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至汉代士人的诗赋缘情

第一节 先秦情感表达概况

先秦时期情感受到的约束较少，因而热烈奔放，且以自然状态呈现。以爱情为例，《周礼》中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1]，“会男女”鼓励私奔并以礼俗的形式被确定下来，说明当时自由追逐爱情的情况很多。先秦时期被记录下来的爱情较少，形诸歌咏的主要是《诗经》，其中对爱情的描写充满了节制，实际是对奔放情感的引导。比如《诗经·溱洧》本应为轰轰烈烈的男女约会，撷取的却是男女之间含情脉脉的试探言语。在《诗经》中，除了直刺时弊的部分诗作，很少写作者的姓名。指刺时弊显然是与政治相关，属于言志的范畴。同时，《诗经》中“女”“士”的称谓使诗歌明确具有抒发共同情感的倾向，有借此启蒙和教化大众的意图。可见，《诗经》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不是为了个人的抒情，而是具有启蒙教化、文化习俗传承、劝诫的功利性目的。

楚地比中原自由浪漫，诗歌言情深入人心，战国的“楚墓竹简”便有文不隐情的明确记载，“诗亡（毋）隐志，乐亡（毋）隐情，文亡（毋）隐意”^[2]。情感的抒发为楚辞特征之一，刘勰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特点：“《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3]楚辞集中抒发的个人情感是“士不遇”，志不遂的忧伤属于言志范畴，此外的情感较少涉及。而《九歌》中关于爱情的描写，一般认为是祭祀鬼神之歌。王逸在《楚辞章句》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4]《九歌》是屈原代人抒情，是祭神之曲这种观点受到后世多数学者的认同。由此，屈原诗赋中的爱情书写与屈原自己的爱情便拉开了距离。

《诗经》的文本创作表达了作者的自然情感，此后的整理与解读却是愈来愈远离对情感自然抒发的体认。实际上从《诗经》的搜集整理开始，对《诗经》情感的异化就开始了。《诗经》产生主要有“采诗”“献诗”二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5]天子搜集诗歌，主要目的绝非享乐，有史为证，《国语·晋语六》载范文子语：“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6]所谓的民间之谣与在列者献诗，都是与听民德政相关。“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7]献诗的原因是“天子听政”，结果是“事行而不悖”，毫无疑问把主流情感限定为与国家政事相关，而对文本情感的解读也必然向这一中心靠拢。

《诗经》的应用更加剧了这一趋势，春秋时期《诗经》便进入朝廷话语系统，成为外交辞令的重要来源。《汉书·艺文志》中谈道：“‘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便把诗歌引入应用层面，而且与具有大夫资格这样重要的选官标准相连，因此《诗经》在士阶层快速普及。这种普及是以牺牲《诗经》原有的情感内涵为代价的。比如晋平公拘禁卫献公，子展劝谏时便用《国风·郑风·将仲子》表达卫献公虽有过错，但晋平公的行为也会引起非议的见解。而诗歌毫无疑问原本写的是爱情。齐姜劝谏重耳回国争位，吟咏了“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邶风·简兮》一诗本写女子对舞师的慕悦与相思，却被用来讽谏重耳不要贪图安逸。

秦代制定了严苛的法律来阻断《诗经》在普通人中的传播。李斯于始皇三十四年上书秦始皇请求禁断《诗经》等书籍，得到了秦始皇的批准，“‘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8]。这一灭弃文化的政策的执行后果是秦亡之后，汉初的文化恢复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汉书·惠帝纪》：“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秦律敢有挟书者族。”《新唐书·儒学传下》：“至汉兴，刬挟书令，则儒者肆然讲授，经典浸兴。”汉代，《诗经》等很多文学经典是经过官方搜集整理之后才日趋完备的，因此，《诗经》对汉代的影响具有浓重的官方性质，《诗经》的经典化，更加强了这一趋势，从而将诗赋创作的作者限定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诗经》自产生之日起便具有朝廷交际工具以及教化目的等应用特征，使后世对《诗经》情感表达的理解以及诗歌创作中的情感表达都受到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