产党人的文集里比比皆是，笔者翻阅了《邓中夏文集》《恽代英文集》《李大钊文集》等，发现这些思想先驱在其著述中大量使用“民众”这一词语。“中国的民众，最大部分是农民，其次便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便是劳动者了”；[25]“民众固可利用，但利用民众的总策源地，须得有个真诚互相了解的团体”；[26]“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所以是民众的一大部分”；[27]“号召民众起来反对这种军阀祸国殃民的战争，准备工农贫民兵士的武装暴动，打倒这些革命叛徒新军阀”，“民众的革命战争反对所谓北伐”；[28]李大钊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中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29]可以看出，在早期共产党人的著述里，“民众”更多的是在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使用，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民众”这一概念进入文坛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这时，“民众”才开始广泛流行和使用。[30]由于“走向民间”社会思潮的影响，“民众”在文学中的位置也日渐重要，并且逐步成为新文学作家的主流词语。但如何认识文艺和“民众”的关系在文坛却有着不同的声音，以《文学旬刊》为中心的“文学民众化”的论争便是围绕此问题展开。
1921年10月，朱自清在上海的《时事新报》的“双十增刊”上发表了《民众文学谈》一文，在比较全面论述民众文学的基础上否定了文学走向全部民众化的可能性。俞平伯不同意此观点，发表了《与佩弦讨论“民众文学”》，进行商榷。1922年1月，《文学旬刊》开设了“民众文学的讨论”专栏，从而扩大了“文学民众化”论争范围，值得注意的是论争双方对“民众”内涵的界定。
俞平伯认为：“所谓民众，实在包含着很广大，从仅识文字的，农人，工人，贵妇人们直到那些自命文采风流的老先生。虽他们有些目空一切，未必肯承受我们所赐的高号，但我们却认定他们是我们所谓民众底一分子。”[31]这一界定相当广泛，俞平伯是以有没有“真知识”为标准来区分“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朱自清的看法不同，他提出中国的“民众是相对地齐一”的见解，并进行了分类，“我们所谓民众，大约有这三类：一，乡间的农夫、农妇……二，城市里的工人、店伙、佣仆、妇女以及兵士等……三，高等小学高年级学生和中等学校学生、商店或公司底办事人、其他各机关底低级办事人、半通的文人和妇女”。[32]朱自清从思想启蒙的现实出发，他的界定显然更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
尽管“文学民众化”论争的参与者所期望的“民众文学运动”并没有如期发生，但是“文学民众化”论争却是首次将文学与民众的关系置于中国现代社会整体中进行探索。[33]
文学语词上的“民众”向“大众”的转化发生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
“大众”一词在“五四”时期出现的频率不高，更多的是“平民”“庶民”等，瞿秋白在这个时期也多用“平民”，他界定的“平民”指的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平民，不包括资产阶级。虽然与“民众”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大众”内涵的变化却是根本性的。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认为：“大众”（themasses）的意义一方面“在许多保守的思想里，它是一个轻蔑语，用来表达‘多头群众’（manyhead）或是‘乌合之众’（mob）”意指“低下的、无知的与不稳定”；而另一方面“在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里，它却是个具有正面意涵的语汇，被当成一个正面的或可能是正面的社会动力”。[34]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显然是第二种意义所指。应该说，“大众”概念的引入不仅使“文学大众化”论争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意义，也使“大众”本身拥有了阶级的属性。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太阳社和我们社等文学团体的成员齐聚上海，于1927年底酝酿、提出了“革命文学”口号，并与鲁迅、茅盾、周作人和郁达夫等“五四”时期的一代作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1928年2月，“革命文学”论战中的成仿吾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文中提出：“我们远落在时代的后面，我们在以一个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为主体，以他的‘意德沃罗基’为内容……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35]这是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最早使用“大众”一词。这里的“大众”已经不能用“民众”来取代，虽然只是词语中的一个微小改变，但其中却隐含了“阶级意识”的萌醒。
当时文界没有更多的人响应成仿吾的这种“阶级化”“大众”的提法。需要注意的是，1928年9月，郁达夫在他自己和夏莱蒂主编的《大众文艺》上，指出“大众文艺”的名字取自日本，但又不同于日本那种“低级的迎合一般社会心理的通俗恋爱或武侠小说”的“大众小说”：
“大众文艺”这一个名字，取自日本目下正在流行的所谓“大众小说”。日本的所谓“大众小说”，是指那种低级的迎合一般社会心理的通俗恋爱或武侠小说等而言。现在我们所借用的这个名字，范围可没有把它限得那么狭。我们的意思，以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所说，应该将她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的。更不能创立出一个新名词来，向政府去登录，而将文艺作为一团体或几个人的专卖特许的商品的。因为近来资本主义发达到了极点，连有些文学团体，都在组织信托公司，打算垄断专卖文艺了，我们就觉得对此危机，有起来振作一下的必要，所以就和现代书局订立合同，来发印这一个月刊《大众文艺》。
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36]
郁达夫明确提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在他看来，所谓“大众文艺”，不是“一团体或几个人的专卖特许的商品”，不能“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但郁达夫并没有界定“大众”的具体含义，只是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因为这里的“大众”是“非阶级化”的，因此郁达夫的主张立即引起创造社同仁的强烈反击：彭康抨击郁达夫的《大众文艺》“是从‘小我’出发的‘大众’”，其用意则是“以这两字偷偷地替换‘普罗列塔利亚’来攻击革命文艺”，他认为“革命文艺要把守阶级的立场”，从前的人们“想瞒过文艺有阶级性的理论及抹杀文艺已为一个阶级所垄断的事实”，批评郁达夫“不愿文艺隶属于某一阶级因而否定它底阶级性，这不是对于理论的盲目，便是有意识的反动！”[37]可见，“大众”在这里要在“阶级”的话语背景下来理解。
真正将“大众”置于文艺研究领域并使之成为专业术语的是林伯修，1929年林伯修著文指出，“革命文学”在过去的时间里“已是确确实实地取得存在的权利”，已经由“革命文学”发展到“普罗文学”，而对于“普罗文学”而言，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则是“大众化”。
普罗文学，它是普罗底一种武器。它要完成它作为武器的使命，必得要使大众理解；“使大众爱护；能结合大众底感情与思想及意志，而加以抬高。”这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同时，也是普罗文学底大众化问题底理论的根据。因为普罗文学，如若不能达到使大众理解底程度——大众化，它便不能得到大众的爱护，便不能结合大众底感情与思想及意志而加以抬高；又怎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文学而从它的意德沃罗基底支配之下夺取大众呢？[38]
文中，林伯修在分析了“革命文学”所面对的读者之后，十分明确指出“大众”的构成：
在社会底阶级构成很是复杂的现阶段的中国，决不是单指劳苦的工农大众，也不是抽象的无差别的一般大众——所谓“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of the people”的The People，而是指那由各个的工人，农民，兵士，小有产者等等所构成的各种各色的大众层。[39]
陈子展对此也做了自己的解释：“所谓大众，固然不妨广泛的说是国民的全体，可是主要的分子还是占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以及手工业者，新式产业工人，小商人，店员，小贩等等”。[40]可以看出，他和林伯修对“大众”解释的比较宽泛，几乎涵盖了全体，缺乏明显的“阶级意识”，故未能被主流接受。
事实是，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虽然已经明确了“大众”的阶级意味，但很多倡导者在具体使用时，仍然对其所包含的阶级意蕴并不十分明确，在文坛曾一度出现了“大众”“民众”“工农大众”“工农群众”等混用的现象。
甚至连首创者成仿吾本人也在混用，在他署名为厚生的文章《维持我们对于时代的信仰》中，他也曾多次使用了“民众”，“民众信仰革命的成功，就如他们信仰阳春的必到”，“但是文艺家本身先要充实起来，他自己没有获得的东西，他是无从给与民众，他必对于时代有坚决的信仰”；[41]在另一篇《智识阶级的革命份子团结起来！》中则用“农工大众”，“农工大众的成长——长成到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解放，必须有文化的相当的成熟”。[42]彭康在《“除掉”鲁迅的“除掉”！》中也在使用“农工大众”，“大凡在一个‘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尤其是在‘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的时代，为物质的生产关系所规定的两个阶级对立着斗争起来，是当然的事”。[43]沈起予《艺术运动底根本概念》指出普罗列塔利亚艺术“并不是千篇一律底政治论文，亦不是解释社会主义底说教文章，它必须要使大众理解；使大众爱护；能结合大众底感情与思想及意志而加以抬高”，这种“真正能够鼓动及宣传大众底艺术，就是达到确立普罗列塔利亚艺术底途径”。[44]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上，厚生在《革命文学的展望》中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者”“要怎样获得大众？”紧接着他又把“民众”与“大众”等同使用：
我们要怎样养成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者？要怎样获得大众？
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品必须得民众理解与欢爱。
作者的意德沃罗基的修养及用语的接近大众，这些实是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目前最要的急务。
我们要获得大众。这“获得大众”并不是醉眼陶然的老朽所误解的“子万民”，而是结合大众的思想，感情与意志，加以高扬，使达到解放自己的目的。
我们要获得大众，我们的文学必须得到大众的理解与欢爱。[45]
郭沫若在此时期未区分“工农群众”和“民众”，他在《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一文中这样写道“他先要接近工农群众去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46]而他发表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的《革命与文学》一文却又在使用“民众”，“我们中国的民众大都到了无产阶级的地位了，表同情于民众，表同情于国民革命的人，他们根本上不能不和帝国主义反抗。不表同情于民众，不表同情于国民革命的人，如像一些军阀，官僚，买办，劣绅等等，他们的结局会与帝国主义联成一线来压迫我们”。[47]曰归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提出，“现在中国在政治舞台上专政的人物……他们要利用民众……要压迫大多数的民众了”。[48]类似的混用例子我们在其他人的论述里还可以找出很多：长风在《新时代的文学的要求》中写道，“沉睡的民众已经蠕动起来了，几百万的机器劳动者，与一部分的贫苦农民，早已站在战斗的前锋上，呼号社会革命了”；[49]钱杏邨《英兰的一生》在批评作品和时代精神脱离时，谈到“从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民族有了一种极大的转变，就是民众的革命精神，尤其是工农阶级的反抗的伟大的革命精神，表现得一天比一天强烈”；[50]香谷在《革命的文学家！到民间去！》中也在用“民众”一词，“将中国农工阶级痛苦的声浪，扩大而使他散布到全社会，也是我们今日的重要责任之一”，“即使你不能这样，你也应该时常走出室外，多多与民众接触”，[51]等等。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以上大量资料，一方面是展示在那个历史时期，确实存在“大众”“民众”“工农大众”“工农群众”等词语混用的情况，不可否认的是，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工人、农民等普通平民正逐渐以自身的革命性取得历史主体的合法性地位，而且其重要地位日渐不可小觑，故以“阶级”的方式界定“大众”在当时是主流的理解。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倡导者们虽然已经意识到“大众”身上的阶级性，但“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可谓是“阶级意识”的萌芽期和普及期，倡导者本身在主观观念上仍不够坚决和鲜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联时期，在其话语建构过程中，“大众”的阶级色彩才被进一步明确和突出，自此无人不理解这一群体性概念的阶级内涵。
正如上文所论，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在阶级意识的观照下，重新审视民众和大众，到左联时期，已不再含混使用以上群体性概念，明确提出“大众”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有着特定的群体，“这儿所谓的‘大众’，并不是‘全民’”，“若是要把大众解作人类中之多数的话，那也只有新兴阶级才算得大众”。[52]“大众”的指称指向此时更加清晰，倡导者们直接引“工农”入“大众”，出现“工农大众”，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代表报告后的决议案》中，提出为了建立“新的苏维埃政权的新兴文化”，必须“创造工农文化！”[53]左联和“文总”“社联”联合创办了“工农大众的小周刊”，指出周刊负担下列四项的任务：改造工农大众的生活意识；鼓动和组织群众斗争；把文化运动的影响扩大到大众中去；培养工农出身的文化人员。[54]而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左联在前两项中明确规定，“一、发展工人通讯员及工人出身之作家，俾无产文学运动得深入工人群众而成为工人群众的运动。二、使工作进展于劳动阶级的读者，使无产文学普遍化，用种种方法加紧无产文学对于大众的影响”。[55]在1930年2月《大众文艺》编辑部举行的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上，郭沫若提请大家“要认清楚你的大众是无产大众，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是全世界的工农大众”。[56]在之后的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对“大众”的认识逐渐清晰，“大众”与“工农大众”对等，突出了“大众”概念本身的阶级色彩，如果说此前的“大众”概念是模糊、不清晰的，那么，在左联时期，这一概念已经具体化了，概念本身的指涉趋向单一化。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从“大众”具体化为“工农大众”的清晰脉络，同时赋予在“大众”身上的“阶级”色彩和意识形态意味也愈加鲜明和突出，为人们接受“工农兵”提供了理论准备。
“兵”何时进入人们思考“大众”问题时的视野？其实在早期共产党人的政治论述中，就已经出现了。邓中夏在1923年12月8日发表的《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一文中提到，“俄国三月革命，谁也知道是始于资产阶级要求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论理，该是资产阶级为主力，谁知发难革命的却是工人和农民，助成革命的却是兵士”，“我们可以看出革命运动中只有工人农民兵士三个群众是主力，使我们坚信而无丝毫怀疑。此外如法兰西大革命和土耳其独立运动，都没有不靠这三个群众为主力的”；[57]同时，邓中夏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到，“空前的工农兵大联合的示威与会议”“全国工农兵大联合万岁！”“全世界工农兵大联合万岁！”[58]瞿秋白的论述中也颇多，例如，“伟大的广州工农兵暴动！”[59]“广州工农兵暴动的信号！”[60]在政治思想领域，“工”“农”“兵”三者同时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并存，故而多联合使用。
据笔者所看到的材料，在文学领域，首次使用“兵”，最早是刊于1925年5月《文学周报》沈雁冰的《论无产阶级艺术》：
无产阶级艺术至少须是：
（一）没有农民所有的家族主义与宗教思想；
（二）没有兵士们所有的憎恨资产阶级个人的心理；
（三）没有知识阶级所有的个人自由主义。[61]
之后，郭沫若在1926年5月《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革命与文学》中号召青年要想成为革命的文学家，那么：
你们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你们要晓得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我们的要求已经和世界的要求是一致，我们昭告着我们，我们努力着向前猛进！[62]
在沈雁冰和郭沫若笔下，“兵”是作为区别于“工”和“农”的领域出现的，从艺术创作的来源、内容考量，“兵”自然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而林伯修关注“兵”，则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谈，他在《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中指出“普罗文学所要接近的大众……是指那由各个的工人，农民，兵士，小有产者等等所构成的各种各色的大众层”。[63]以上材料对“兵”只是零星谈及，频率还远远不高。而大量使用“工农兵”是在左联号召的“工农兵通讯员”运动期间。1930年8月4日，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指出，“坚决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工作，因这些不是单纯的通信工作而是组织工农士兵生活，提高他们文化水准政治教育，使他们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一种广大教化运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是苏联，苏联共产党第十三次大会指出“工农通讯员是新的工农作家之预备队”。[64]瞿秋白在写于1931年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提出，应该重视“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65]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在“新的任务”中规定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重要的六项任务中，其中第四项是“组织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壁报运动，及其他的工人农民的文化组织；并由此促成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与指导者之产生，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工农大众间的影响”。[66]
抗战时期，“兵”作为抗战的主体力量，日益不可小觑，这样“工农兵”在各种报刊上就屡见不鲜了。以群1938年5月1日在《文艺阵地》第1卷第2期上发表《关于抗战文艺活动》，文中提出“我们的工作应该以工农士兵为对象，以学徒店员小市民为对象；但也不可放松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文艺工作”；[67]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至此，文学正式进入兵的领域，老舍1941年7月25日在《中苏文化月刊》上还专门以此为题目撰文。[68]
事实上，“兵”不仅活跃在前线，在文坛上作为新的“读者群”，也表现出了这个群体的敏锐度。1942年春季的杂文风波，也是首先由军队的将领发现问题，贺龙、王震等将领“一眼就看出了问题”，[69]贺龙觉得暴露黑暗的作品会动摇军心。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工”“农”很早就已经进入了文学领域，而“兵”是直到左联时期，才真正引起文坛的关注。瞿秋白在其大众化理论中，只是在对文学题材的要求中对“兵”有所提及，[70]真正将“兵”纳入文艺中，并建构起“工农兵”文艺理论系统的乃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