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永定河水系到北运河水系
——南苑地区水脉的历史变迁
吴文涛[1]
摘要：南苑地区的水脉源流和水系构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转变，早期属于永定河水系，是永定河故道的遗存及潜水溢出，发挥着吐纳永定河水的功能；随着永定河主流的南摆西迁，尤其是清代筑堤以后，南苑地区的水脉逐渐与永定河脱离关系，最终并入北运河水系，成为北运河的水源补充和调剂。本文梳理这一水系变迁过程，以探讨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为当今该地区的文脉传承、文化复兴和规划建设寻找水脉基础和环境支撑。
关键词：南苑 水脉 永定河 北运河
南苑位于北京永定门以南，在元、明、清三代曾经长期作为皇家苑囿，历史上面积广达210平方公里，其范围北起今大红门，南至今团河农场、南大红门一线，西从今西红门、海子角一线，东到今亦庄、鹿圈一线。历史上这片广大的区域内基本上是以森林、湖泊、草原、流泉为特征的湿地园林景观。直到清末民国时期被大规模开垦为农田，南苑地区的环境风貌与土地功能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从金、元以来的皇家苑囿转变为大片的农田村庄，进入20世纪80 年代后又开始了快速城市化的进程。近千年来的沧桑巨变典型地反映了社会变革和制度影响下的环境变迁问题，其中，人为干预下的水系变迁所造成的环境基础改变表现得尤为充分。
一 明清以前南苑地区的水脉源流与湿地景观
南苑地区的环境基础是永定河故道形成的湿地，其生成、发展、变化过程，都是永定河变迁的产物。而围绕湿地的河流、湖泊、草原、森林景观等，构成了南苑历史文化的载体；因此说，南苑历史文脉的生成演变也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文化的组成部分。
历史上永定河冲出西山束缚后，在华北平原北部往复摆动，形成的洪积冲积扇为北京城的成长提供了极好的水土条件。其中包括河流带来的泥沙沉积物，即从出山口附近的大砾石，到下游颗粒越来越细的粉砂和黏土，多种形态的土壤构成了多种类植被及农作物生长的肥厚温床。还包括了河水的相当一部分径流渗入地下构成的冲积扇表层地下水，也被称为“潜水”。潜水顺着地势流到冲积扇的底部，在地势低洼的地方就会溢出，形成大量的地表泉水和湖泊，这在地貌学上称为“潜水溢出带”。[2]大约在隋唐时期，永定河漫流于看丹、草桥、马家堡一线至南苑、大兴之间，所形成的河道被称为“水故道”，这条故道的洪积冲积扇横扫今丰台、大兴、通州及河北永清、廊坊和天津武清等地。今丰台河东地区，从马场到草桥以及花乡一带的土壤多含透气性好的粗沙砾、沙质土，地底下又多有河滩石、鹅卵石，所以适合培植花卉蔬果；草桥、南苑一带多泉水、湖泊和湿地；而大兴的黄村到采育一带则从沙质土向黏土过渡（大兴有很多以“垡”字命名的村庄，就是与黏土有关[3]），周边多湖沼和水洼。这些都反映了永定河故道提供的地理环境和地貌特征，也是构成金元明清时期南苑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见图1）。
图1 永定河冲积扇潜水溢出带的分布
资料来源：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文化生态卷》，文津出版社，2013，第116页。
元朝建立后，为保都城安全，对石景山至卢沟桥段的永定河东岸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筑堤工程，以确保永定河水不再由石景山附近东入京城，从而导致其主流逐渐向西向南摆动，最终由卢沟桥以南经北天堂村流入今大兴区，形成现在的河道。主河道虽然移出，但被长期浸泡过的河道沿岸和下方富含浅层地下水，遇到地势低洼处，潜水层的水便涌出地面，由成群的泉眼汇聚为淙淙溪流和湖泊。因而，很长一段时间内故道一带仍然拥有丰富的水资源。
比如，今水头庄一带曾是泉脉极为丰富之地，历史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百泉溪的百泉（众多泉水之意）就是出自这里。《大明一统志》记载：“百泉溪在（顺天）府西南一十里，丽泽关平地有泉十余穴，汇而成溪，东南流入柳村河。”[4]百泉溪、柳村河与洗马沟水（莲花河）一起构成了凉水河的正源。水头庄往东不远，即是金中都西南角的一个城门——丽泽门。之所以称“丽泽”，正是因为此城门外泉水丰沛。水头庄东面还有万泉寺，寺名“万泉”，也是附近泉多的旁证。其中有一处名“凤泉”，据说其流出的泉流构成了凤凰的图案，附近还有一个地名叫“凤凰嘴”也是与此有关。正因为这里地势低洼，泉流众多，周边道路常常泥泞不堪，难以行走。有一位和尚想积善行德，立志改变这种状况，于是雇人运来干土垫高道路，加以维修。但辛辛苦苦地干了数年竟未成功，原因就是干土填进去又湿，道路垫高了又被水冲坏，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总也解决不了排水问题。元人宋褧写的《南城俚歌》记载了这位和尚的事迹：“柳村南路百泉涌，陷车踬马沮洳深。茕茕一僧力负土，治道不成徒苦心。”[5]
再往南的草桥附近也曾是溪流淙淙。明清时期的文人为草桥一带的水乡风光留下了很多深情的笔墨。
袁宏道《游草桥别墅》：“郊居绝胜午（草之误——笔者按）桥庄，南客行来眼亦忙。马上乍逢蒲苇地，梦中移入水烟乡。疏林透户凉风出，翠叶平池急雨香。危石幽篁相对冷，一庭清影话潇湘。”
马之骏《草桥秋集》：“……出郭村非远，穿林径即深。岸芦蒙水白，堤柳上桥阴。岂必藏丘壑，溪流已会心。”
管绍宁《集草桥庄》：“……一曲水环鱼藻绿，几肩花过石桥红。……”
蒙阴公鼒《游草桥》：“……城隅旧寺生新草，溪上晴云堕湿沙。胜国馆亭何处问，平林一带只昏鸦。”[6]
沈德潜《过草桥年氏园看芍药》诗：“城南饶菰蒲，陂塘净寒绿。闲园平田际，径衍缭而曲。……”[7]
右安门外和永定门外间，也是低洼沮洳之地，有很多莲池水田，对此，明朝人邵经邦有诗句道：“凉水河边路，依稀似故乡。”[8]邵氏是仁和县即今杭州人，其故乡自然多水泽。清代乾隆皇帝也说过：“自右安门至永定门，地势洼下，每遇霖潦，辄漫溢阻旅途。岁久未治，积成沮洳。”可见当时，右安门外至永定门外的确犹如“水乡泽国”。明崇祯年间刊行的《帝京景物略》称：“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方十里，皆泉也。会桥下，伏流十里，道玉河以出，四十里达于潞。故李唐万福寺，寺废而桥存，泉不减而荇荷盛。……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花为业。都人卖花担，每辰千百，散入都门。……草桥去丰台十里，中多亭馆，亭馆多于水频圃中。”[9]这段文字说的就是金、元以来在永定河故道的湿地环境基础之上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花卉产业，到明清时的繁荣景象。
以上都是南苑水系的上源地区，丰富的水脉从西北向东南流淌汇聚，就形成了南苑附近成群的湖泊。据《日下旧闻考》记载：“考一亩泉在新衙门之北，曲折东南流，经旧衙门（即旧宫）南，至二闸，凉水河自海子外西北来入苑汇之。”[10]按新衙门即今新宫村，属丰台区南苑镇。时称一亩泉，足见泉水流量之大。但在今天的地图上，一亩泉处只剩一个小小的池塘。
由于如此丰富的水资源和优美的水环境，自金代始，这里就成为休闲游猎的好场所。其时永定河的主流已经摆动到固安一带，但其支流和洪泛之水仍不时从南苑地区流过，留下了大片河湖纵横、林泉相间的湿地。金代修建了建春宫，在此举行春水捺钵，供帝王贵族们休憩游猎。元朝建立后，作为游牧民族的传统，蒙古帝王同样热衷于到郊外水草丰美之处放马打猎。“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11]大都周围有多处“飞放泊”，即由湖泊、湿地、草原和各种飞禽走兽构成的皇家猎场。其中，“下马飞放泊在大兴县正南，广四十顷”[12]，因其离京城很近骑马即达而得名。每年冬春之交，数量众多的天鹅飞临下马飞放泊觅食休息，“其湖面甚宽……天鹅来千万为群。俟大驾飞放海青、鸦鹘，所获甚厚。乃大张筵会以为庆也，必数宿而返” [13]。为了保证苑囿内有足够的飞禽走兽供皇帝射猎，元朝以严刑峻法禁止八百里之内的人们捕获野兔、买卖飞禽，在《元典章》等元朝文献中有多种关于捕猎的规定。这些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飞放泊自然环境尤其是动物资源的原生状态，维持人烟稀少、水草丰美、动物繁多的环境特征。
明永乐十二年（1414），南苑在元代的基础上继续扩展，除满足休闲需要外，还增加了武备训练功能。据彭时的《可斋杂记》记载，天顺二年十月十日（1458年11月15日），他随英宗皇帝到南海子检阅士兵围猎，“海子距城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辟四门，缭以周垣。中有水泉三处，獐鹿雉兔不可以数计，籍海户千余守视。每猎则海户合围，纵骑士驰射于中，亦所以训武也”[14]。可见永乐以后南苑的规模比元代扩大了许多，开辟了东、西、南、北四门，苑囿四周建立了围墙便于守卫，其中饲养的动物种类众多、数量庞大。朝廷设置了专门看守南海子的民户，称为“海户”。每到围猎时，海户们驱赶着动物将包围圈缩小，供军士驰骋射猎作为训练。另据嘉靖年间的吏部尚书张瀚记载，京城外“置南海子，大小凡三，养禽兽、植蔬果于中，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别名南海子”[15]，也就是说，明代称其为“南海子”，是取其与“北海子”即皇城北面的积水潭相对之意；所谓“大小凡三”，同上文彭时所言的“中有水泉三处”，说的是内有三处较大的水面。
二 清代南苑地区水系的治理与改变
到了清代，这一片地区则以“南海子”和“南苑”并称。满族与蒙古族一样有弓马骑射的传统。清朝定都北京后，随即对南苑不断修葺，以期通过行围打猎来保持本民族尚武的雄风。《日下旧闻考》记载，清朝南苑继承了明永乐时期的规模，但稍小于明朝人所记载的“方一百六十里”。[16]到乾隆时期，南苑“设海户一千六百，人各给地二十四亩。春蒐冬狩，以时讲武。恭遇大阅，则肃陈兵旅于此”[17]。与明代相比，清代海户的数量有所增加。官方赐予每家海户二十四亩耕地，从制度与政策方面保证他们成为皇家苑囿的专职守护者，有利于维持南苑以水泊、草地、林木为主要特征的自然风貌。而最关键的还是直接关系到其地理环境基础的水系治理，明清时期南苑的地理环境依旧以河、湖、泉水广布的湿地为主，但水源和水系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
前面说过，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曾经伴随着季节性水量的增减，冲出三家店山口之后，在广阔平坦的华北平原是随意地摆动、宣泄的，形成大片的洪积冲积扇，既造就了肥沃的土壤，又留下了多条河道和大量湖沼，以及丰富的地下水，哺育了北京地区最初的文明和后来北京城的成长与壮大。
《水经注》上说“清泉（辽以前永定河的名称）无下尾”，说的正是古永定河下游自由摆动的状况。据尹钧科、段天顺等专家考证，古永定河出西山后，曾在北起清河、西南到小清河—白沟河的扇形地带自由摆动，形成了广阔的洪积冲积扇。在今北起清河、南到黄村的范围里，曾经从北到南地留下了四条永定河的古河道：古清河、古金钩河、水故道及古无定河。段天顺等对永定河历史上的摆动及流向做了以下具体描述：“商以前，永定河出山后经八宝山，向西北过昆明湖入清河，走北运河出海。其后约在西周时，主流从八宝山北南摆至紫竹院，过积水潭，沿坝河方向入北运河顺流达海。春秋至西汉间，永定河自积水潭向南，经北海、中海斜穿出内城，经由今龙潭湖、肖太后河、凉水河入北运河。东汉至隋，永定河已移至北京城南，即由石景山南下到沟桥附近再向东，经马家堡和南苑之间，东南流经凉水河入北运河。唐以后，沟桥以下永定河分为两支，东南支仍走马家堡和南苑之间；南支开始是沿风河流动，其后逐渐西摆，曾经摆至小清河、白沟河一线。自有南支以后，南支即成主流。迨至清康熙筑堤后，永定河始成现状。”[18]
元朝以后，开始不断加筑石景山到卢沟桥一段的堤坝，使永定河水不再直接向东流入北京城，但卢沟桥以下的河水仍然呈现自由分流状态。从元朝到明初的永定河，“出卢沟桥下，东南至看丹口，冲决散漫，遂分而为三：其一分流往东南，从大兴县界至漷州北乡新河店（即今通州区南凉水河西岸之新河村），又东北流，达于通州高丽庄，入白潞河；其一东南经大兴县境清润店（今作青云店），过东安县……其一南过良乡、固安、东安、永清等县……与白潞河合流，入于海”[19]。这就是说，元代的永定河仍是沿着水故道和古无定河道在流淌。清代吴长元辑录的《宸垣识略》也显示，今南苑、采育一带在元朝时还是永定河的泛滥地，即所谓“元时沙漠地”[20]，遍布沼泽和沙滩。这条水故道的流向大致为：自卢沟桥往东南，经过看丹、南苑到马驹桥。这条河道最晚从三国时即有，也就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所说的水。《水经注》记：“水又东过广阳县故城北……水又东北迳蓟县南……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21]按广阳县故城在今房山良乡镇东北南、北广阳城村；蓟县故城在今广安门一带；洗马沟水大致即今莲花河。从这段记载判断，当时水在蓟城之南的主流河道就应流经今马草河。这条河道延续900多年直至辽金时期都未曾有很大变动。元朝以后，永定河逐渐向西摆动，最终自石景山南大荒进入丰台区，流经东沿河、刘庄子、卢沟桥后，再往南由北天堂流入今大兴，形成现在的河道（见图2）。
图2 历史时期永定河下游河道变迁
资料来源：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文化生态卷》，第87页。
如果说，元明以来，随着泥沙淤积，永定河河道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的自然迁摆是南苑一带水脉脱离永定河水系的宏观地理背景，清朝康熙年间永定河大堤的修筑，则使这一场分离变成永远。
康熙三十七年（1698）永定河又一次突发大水，京畿形势危急。康熙亲临阅视，坚定了根治永定河水患的决心，命于成龙大筑堤堰：“挑河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县北，至永清县东南朱家庄，经安澜城河，达西沽入海，计长一百四十五里。南岸筑大堤自旧河口起至永清县郭家务止，长八十二里有奇。北岸筑大堤自良乡张庙场起，至永清县卢家庄止，长一百二里有奇。”[22]这成为永定河治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工程结束后，康熙赐名永定河，希望其永远安澜。也就是从此以后，石景山以下的永定河河道基本被固定，河流漫流状态结束。尤其从石景山到卢沟桥一段也就基本“永定”了，除了几次决堤漫口导致京城南部的水灾，永定河主流再也没有从城南的看丹、凉水河、南苑、采育一带走过。
如此一来，原来贴着京城南部行走的永定河水故道就仅靠低洼处渗出的洪积冲积扇潜水层的水源进行补充。《日下旧闻考》载：“海子内泉源所聚，曰一亩泉，曰团河，而瀦水则有五海子。”[23]五海子“旧称三海，今实有五海子，但第四、第五夏秋方有水，冬春则涸耳”。潜水层溢出构成的南苑水系基本有三条，由北而南依次为凉水河水系、五海子水系、团河水系。凉水河的主源为京城西南角的水头庄、万泉寺、凤凰嘴、草桥一带的平地涌泉，自西北而东南穿过南苑；位于南苑内中部的一亩泉附近有23处泉眼，它们汇而东南流，构成了五海子水系的上源；位于南苑之内南部的团河附近有泉源94个，汇聚为团河而向东南流入凤河。总之，由于永定河故道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明清时期南苑附近的大小涌泉、溪流汇聚的河流湖泊还是非常可观的。
清雍正年间，为了加强北运河运力，以清刷浑，着手整治京畿水利，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切断凉水河、凤河等与永定河的联系，使之归入北运河水系。《清雍正实录》卷三九记载：“据和硕怡亲王等疏言：永定河俗名浑河，水浊泥多，故道遂湮。应自柳叉口引之稍北，绕王庆坨之东北入淀。两河（指永定河和北运河）淀内之堤至三角淀而止，为众淀之归宿，应照旧开通，逐年疏浚。两河之浊流自不能为患矣。”[24]这是针对永定河下游归属，而对故道上的残存水体，则进行了导流入运的改迁。雍正四年（1726）三月丙申，怡亲王允祥等奏报京东水利情形，其中之一即“河（注：北运河）西数十里内止有凤河一道，即桑干河之分流。自芦沟河（即永定河）经南苑至漷县西南，流入武清县南。河流本畅，自武清之堠上村淤为平陆。偶遇水潦，田庐弥漫。应循故道疏浚，仍于分流处各建闸一座，以时启闭”[25]。对此事，《光绪顺天府志》还有更完整的记载：“雍正四年，挑引凉水河至堠上村入凤河改由韩村、桐村等处。今通流之水，即永定河下口所出之水也，向属永清县，雍正八年始改属天津府。其岸堤一切工程仍归永定河道属三角淀通判管辖。盖凤河水上系浑河（即元明时期永定河）旧渠，下为永定河出水要津。”[26]也就是说，雍正年间利用永定河故道潜水层溢出泉水的补充，将原本属于永定河水系的凉水河、凤河加以疏浚、建闸并划入北运河水系，用以调节北运河水量以及刷浑澄清（见图3）。
乾隆朝也多次进行了这样的工程，对南苑内外的河渠水泊加以大规模疏导。将上游的柳村河、丰草河、马草河、莲花河等整理汇入凉水河，使其流经南苑内，汇同一亩泉等再流出南苑，汇入北运河。而凤河、龙河等永定河故道也吸纳了团河等永定河老冲积扇的潜水溢出，与一亩泉等相互沟通，穿南苑而屈曲流出。乾隆四十七年（1782）称：“近年疏剔南苑新旧诸水泊，已成者共二十一处，又展宽清理河道，清流演漾，汇达运河，并现在拟开水泊四处，次第施工，通流济运，较昔时飞放泊尤为益利云。”[27]这些措施一是保证了南苑维持着类似草原的自然面貌，使其继续充当皇家游猎之地，同时，在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以及保护区域动植物等方面，也有重要的生态作用。二是增加了北运河的水量调节功能，更好地保障了漕运的畅通。
图3 雍正四年（1726）永定河接堤改河
资料来源：王洪波据乾隆《永定河志·永定河三次接堤改河图》改绘。
总之，经过雍正、乾隆年间的整治，南苑水体切断了与永定河的直接联系，不再作为永定河水的消纳场所；但仍有赖于丰台水头庄、凤凰嘴、草桥和大兴团河、一亩泉等永定河冲积扇潜水溢出带上的泉水组群，维持着较为丰富的地表水源，从而成为北运河水源的补充。
但是，剪掉脐带的后果也开始显现，南苑的水源补给渐渐枯竭，南海子湿地草丰水美的风光不再，乾隆以后南苑的政治、外交及文化活动也渐式微，皇家园林的重心北移至三山五园一带。
三 水系变迁对南苑地区水环境的影响
如前所述，远古时期的永定河是在北京平原上随意摆动的；虽然从辽代开始筑永定河堤，但辽金元时期河流从三家店出山后往下游去仍有较大的活动空间。明清尤其是清朝筑堤之后，它就再也没有向东和东北流过。虽然汛期到来时，石景山至卢沟桥间的堤坝也经常溃决，但都很快被修补堵塞，卢沟桥以北向东再也没有成为主流河道。这就表明，永定河从此只是一条从北京城郊西南角“路过”的河流，曾经穿越北京城的清河故道、金沟河故道和水故道从此成为永定河的历史遗迹。而这给北京地区水环境造成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首先，筑堤影响了河水与周边环境的自然循环，即：除了使永定河主流再也不能从这些故道上经过外，石堤或石砌岸的阻挡以及泥沙淤积所造成的河床抬高，使得滔滔河水只能径直向下游流去，很难再通过自然下渗的方式补充地下水，从而使这些古河道上的沼泽、湖泊、泉流缩小乃至消失，地下水位急剧下降。
其次，在京郊永定河的故道区域，筑堤约束下的河水不再光顾，加快了湖泊萎缩干枯直至成为平陆的进程。其典型的例子除了辽金元时期通州漷县一带方圆二百里的延芳淀的消失，就是明清时南苑的沧海桑田。前面说过，永定河的水故道在历史上流经今卢沟桥往东的丰台、南苑、马驹桥、采育一带，形成了泉眼成群、岔流众多、淀沼密布的地理景观，元代作为皇家游猎之地的“下马飞放泊”曾经烟波浩渺。而到乾隆三十六年时，从乾隆《海子行》一诗的描述“元明以来南海子，周环一百六十里。七十二泉非信征，五海至今诚有此。诸水实为凤河源，藉以荡浑防运穿。岁久淤于事疏治，无非本计廑黎元。蒲苇戟戟水漠漠，凫雁光辉鱼蟹乐。亦弗恒来施矰缴，徒说前朝飞放泊……”[28]可以明显看出南苑一带水体开始呈现淤积、退化的趋势。结合《日下旧闻考》中对该诗的按语，不妨略做分析。（1）关于南海子“周环”（周长），按语称元明诸家记载是一百六十里，而清人考证说不过一百二十里。可见，从明到清南海子有萎缩。（2）关于泉眼数目，按语称《日下旧闻》记载原有泉流72处，清人对此表示质疑，说海子内一亩泉周围有泉23处，附近团河上有泉94处，所谓72泉实指何处无可考证。但其实元明时记载的72处泉流当是指海子的上源一亩泉附近的，团河附近那时还是浑河的河道。可见到清朝时已由72处减少至23处了。（3）关于“三海”还是“五海”，清人在此句下标注：旧称三海，今实有五海。今对比一下明清两朝南苑的地图，可以发现，所谓五海其实就是原水下部分因淤积而浮出水面，将原本烟波浩渺的三大片水域离析为五个面积缩小了的湖泊，而且按语中还说明第四、第五个湖泊也只有在夏秋时节才有水。总之，此时虽然成了五海，但实际上水面面积比三海时小了很多。另外，在乾隆的这首诗里，传说中明代所建的二十四园，已经不见踪迹，只有耕地和牧场依然美丽；虽然仍旧呈现“蒲苇戟戟水漠漠，凫雁光辉鱼蟹乐”的自然风光，但为了保证水源通畅，不得不时常对苑内的河渠水泊进行大规模疏导（见图4）。
泉流萎缩，水域面积减小，沼泽、沙地、河滩地却相应增加，由于这些水文条件的改变，再加上从明清以来持续不断的人口涌入，南苑一带日益成为适于种植和养殖的处女地，而渐被卷入开发狂潮。
保留草原湖泊为主要地貌特征的皇家苑囿保护规划与人口增长对农田开垦的刚需之间的冲突早就存在，南苑外围的大片地区自明代以来就不断被开垦。到清代，维持南苑旧貌与开垦耕种的矛盾继续加剧。乾隆时期，“近海子墙设庄头种地，植柳为限，其外平原皆猎场”[29]，说明紧靠南苑围墙内侧一定宽度的环状地带已被开垦成耕地；在这个地带的内侧边缘，栽种了一圈柳树作为猎场与耕地的界线。清末国势衰落，原有的制度和政策已经不能继续下去，森林草原性质的休闲区不得不服从于经济上的需要。南苑的中心地带也不得不对外放垦，垦区和村庄雨后春笋般地增加[30]，这一片很快就变成了人口稠密、村镇广布、阡陌纵横的新兴农业区。
图4 清代南苑湖泊水系分布
资料来源：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文化生态卷》，第117页。
上述这些变化，固然有社会因素（政策带动、人口增加、城市扩张等）在起作用，但永定河主流被彻底移出原有河谷，是地貌改观和水环境变迁的地理基础。永定河水系这个历史性的变故，给整个北京城的水源供给造成了深远影响，就更不用说给南苑地区水文环境带来的重大改变了。
结语
南苑元、明、清三代作为皇家苑囿，长期以来基本保持着以森林、草原、水泉为特征的园林景观，直到清末民国时期被大规模开垦为农田，南苑地区的地理风貌与土地功能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的区域性质从皇家园林转变为农耕区乃至城市化的历程，水系源流从永定河流域划归北运河流域的转折，都折射出了都城变化和制度因素对北京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可以说是北京城南郊区环境变迁的典型反映。
今天，我们追溯南苑地区水脉流转、水环境变迁的目的，是更好地厘清南苑地区历史文化生发、传承的环境基础和文脉与水脉的关系，强调地域文化建设中保护和适当复原河湖水系和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引”水思源，正本清源，南苑水系的恢复还得从根上考虑，我们应该趁着永定河全流域治理已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这一东风，借永定河全线通水和地下水回补、水位上升的有利时机，长远规划、精心布局，有选择地复原一些重要的、具有代表意义的河流湖泊，最大限度地恢复皇家苑囿曾有的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一来它们可以作为永定河水系与北运河水系之间的调节池、消纳场，为北京南部地区蓄水防洪，调配水源，二来可以更好地把打造地方品质文化与修复湿地生态环境有机结合，建设一个融生态旅游、文化展示、科技研发、商务金融、国际交往等功能于一体的新的南苑“生态与文化特区”，以带动北京南部及相邻津冀地区发展。
[1]吴文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邓辉：《永定河与南海子之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18年12月20日。
[3]尹钧科、孙冬虎：《北京地名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第298—299页。
[4]《大明一统志》卷一。
[5]（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九〇。
[6]以上俱见（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三，“草桥”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7]（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卷一三《郊坰二》。
[8]（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九〇。
[9]（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三，“草桥”条。
[10]（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九〇。
[11]《元史》卷一〇一《兵志四·鹰房捕猎》。
[12]（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七五《国朝苑囿·南苑二》。
[13]（元）熊梦祥：《析津志》，《析津志辑佚》，“物产”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第236页。
[14]（明）彭时：《可斋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39册，齐鲁书社，1995，第342页。
[15]（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二《北游记》，中华书局，1985，第31页。
[16]（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七四《国朝苑囿·南苑一》。
[17]（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七四《国朝苑囿·南苑一》。
[18]段天顺等：《略论永定河历史上的水患及其防治》，《北京史苑》第一辑，北京出版社，1983。
[19]缪荃孙辑《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第272—273页。
[20]（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卷一二《郊坰一·采育》。
[21]（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一三，“水”。
[22]（清）陈琮：乾隆《永定河志》卷六《工程》，古籍出版社，2002。
[23]（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七四《国朝苑囿·南苑一》。
[24]《清世宗实录》卷三九，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卯，“户部等衙门遵旨议覆直隶河防水利事宜”。
[25]《清世宗实录》卷四二，雍正四年三月丙申，“工部议覆怡亲王允祥等折奏京东水利情形”。
[26]《光绪顺天府志》第五册《河渠志一·水道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27]（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七四引《御制仲春幸南苑即事杂咏》注。
[28]（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七四引《御制海子行》。
[29]（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七四引《御制小猎三首》。
[30]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77—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