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运河武清段的治理
陈喜波[1]
摘要：北运河地处京畿要地，漕运畅通关系京城发展，也影响到政权稳定。北运河武清段是北运河河工治理的关键部位，历代王朝皆对该段运河治理十分重视。元明时期对北运河武清段治理主要采用堵口的办法，收效甚微。清代则采用了疏泄的治理手段，通过开挖青龙湾减河和筐儿港减河分泄洪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保证北运河漕运的正常进行。本文回顾了清代北运河武清段治理的过程，分析了筐儿港减河和青龙湾减河开挖的背景及其作用。
关键词：清代 北运河 河道治理 武清
漕运的兴衰关系到王朝的兴亡，河道治理关系漕运，因此运河治理在金元明清时期为国家大事。乾隆《钦定大清会典》曾说“凡河道工程，黄淮二渎为大，运河次之，永定河又次之”[2]，可见运河治理在国家河道治理当中的重要地位。北运河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最北河段，是漕运的汇归之地，自金代实行潞水漕运开始，北运河一直是维持封建王朝运转和都城发展的主要河道之一，河道通畅与否关系到漕粮最终能否抵达京城，因此金、元、明、清四朝均十分重视北运河的治理。北运河素有“铜帮铁底豆腐腰”的说法，所谓豆腐腰是说运河中间部位脆弱，这里主要是指运河武清杨村以上河段易发生水患，难以治理。元代和明代，分别采用了将河道改造为顺直形状并筑堤堵口的办法治理，但收效不佳，清代则采用了疏泄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
一 北运河武清段在历史上是河工治理重点区域
北京地处暖温带季风气候带，全年降水量在600毫米左右，并且降水分布不均，约80%的降水集中在6月至9月。因此汛期降雨对河流影响很大。武清一带自河西务至杨村，海拔从12米左右降低到5米左右，地势洼下，乾隆五十三年（1788）来北京谒见乾隆的英国马戛尔尼使节团沿运河北上，经过武清，斯当东撰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记载道：“船经过的尽是卑湿地带。”[3]武清位于北运河中部，上游各支流皆汇于通州、香河，故在汛期，各条河流水势迅涨，一起涌入运河当中，宣泄不及，导致河堤冲决。其中，武清县筐儿港、耍儿渡等地是北运河极易发生决口的地方，早在元明时期，这里就是北运河的重点治理地区。乾隆《武清县志》记载了北运河进入武清县后在汛期易于冲决堤岸的情形：
（北运河）由香河县之灰厂村至洪庙入县境，经河西务、耍儿渡、王家务、蒙村、蔡村、桃园、筐儿港、杨村、朱家庄、老米店、马家口至悍沟新庄出县境入天津县界赴直沽入海。凡所历之境，两岸虽有长堤，然遇伏秋之际，积雨未歇，怒流已至，顷刻寻丈。耍儿渡、南蔡村、河西务等处冲决堤岸，坏民田庐。逮值干旱，又或浅阻。[4]
汛期河水猛涨难以下泄还有一个原因，即海潮的顶托作用。武清杨村以下北运河河段因离海较近，河水会受到海潮影响，乾隆《天津府志》记载：“潮汐所至，北抵杨村，南抵程官屯，西过王庆坨，率二百余里。”[5]北运河杨村以下河段淤浅并不严重，《钦定户部漕运全书》说：“近海通潮，淤浅无多。”[6]故杨村以下河道对漕运影响不大。海潮对漕运还有有利的一面，即漕船可借助潮汐抵达杨村，元代张宣督海运漕船直抵杨村，显然是利用了潮汐。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节团从天津出发，坐船沿北运河向北京进发。离开天津后，船队就借助潮水航行，“顺流推动船只走出了天津三十哩路之后，潮水就停止了。在风停水静的时候水手们大都利用两个大桨划船”[7]。
在北运河通州段，郝家府附近有一条泄水河道，张家湾以下有港沟河泄水，因此尽管通州附近几条河流汇聚，但由于及时泄水，故张家湾至香河一带河道较少漫溢而发生决口。自香河以下北运河河段，元明时期却没有专门的泄水河道，由于箭杆河等河流的汇入，汛期洪水量大增，武清一带北运河河道难以容受，经常漫溢决口。清代北运河筑堤活动主要集中在康熙、乾隆时期，尤以康熙时期筑堤活动多，并且集中在武清一段，《光绪顺天府志》说“北运河杨村厅险工林立”[8]，因此北运河武清段是清代治理的重点。清代在筑堤的同时，采取了开挖减河的办法，有效地解决了汛期洪水问题，保证了汛期漕运得以持续进行。
二 清代康熙至雍正时期北运河武清段治理
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对漕运河道治理十分重视，他曾说：“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9]康熙关注堤防建设和漕运事务，并亲自参与治理河道。康熙对北运河武清杨村以上河段治理十分关心，在位期间多次巡视北运河，并对北运河武清段易于溃决给予合理的解释：其一，运河两岸皆为沙土，河堤系用沙土筑成，故不坚固；其二，每年汛期，武清上游各处河水骤至，难以抵御；其三，武清离海较近，在海水涨潮时，受潮水顶托难以下注，导致河道难以容受，以致堤岸冲决。[10]正是基于康熙皇帝对北运河河性的准确把握，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措施。清代康熙、雍正时期，朝廷在北运河武清段开凿减河以疏泄洪水，“北运减河二道，一在务关厅属之王家务，由七里海入蓟运海河，一在杨村厅属之筐儿港，入塌河淀”[11]。
1.筐儿港减河的开挖
康熙三十三年（1694）五月，圣祖亲自巡视北运河河堤，重点巡视地段在武清县。1694年6月13日，康熙皇帝视察龙潭口新堤；次日视察华家口新堤，令人增筑黄须口、王家甫口、筐儿港口、白驹厂口等处河堤卑薄之处；6月15日，阅视桃花口、永安口、李家口、信艾口、柳滩口等处新堤。[12]
在北运河武清段，最容易冲决的地点是耍儿渡和筐儿港两个地方。康熙三十六年、三十八年，北运河在武清县筐儿港先后冲决泛溢。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圣祖巡视北运河，亲自视察筐儿港冲决之处，谕工部尚书萨穆哈曰：“今从冲决处挑浚新河，直抵南河，著修筑重堤。河身须深一丈、宽或十丈或二十丈，酌量开浚。旧河故道不必堵塞，水涨时听其两支分流。其迤东转湾处，筑一挑水坝，高五尺，以御激冲，甚有裨益，再续修一顺水坝。此等若待赔修，必致迟延，著动正项钱粮，派出贤能司官、笔帖式监修催趱，限于四月内告成。”[13]
康熙三十九年四月，圣祖巡视永定河和北运河河工，“至渔家湾、洭儿港等处舍舟，临视新挑之河毕”，遂命员外郎牛钮等，在决口处建修减水石坝二十丈，并开挖引河六十四里，宽六十丈，于两岸修建河堤，防止河水外溢，此引河及筐儿港减河，“北起闸口，讫梅厂；南起闸口，讫张五庄，并长三十一里有奇。又起张五庄讫孤云寺，长四十里，于是注于塌河淀，径贾家沽道，洩入海河”。[14]自筐儿港减河开挖后，北运河杨村以北河段十余年间再未决口成灾，《光绪顺天府志》说“杨村上下百余里，河平堤固”[15]。康熙四十九年，武清县在筐儿港坝旁立起康熙御制文碑，上书“导流济运”四个大字。康熙五十年二月，圣祖视察北运河，再次来到筐儿港，“谕监修河工主事牛钮曰：引河前崖应建一挑水坝，减水坝之前亦建一挑水坝，或长三丈，或长四丈，其高应与旧挑水坝相等”。次日，圣祖再谕监修河工主事牛钮曰：“三里浅之二挑水坝偏在上流，朕已钉桩，于钉桩处再添一挑水坝，或长三丈，或长四丈，高与堤相等。”[16]
康熙年间治理筐儿港，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未完全奏效。雍正年间，筐儿港一带因水灾迭发，清廷继续治理北运河筐儿港。雍正三年，北运河大水溃堤，次年怡亲王奏请设河西务同知一员，杨村通判一员，分界管理，增置县丞主簿各一员，以专门防御洪水，及时修筑堤坝。雍正五年，北运河泛滥，先后四次冲决堤岸。筐儿港一带决口的原因在于汛期运河上游各支流河水同时涌至，而此处河道容纳不下，宣泄不及而决口泛溢。为了提高河水疏泄能力，雍正六年，怡亲王经奏准将筐儿港旧坝由二十丈拓宽为六十丈，提高减水坝的泄水能力。雍正七年，清廷疏浚筐儿港减河的贾家沽道河段，筐儿港坝以下河水也消泄畅顺。《畿辅安澜志》对筐儿港减河记述较为完备：
筐儿港减河，北运河支流也。首起武清县东南北运河东岸，中分二支，限以长堤。北支起西掘河，东流经大石桥、朱家码头、张大官庄、梅厂、郭家庄、周家庄、蔡家庄、陈家庄、杨家河出境，入宝坻县韩胜庄，注塌河淀；南支起费家庄，东流经褚家庄、韦家庄、梁家庄、陈彪庄、北王平、张五家庄，注于麦子店，由腰河入于塌河淀，穿堤而出，为陈家沟、贾家口两引河，以入于海，长一百里。[17]
筐儿港减河中段分南北两股，东南流注入塌河淀。塌河淀一名大河淀，是筐儿港减河蓄泄北运河洪水之处。筐儿港引河最初没有修建堤坝，后来武清何姓知县修筑堤坝。康雍之后，筐儿港减河的治理大略情形在《武清志括》当中有所记述：
乾隆三十五年总督方观承以淤奏废。由是水漫流，上马台等村筑私坝。道光四年邑人王御史奏复之。后朱码头下屡决，同治十三年就东趋河形，别开新减河，仍分南北股，各宽十丈，束以堤，沿堤村民病之，盗决滋讼。光绪七年复就新冲斜河引归南股，宽七丈，集民资，储岁修，专汛防，而久远之图尤在多涵洞，慎启闭，去水害，斯得水利矣。[18]
2.青龙湾减河的开挖
北运河在河西务城东甩了一个大弯，当时的河道走向是经土城村先折向东，至北齐庄西侧东南折，经北白庄村西再折向西，经北陈庄北至苏庄再南流，这个河道大弯的最东部即北白庄村西便是耍儿渡。顺治十年（1653）谈迁北上北京，沿北运河北上，路经河西务，记述道：九月“丁巳，便帆十里白庙，十里河西务城。从陆才里许，从津不啻五里，以萦旋故也”[19]。谈迁所经过的自白庙至河西务城之间的河道便是耍儿渡一带的河道。耍儿渡河道湾环外侧，河水冲蚀作用强烈，河堤易于崩塌。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丙寅，康熙帝谕工部尚书：“观耍儿渡之东被水冲刷，深为可虞，若不预筑挑水坝，必致溃决，著备桩埽等物，朕即亲临指示修筑。”[20]耍儿渡河段治理工程实际上在康熙五十年才得以实施，《清圣祖实录》记录了圣祖于康熙五十年二月在河西务开引河治理耍儿渡的情形：
上自和韶屯乘舟阅河，至河西务登岸，谕监修河工主事牛钮曰：挖河不碍村落方善，若从此挖去，恐于村落有碍。因步行二里许，指示曰：此沙地著挖河，宽十丈，长四百七十余丈，平坦处深四五尺，高阜处或七八九尺不等，其河湾处著建二小挑水坝，挖河之土即置两边，对新河上口、旧河下流著建两挑水坝，一长二十丈，一长十丈，其高与岸相等。[21]
接下来，康熙皇帝亲自测量新河工程河道，“于是取仪器置地，亲视方向，命诸皇子、大臣，分钉桩木，纪丈量处”[22]。新开挖河道工程测量结束之后，交牛钮修建。牛钮遂按照圣祖的指示，在河西务城东开挖新引河一道，引水直接南流，根据《漕运全书》记载，“康熙五十年，以河西务工程紧要，复开务关城东至三里屯河，长四百余丈”[23]，可知，此引河河道自河西务城东向南一直抵达三里屯。第二年工程完工，“于是新河之溜移流于西，而东堤免刷，耍儿渡之冲险无虞矣”[24]。河西务开挖新河，引水走新河，旧河耍儿渡口受河水冲刷压力减小，冲决之险大大降低。靳辅在《治河奏绩书》中曾说：“若开引河则其费甚巨，又必酌地形而为之。若正河之身迤而曲如弓之背，引河之身径而直如弓之弦，则河流自必舍弓背而趋弓弦，险可立平。”[25]北运河在河西务城东甩了一个大弯，本次开挖引河连接这个河湾的上口和下口，恰如靳辅所说正河如弓背，引河如弓弦，使河水分流直洩入引河，正河河水流量减少，耍儿渡的冲决压力自然降低（见图1）。
图1 1936年翻印1914年两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河西务图幅所绘河西务东的运河故道遗迹
然而，康熙时期并未完全解决河西务一带的夏季洪水决堤问题。雍正三年，北运河大水，河堤岸上埽坝多被冲溃。同年，怡亲王允祥受命总理京畿水利，负责治理北运河。雍正四年，怡亲王奏请北运河一切工程归通永道管辖，在河西务设置同知一员，杨村设通判一员，分界管理，以专门负责运河修防事宜。雍正五年，北运河泛溢，漫溢冲决堤岸四处。雍正六年，怡亲王奏请拓宽筐儿港坝并挑浚减河，得以批准，于是“拓筐儿港旧坝，阔六十丈，展挖引河，改筑长堤。七年疏浚贾家沽道。分减既多，消洩亦畅，故坝门以下河水安流”。筐儿港一带运河险工虽然消除，但是其上游河段汛期洪水依旧壅积难以消泄，“河西务一带，距坝稍远，山水暴至，遂复溢决”[26]。雍正七年，“世宗指授，于河西务上流之青龙湾建坝四十丈，即今上闸口。开引河，长九十里，注七里海，挖宁车沽河，道七里海，泄之北塘口”[27]，该引河就是青龙湾减河，青龙湾减水石坝建在三百户村西。乾隆二年，青龙湾坝“因离河稍远，宣泄未畅”[28]，于是将坝口向西迁移。民国《香河县志》记载“河口在王家务土门楼之北，红庙村之南”，此即王家务减水坝，又名青龙湾减水坝。青龙湾旧坝在其东，“按王家务石坝东约三里许，三百户村西，旧有滚水坝一座，倾圮殆尽，当即乾隆二年以前所称青龙湾旧坝也”[29]。今红庙村南的乾隆二年所建青龙湾减水石坝燕翅保留完好，但河道已经北移，三百户村西雍正七年所建减水坝遗址在河边尚有残迹（见图2）。
在武清，筐儿港减河被称为下引河，青龙湾减河又被称为上引河。民国《香河县志》记载：“青龙湾河，北运河之减水河也，河口在王家务、土门楼之北，红庙村之南，又名上引河，又名王家务引河。”在该段落中“又名上引河”之后的附注云：“因武清县筐儿港减河名下引河。”青龙湾减河筑有河堤，“雍正七年开青龙湾引河，并筑两岸长堤，自闸口起沿河东行，至中营村东石碑道口，入宝坻界”[30]。
图2 青龙湾减河滚水坝遗址分布
三 北运河武清段减河修建的治理效果
自开挖青龙湾、筐儿港减河之后，北运河武清段汛期洪水得以上下分消，不再泛溢，防洪效果非常好。雍正十一年，海河流域大水，唯有北运河安然无恙，“北河伏汛涨水，惟漳、滏、南、北运四河水势甚盛，一日之内陡涨丈余。其漳河涨水，挟卫、汶两河奔流而下，维时南运河东岸缕堤漾开溢出，直由南洼入海。而北运河水势骤涨，虽亦出槽平堤，赖青龙湾、筐儿港减河宣泄，得以无事”[31]。故陈仪在《直隶河渠志》中说，武清段运河治理后，“运道民生，均获宁谧”，乾隆《武清县志》则说：“而十余年来获庆安澜，人民乐业。”[32]
尽管青龙湾、筐儿港减河的开挖减轻了北运河武清段的防洪压力，但并未消除汛期洪水危害。乾隆三十五年，北运河河水异涨并在西岸王甫汛决口，张家王甫堤及东岸的周家等庄八处缕水堤先后漫溢，清政府次第增筑河堤，防止洪水泛滥。乾隆三十七年，对王家务滚水坝、筐儿港滚水坝进行修筑，并挑浚减河，培筑南北两岸河堤。乾隆四十年，以汛期杨村厅险工林立，防洪工程倍繁于务关厅，于是将王家务减河改隶务关同知管理。乾隆四十三年，王家务至筐儿港之间北运河六十里河段河身弯曲，每遇洪水盛涨，不能及时宣泄，于是在上游吴家洼添筑草坝以分杀水势，并开引河，斜接王家务减河以导其流，而以吴家窑坝座、河堤改归耍儿渡县丞经管，并以王家务外委拨归汛内协力修防。[33]
从华北地区水系格局来看，北运河王家务减河和筐儿港减河的修建，解决的不仅是北运河汛期本身洪水宣泄的问题，同时也降低了下游天津三岔河口的洪水压力。华北平原地势以天津一带海拔最低，故华北各大河均流向天津出海，而天津三岔口一带，是南运河、北运河、东西两淀、永定河、子牙河等华北平原上各个河流的汇归之处，其下流河道为海河，因此每年夏秋汛期河流泛涨，众水汇集，加上海潮顶托，河水壅积难以宣泄，河道无法容受，导致堤岸溃决，河水泛溢，这不仅影响漕运，而且对沿河两岸百姓的生产生活也造成极大的影响。清人陈仪在《直隶河渠志》中论述道：“海河，南北运、淀河之会流也。自天津东北三岔口迄大沽口长一百二十里，涘广崖深，奔流湍驶，潮汐迎之则逆行而上，禹贡所谓逆河是也。每伏秋之交，二运并涨，淀水争趋，骈注于三岔一口，而强潮抵牾，回旋不下，倒漾横流，上游堤岸田庐皆受其浸，所谓尾闾不畅，胸腹俱病者也。故欲治直隶之水者，莫如扩达海之口，而欲扩达海之口者，莫如减入口之水。”雍正皇帝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于是命怡亲王兴修水利，“亲授方略，于南北运各建坝开河，减水分流，别途归海”[34]。清代兴修王家务减河和筐儿港减河，一由七里海洩入渤海，一由塌河淀洩入渤海，使北运河汛期泛涨之水得以宣泄并分途入海，避免了北运河河堤溃决之险，也减少了流向下游三岔口的洪水水量。清代在天津以南的南运河修建了捷地、兴济两条减河，这两条减河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乾隆时期直隶总督方观承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伏查畿辅河淀诸流以及晋豫经涂大川之由直境者，皆委输于三岔口一河为朝宗入海之路，当伏秋汛涨之时，既苦来水之多，而海门潮汐日至，水满潮盈，人力难施。惟有分洩之法，以减汇归之势，俾其分途入海，既可以保两运堤工，而于三岔口一带，又有釜底抽薪之益。[35]
结论
清朝治理北运河采取疏泄河水的措施，摒弃了元明时期堵塞决口的办法，解决了北运河武清段汛期河水泛溢问题，是运河治理技术上的一大进步。民国《河北省治河计划书》对此有较为客观的总结：“康熙、雍正时期，修建筐儿港、王家务两减河，上下分消水势，水患始减。中经乾隆、道光，以迄于同治，岁修甚勤，未出水患。”[36]清代直隶总督方观承曾在《方恪敏公奏议》中论述筐儿港和王家务减河时说：“北运减河二道，一在务关厅属之王家务，河长一百四十里，由七里海入于蓟运海河；一在杨村厅属之筐儿港，河长五十里，入于塌河淀，又于水利案内开挑引河，亦令由七里海归入蓟运海河，计长四十九里……当日开浚之意，既以除运河堤岸之险，更欲其分流散沙，别为一途，使两运入三岔口之水稍减，庶大清、子牙诸水得以宽然东注于三岔口。”[37]从这段文字来看，北运河开挖减河的意义不仅是疏洩运河之水，还有减少入天津三岔河口的水量，使众河畅注于海河的作用，可谓一举多得。
[1]陈喜波，北京物资学院大运河研究院。
[2]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四《工部·都水清吏司·河工》。
[3]〔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群言出版社，2014，第310页。
[4]乾隆《武清县志》卷三《河渠》。
[5]乾隆《天津府志》卷六《山川志》。
[6]光绪《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四四《漕运河道·挑浚事例》。
[7]〔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08—309页。
[8]《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十·河工六》。
[9]《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条。
[10]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七，康熙四十三年十月戊辰条记载：“谕内务府郎中齐苏勒：耍儿渡、东旺、西旺等处、运河两边向来皆沙。其堤工系沙土筑成、故不坚固。且又敌数处山水。兼之海潮、一日二次倒灌。所以逼回运河之水不及流行，常涨满溢出于堤者、因不能容受之故。”己巳条记载：“谕大学士等：曩日耍儿渡等处堤岸，常被冲决，是以朕亲临遍视。见杨村原有一引河，去海近，即欲疏此引河，建滚水坝。水长开闸，使河水入海。因需饷浩繁，又恐无益，故不轻举。朕今遣李光地等往估，欲仍开此引河。大都天津海潮至时、一股向王庆坨、一股向杨村逆流。故河水长时、即相触旁流、以致堤岸冲决。”
[11]《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二，乾隆十六年六月辛丑条。
[12]《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三，康熙三十三年五月戊午条、己未条、庚申条。
[13]《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七，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丁卯条。
[14]《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十·河工六》。
[15]《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十·河工六》。
[16]《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五，康熙五十年二月丁卯条、戊辰条。
[17]（清）王履泰：《畿辅安澜志·白河卷二》。
[18]（清）蔡寿臻纂修《武清志括》卷一《地理》，董光和、齐希编《中国稀见地方史料集成》（稀见地方史料丛书），学院出版社，2010，第452—453页。
[19]（清）谈迁：《北游录·纪程》，中华书局，1960，第42页。
[20]《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七，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丙寅条。
[21]《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五，康熙五十年二月戊辰条。
[22]《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十·河工六》。
[23]光绪《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四〇《漕运河道·白河考》。
[24]《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十·河工六》。
[25]（清）靳辅：《治河奏绩书》卷四《治纪·防守险工》。
[26]（清）陈仪：《直隶河渠志》。
[27]《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十·河工六》。
[28]（清）王履泰：《畿辅安澜志·白河卷三》。
[29]民国《香河县志》卷二《地理·河流》。
[30]民国《香河县志》卷二《地理·河流》。
[31]《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十·河工六》引康基田《河渠纪闻》。
[32]乾隆《武清县志》卷三《河渠》。
[33]（清）王履泰：《畿辅安澜志·白河卷四》。
[34]（清）陈仪：《直隶河渠志》。
[35]（清）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四《畿辅奏议》，“会勘南北两运减河酌筹修浚事宜疏”。
[36]李桂楼：《河北省治河计划书》，《华北水利月刊》第2卷第1期，1929。
[37]（清）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四《畿辅奏议》，“查勘三岔河等河入海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