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工农兵文艺体式的创制
通读《讲话》，几乎每个人都会被文本中扑面而来的一种形象所吸引，那就是“工农兵”，笔者统计，文中共有40处提到“工农兵”，在不足两万字的文章里，这绝对是高频词，有学者把它称为整个《讲话》的文眼。
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工农兵”是在1928年10月5日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时，他把“工农兵”视为重要的一种阶级力量：
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71]
在《讲话》前后发表的文章中，“工农兵”的使用都是在分析这一阶级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影响。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发表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是在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成时使用这一概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72]
可以看出，无论是毛泽东的论述，还是其他早期共产党人的论述，“工农兵”更多的是在社会历史政治领域中使用，偶有涉及，但并没有被引入文艺理论系统。但从《讲话》开始，这个非文艺理论的词语直接进入艺术系统，并从此逐渐渗透、影响甚至修改了整个文艺理论的话语运作方式。
事实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36年。在“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发扬，一是“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另一个是“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73]宋贵仑认为第一个“发扬”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开始形成，是《讲话》中“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雏形”，因为“这里包含了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思想”。[74]
《讲话》中“引言”里，在回答“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指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75]接下来，在“结论”的开篇，分析“为什么人”的核心问题时，在引用完列宁的话之后，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76]
这便是“工农兵”的真正构成，即工农兵构成了人民大众的主体部分。之后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便反复强调文艺主要是为工农兵服务，第四种人也要经过改造，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实际上就是成为工农兵的一员。在他之后几天发表的《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中，提到如何做到“工农化”时，指出要“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77]实际就是统一成为群众的真正组成部分，人民的一分子，即“工农兵”。
从此一个崭新的群体出现在文艺中，并且占据了主角的地位，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看到，在《讲话》贯彻过程中，随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的传播和发展，社会上悄然出现了让“工农兵”登上文艺创作舞台、充当文艺“主人”的现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很多学者更愿意把这种现象称为“工农兵文学思潮”，或“工农兵文学运动”，并且探讨这种思潮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未来文学建构的影响。有人这样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即‘工农兵文艺’的理论体系，从而产生了相应的文学样式，让底层民众翻身做了文艺的主人，在世界上，这一理论体系也是独一无二的。”[78]
笔者认为，“工农兵文艺”最显著的特征是主体形象的崭新建构，主要体现在接受主体、文本内容主体以及创作主体三方面。
一 作为接受主体
读者作为艺术链条中重要的一环，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的接受美学也正是从读者的视角，创立了“读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认为作家所创作的文本是一个“未完成”的文本，最终还要靠读者的创造性想象填补其中的“空白”，之后才能完成。毛泽东显然没有读过接受美学的著作，但他却敏锐地发现：在延安，读者确实成为一个问题。
当时的延安，远离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而且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差，再加上人口稀少，很多农民根本不识字。《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是毛泽东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上的讲演，在讲演中毛泽东认为解放区虽然已经有了新文化，但“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他说，“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79]而红军、八路军队伍也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工人组成，除极少数人能读书看报之外，大部分都是文盲，这样的受众群体，根本无法接受和欣赏新文艺作品。延安的文化迥然不同于国统区的文化，根本原因在于接受群体的变化，这一接受群体不同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群体，虽然他们“大部分是农民”，而且大部分人是文盲，但是这一群体本身也渴望文化艺术，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艺术化，用毛泽东的话说：“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80]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以“对牛弹琴”为例，谈了读者受众的问题，他说，“‘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提出“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81]《讲话》中则把文艺的根本问题设定为“为什么人”，之后的论述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足见其受重视的程度。当时的文艺要起到宣传作用，必须要为老百姓所接受，真正要为工农兵服务，因此格外突出接受主体的地位，认为文艺就是为工农兵的，一切从接受群体的需要出发，在题材、内容、语言、形式等方面都有所限定，事实上也就是为规定的受众创作规定的文本。《讲话》后，秧歌剧、大型广场剧盛行，这些都是针对特定群体的艺术样态。
这种以接受主体为中心建构理论体系的方式，对中国文论的衍化而言，的确是一种创举。[82]但无可否认，毛泽东思想中的“工农兵”与西方接受美学中的“读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工农兵”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在中国语境下，它负载着极强的阶级含义和具体的现实含义，而接受美学的“读者”则不是“真实的读者”，是隐含在文本背后的“隐含读者”。
二 作为文本内容主体
《讲话》后，解放区的创作出现了崭新的一面：广大的“工农兵”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了主角的地位，作品充满着革命战士高昂的英雄主义精神，从内容上看，这些作品中没有悲观厌世情感的出现，也没有个人空虚感情的宣泄，连他们笔下人民的苦难，也是悲壮的苦难，充满着一种催人向上的浩然之气。[83]
《讲话》后确实出现了大量的创作实绩，据研究者统计，1947～1952年和1958～1959年曾出现过两次大规模出版“工农兵丛书”的实践。其中，1947年冀南书店出版了一套“工农兵丛书”，约7种，单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书的主题，这些题目都是当时的主流话语，如“翻身”“破除迷信”“妇女解放”。上海群益出版社于1950年出版了“工农兵文艺丛书”，约8种。三联书店于1950～1951年出版了“工农兵文艺丛书”，约48种。这些丛书的共同特征是：书中的主人公是工农兵，作者也有很多是工人、军人，并且表现形式多样，有很多是民间的艺术形式，如民间故事、鼓词、相声、说书、秧歌短剧等等，[84]极其通俗易懂。
这一统计已足以让我们感受到文艺的新变化，就文本内容而言，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工农兵的生活为题材；二是工农兵成为作品的主人公。1944年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这两篇描写新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曾经使毛泽东“一口气读完”，并且激动地要“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85]
三 作为创作主体
结合《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会发现“工农兵文艺”体系里还暗含着另一层意思，即“工农兵”应由接受主体逐步过渡到创作主体，“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86]在毛泽东的新文化构想里，应该由工农兵直接创作属于自己的文艺，这才是真正的工农兵文艺。因此在他的不同场合的多次表述里，都不断传达出工农兵是有能力进行创作的观点。1938年，毛泽东在“鲁艺”的演讲中曾谈到“农夫们乘凉时”讲的故事“内容丰富”“言辞又很美丽”，称赞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87]同年，在“五一”运动大会总结会上演讲时也提到“土包子的文章有鱼，有肉，有鸡子，因为他们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而大学生什么也没有做过，所以写得都是水，至多不过是小米稀饭”；[88]在《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文中谈到“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艺术。一字不识的人可以讲出美丽的故事，连说的话也是艺术性的，我便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89]因此，来自民间的创作在毛泽东眼里是真正的艺术，而他最愿意看到的也是工农兵成为艺术家。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高兴地向大家讲起刚刚听说的陇东的一位马夫成为木刻家的事情。[90]
陈企霞的《“理发员”和他的工作》、柯仲平的《从写作上帮助工农同志》等文章中，纷纷号召“培养工农通讯员”，并提出专业作家要给工农同志的文章当“理发员”，帮助他们修改作品，以提高工农的写作水平。[91]1943年12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文章《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此文的发表标志着“工农兵文学创作”的诞生，《解放日报》还特辟《大众写作》专栏，经常发表工农创作作品。韩晓芹在其著作中就这些工农作者的构成以及作品内容进行过专门分析，认为普通工农兵群众和被改造的民间艺人以及革命老干部等作者创作的作品内容各有不同，[92]但不管是“翻身诗歌”，还是反映减租减息的秧歌剧，无一例外都是由工农兵自己创作的“原生态”作品，它们在40年代的解放区蓬勃发展，形成了繁荣的局面。
《讲话》后还出现了“真人真事”、集体创作等写作模式，对这些创作模式的倡导和推广不仅使工农兵大众成为文艺活动的主动参与者，也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文艺主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工农兵”这一最初在社会历史领域广为使用的词语，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碰撞后，被赋予了“阶级”的内涵；左翼文艺家对其进行了初步“改造”，即将“工农兵”引入文艺领域，虽然更加强调了这一群体的阶级意味，但其总体面目仍不是很清晰；毛泽东的《讲话》正式将“工农兵”纳入文艺理论系统，并在接受主体、文本内容主体以及创作主体三方面建构这一新的文艺主体。这一文艺主体的确立，使得文艺界出现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93]可以说，根本改变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系统的构成，对中国新文艺的走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1] 杨伯峻撰《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第179页。
[2]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6955页。
[3]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第606页。
[4]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第606页。
[5]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第607页。
[6] 〔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王草、葛平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72页。
[7] 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语文出版社，2010，第20页。
[8]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第648～649页。
[9] 李大钊：《土地与农民》，《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第834页。
[10] 恽代英：《农村运动》，《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第561页。
[11]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3页。
[12]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6页。
[13]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42、643页。
[14] 《致周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59页。
[15]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62页。
[16] 《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114～115页。
[17] 肖煜：《兵何时由器及人？》，《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第17页。
[18] 姬蕾：《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第16页。
[19] 姬蕾：《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第30页。
[20]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第1页。
[21] 蔡元培：《劳工神圣》，《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第439页。
[22]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第437～438页。
[23] 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第3版，1919年1月19日。
[24]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第301页。
[25] 邓中夏：《论劳动运动》，《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66页。
[26] 恽代英：《致胡业裕》，《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第246页。
[27] 恽代英：《农村运动》，《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第559页。
[28] 瞿秋白：《反对南京武汉的军阀斗争！》《民众的革命战争反对所谓北伐！》，《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5、17页。
[29] 李大钊：《知识阶级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第208页。
[30] 郭国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之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第31页。
[31] 俞平伯：《民众文学的讨论》，《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第26期。
[32] 朱自清：《民众文学的讨论》，《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第37～38页。
[33] 郭国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之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第39～40页。
[34]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281～289页。
[35]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第6页。
[36] 郁达夫：《大众文艺释名》，《大众文艺》第1期，1928年9月20日，第1～2页。
[37] 彭康：《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创造月刊》第2卷第4期，1928年11月10日，第118、124页。
[38] 林伯修：《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海风周报》第12号，1929年3月23日，第5页。
[39] 林伯修：《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海风周报》第12号，1929年3月23日，第7页。
[40] 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第437页。
[41] 厚生：《维持我们对于时代的信仰》，《文化批判》第3号，1928年3月15日，第1～2页。
[42] 厚生：《智识阶级的革命份子团结起来！》，《文化批判》第4号，1928年4月15日，第1～2页。
[43] 彭康：《“除掉”鲁迅的“除掉”！》，《文化批判》第4号，1928年4月15日，第57页。
[44] 沈起予：《艺术运动底根本概念》，《创造月刊》第2卷第3期，1928年10月10日，第7页。
[45] 厚生：《革命文学的展望》，《我们月刊》创刊号，1928年5月20日，第2～4页。
[46] 麦克昂（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文化批判》第3号，1928年3月15日，第2页。
[47]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16日，第10页。
[48] 曰归：《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6期，1927年2月1日，第46页。
[49] 长风：《新时代的文学的要求》，《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7期，1927年2月16日，第92页。
[50] 钱杏邨：《英兰的一生》，《太阳月刊》创刊号，1928年1月1日，第6页。
[51] 香谷：《革命的文学家！到民间去！》，《泰东月刊》第1卷第5期，1928年1月1日，第9页。
[52] 王独清：《要制作大众化的文艺》，《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第638页。
[53]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代表报告后的决议案》，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第146页。
[54] 《我们创办了工农小报》，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第197页。
[55] 《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对于中国无产文学的决议案》，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第186页。
[56] 《左翼十年大事记》，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第39页。
[57] 邓中夏：《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40页。
[58]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551页。
[59] 瞿秋白：《伟大的广州工农兵暴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65页。
[60] 瞿秋白：《广州工农兵暴动的信号！》，《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70页。
[61] 沈雁冰：《论无产阶级艺术》，《文学周报》第173期，1925年5月17日，引自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第12页。
[62]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16日，第11页。
[63] 林伯修：《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海风周报》第12号，1929年3月23日，第7页。
[64]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第152页。
[65] 史铁儿（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473页。
[66]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第179页。
[67] 以群：《关于抗战文艺活动》，《文艺阵地》第1卷第2期，1938年5月1日，第42页。
[68] 老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第187页。
[69]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55页。
[70] 有研究者提出瞿秋白的大众化理论中“只有工农，并没有兵，”参见胡明《瞿秋白的文学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56～57页。
[71]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49页。
[72]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65～366页。
[73] 《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4页。
[74] 宋贵仑：《毛泽东与中国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5页。
[75]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49～850页。
[76]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55～856页。
[77]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30页。
[78] 刘江：《“工农兵文艺”理论体系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确立》，《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5页。
[79]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11页。
[8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50页。
[81]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36页。
[82] 王贵禄：《谁是接受主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解读》，《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2期，第120页。
[83] 刘增杰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第337页。
[84] 史静、郑鹏：《1947～1952年“工农兵丛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6期，第152～158页。
[85] 《致丁玲、欧阳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85页。
[86]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8页。
[87]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19页。
[88] 毛泽东1938年5月9日在军委直属队“五一”运动大会总结会上的演讲，转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89页。
[89]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29～430页。
[90]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2页。
[91] 陈企霞《“理发员”和他的工作》、柯仲平《从写作上帮助工农同志》分别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10月8日第4版、10月12日第4版。
[92] 韩晓芹：《体制化的生成与现代文学的转型——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的文学生产与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71～272页。
[93]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