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中的村集体职能: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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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起,随着“华村一家”品牌的确立和品牌产品之一专著的不断面市,学界对我们的专著、专著作者以及由我撰写的书序的关注度开始提升,与此同时,也引发一些朋友或学子的写序需求。尽管这一需求与品牌产品之序的写作动机不同,一个是邀请性的请求序,一个是必须性的责任序,但不管能否胜任,都有求必应,尽力为之,我想这与我“好为人师”的职业特性不无关系。这不,最近又有一个邀请[1]从云南飞了过来。发出这一邀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初为人师,亲手培养的一名本科毕业生江淑斌。对其邀请,我自然应认真对待,当然对其送达案头的专著《农地流转中的村集体职能: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认真阅读并以赏析的方式来为之作序。所以如此,均与作者和我的特殊关系使然。

相识相知

2001年底博士后出站,我从浙江大学来到大上海,来到百年学府上海交通大学,正式由一名专业研究人员转行做“人民教师”,虽然没有忘本,但研究已有“兼职”嫌疑。俗话说得好,“隔行如隔山”,由研究系列转为教师系列,表面看,在今日大学“关注教师研究能力”盛行,但对我这么一位决意认真做教师的人来说,则感觉尤其“压力山大”。对于自己转行能否成功,心里始终处在一种忐忑不安状,直到今天也一样。这种忐忑,不是因自己不会说普通话[2],也不是因自己没有思想,而恰恰相反。发散性的思维方式与讲着一口普通人讲不了的“普通话”,交大学生能否接受了?特别是在面对大学教育行为“消费者化”之现实,有限时间的师生互动,如何避免被轰下讲台的尴尬,成了我心中的结。当然,对于我的主业,研究生的培养,由于在浙江大学做博士后时有过成功的“见习博导”经历,从未担心过。但面对教育部明令强调的教授必须为本科生教学服务的指令,我一直不敢掉以轻心。尽管努力再努力,也相信“天道酬勤”,但自知效果不会好到哪里?时代决定了我的教学方式,结果一定是“泾渭分明”[3]。这就是我对自己转行做大学教师的预判。

但是,不管结果如何,我的努力还是要的。为了做好大学教师,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后我从基层班主任工作做起。2002年7月底出国归来,9月初开学即以班主任身份正式开启了我的本科生指导工作。由我担任班主任的这个班编号为F0212701,是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农学院自20世纪末合并以来,以上海交通大学名头招收的第三届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班,也是最后一届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班[4]。担任班主任工作,我是认真的,也是不走常规路的。多年从事研究的创新思维在带班时时有体现,比如班干部的选拔。考虑到学生毕业后的就业之严峻形势,在带班过程中,我非常重视给更多的同学们创造锻炼机会,将班干部任期严格限定在1年,且班长和团支部书记4年期间只能当选一次,每学年最后一个学期进行班干部及团队竞选,第一学期走马上任,由此F0212701班4年的本科生活就有4个班长,4个团支书。江淑斌同学就是这8人中的一个,与来自海南的蒋云飞同学搭档,淑斌做班长,云飞任书记,江蒋领头的第二届班委是F0212701班四任班委中被多数同学公认最好的一届。

勤能补拙

作为班主任,我虽不能说对班上的每一位同学都了如指掌,但对绝大多数同学是了解的。淑斌同学就不用说了,他与我相处非常融洽,也是很早就决定跟随我在农户研究事业上的前行者。本科期间,按照我的布置,F0212701班的每一位同学都会利用寒暑假,走乡串户,对农家进行细致访谈,尽管写成的报告不具有多大代表性,但对于同学们增进理论知识的认知有非常重要的帮助[5]。作为一个团结的群体,这个班在我的引导下,在前后8位班级领导的亲力亲为下,积极主动,用4年的努力完成了我在上海交通大学的首批全国性随机农户田野调查,形成厚厚的4大本数据集。在此行动中,淑斌同学的调研是非常有特色的,他以云南南涧县为例,通过数次调研,对其家乡及其民众生活有了一个渐进式的全面认识与提高。从淑斌的每一份调研报告,我深深感受到,其调研有一种电视剧《渴望》插曲《每一次》歌声的再现,真的是“每一次都有新感觉,每一次都有新发现”。淑斌同学的这一努力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调研认知升华过程。正是有了这一基本认识的不断提升,助其在南京农业大学顺利完成接下来的学业,也正是有这一认知的持续保留,助其毕业回到云南后,成功入职家乡高等学府云南财经大学,并很快晋升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作为一所中国高校中名列前茅的高等学府,一般的人是进不来的。能够通过艰苦努力,不懈奋斗考进来的同学,不能说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但也差不多是“学中翘楚”。由我带的这个F0212701班,共25人,除9人来自上海外,其他16人两两来自全国8个省(区)[6],可以说是一个以上海为主的“名副其实”的全国班。由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属于带“农”字类,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特别是当这一专业在并校后由农学院走进交通大学这所以工科为主的综合大学后,被录入这一专业的学生,其认知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心理落差[7]。这一落差在我们班的表现就十分抢眼,致使在4年的学习中,真正坚守到最后的只有17人,刚过2/3线,其余8人,有4人转学其他专业学院,有4人退学。学生退学,在素以治校“严厉”著称的交通大学并不稀奇,保守估计也有10%+;而学生退学,事实上也不是交通大学“学子”无能的表现,很大程度是学生自身“认知错位”的反应,特别是专业认知错位。一般地,交通大学学子都很少相信“行行出状元”,而更多的是相信“兴趣相投”。仔细观察,这些退学或转学者,多是非沪籍生源,所以如此,依我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拥有高考时的“地区翘楚”之特征,对专业有较强偏好,专业不对路或兴趣点未激活恰是退学的根本。就拿我班的4位退学者来看,一位因脑瘤手术病退,属于无奈退学;一位因高中时的过度高压,到大学后实在找不到学习兴趣,被迫退学,属于适应力不足退学;还有两位入学时就有厌弃农经之倾向,二年级时退学,重回故里参加高考,并再次成功进入985和211名校(一位加盟复旦大学,一位投入华中科技大学),荒废两年时光而匆匆上阵都能重新实现高考名校梦,足见交大学子们的智商之高或水平之稳。

诚然,在这些智商足够高,水平足够稳定的学子中,也有一些相对弱者。在我带的这个班,淑斌同学当属此类。尽管有一句俗话,“先天不足后天补”,通过勤奋努力,可能会实现“勤能补拙”的梦想,但有时也得认现实。短板就是短板,硬要使短板变长,有时也是得不偿失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故通过交流,淑斌在考研时接受了我的建议:在短期内无法加长自己的英语短板,主动选择了放弃名校交大,而是到对英语成绩要求相对低的南京农业大学去。他的这一选择最终让其不仅成为交大F0212701班第一位戴上博士帽的交大学子,也使其成功走进高等学府,站上云南财经大学的三尺讲台,与此同时,也很快成为国家级项目的主持人[8],并因此晋升高级知识分子之列。

天道酬勤

努力归努力,智商是基础,我们必须承认现实。从淑斌在南京农业大学读博到云南财经大学工作,8年的科研业绩展示看,离名校生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9]。但从他的研究主题及论文质地看,论文的主题比较聚焦,表明淑斌是一位善于钻研的学者,符合他之前在本科期间的特点;论文的质地也是非常不错的,为何均投在普通学术杂志上?对此,我虽没有与他就这一行为进行过细致交流,但从我对地方院校的业绩考核管理了解以及我曾在研究所的工作经历,深深感觉到,有什么样的管理制度,就有什么的行为偏好,一般人是脱不开这个“套子”的。真正能够走出单位管理,摆脱同事比较,进入自我管理的境界,是需要一个很大的自控毅力的。有人曾对我说,“你能说起这个话,是因为你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平台高,招收的学生能力强”,对此,我不否认,但自我认输心理的存在可能是一个学者,特别是一个地方院校的学者,不能实现自身能力提升的根本。就此,我曾到国内西部一所高校做过一个时长4年的“自然实验”。承诺:“在我的训练下,人人均可实现科研能力提升的梦想。”用不到3年的时间,接受训练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就有不少青年才俊体验到国家项目主持人的“幸福”,与此同时,有个别青年才俊捷足先登实现了在高水平杂志发文的梦想。

都说国家项目申请很“难”,对此我也不否认,但从自身经历看[10],这个“难”是对“说”者而已,而对“行”者则非也。这是因为国家项目资助的宗旨就是那些“执着的上路者”,那些“在路上遇到困难者”。而对于那些看似能够写出一手漂亮的申报书,并坐等“福音”的学者,通常是会被基金评审专家看穿,被列入“不可信任”之列,事实上也不敢信任[11]。淑斌博士,尽管整个科研业绩的确不是那么出众,无论数量(有限),还是质量(一般),都不能被看作是国家基金支持的首选,但他的执着,他的忘我,却赢得了盲评与会评专家的认可,这就是他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的奥妙或秘密所在。说他是幸运儿,不错,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但这个幸运背后却是一种耐得住寂寞的持久坚持。他的这一行为正应了一个词:天道酬勤。

阳光执着

摆在我案头的这部由淑斌博士用数年时间或汗水撰写的《农地流转中的村集体职能: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一书,恰是其入职云南财经大学,于2014年首次申报并成功获得资助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4XJY023)的研究成果。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的学者都知道,这是一个“好吃难消化”的苦差事。相比,国家自科基金的中选主要是依靠实力,国家社科基金的中选实在是有太多的幸运或概率。更为奇葩的是,国家社科基金的特殊管理方式,让“中选者”在完成过程及结项评审中会享受到其他项目不曾有过的“待遇”[12]。淑斌博士能够幸运地顺利结项,我真的为他感到高兴,真诚地给予祝贺!

“农地流转”,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主题。尽管这一现象并非今日才有,在传统中国,农地私有化制度下,农地流转一样普遍,其流转通常由市场说了算。那时的农地在农户家里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财富象征。农地流转停止进行是解放后的事,特别是进入农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时候的事(1958~1978年)。

改革开放后,尽管农地依旧是集体所有,但经营模式却由集体统一经营转为农户承包经营,名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这一制度在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引领下正式确立与运转,农地流转就在农户间应运而生。1980~2002年的农地流转主要发生在农户与农户之间,流转原因也多是因公粮的交纳而起。随着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农业经济时代的“皇粮国税制度”与新型的城市工业经济时代要求出现明显不适配或不和谐[13],特别是加入WTO后,让政府看到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江(泽民)朱(镕基)执政时代的农村税费改革,让农地流转的“负”经济时代[14],在2003年进入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时代,发生180度大转变。随着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以及随后开展的农业税减免(2003~2005年)与取消(2005年),农地流转正式进入了一个“正”经济时代。尽管此时的农地的属性依旧维持“农民集体所有”,但农地对承包者农民来说,其财富的属性开始显现,特别是在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前行中,农地的这一财富属性凸显。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实施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更使得农地流转力度不断加强,农地承包权给农户带来的福利大增。2013年是又一个新时代习(近平)李(克强)执政时代的开启,当年全国“两会”给土地改革定下清晰的方向与目标:“加快农村土地征收改革与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农村土地确权保障农民权益”成为2013年“两会”土地改革的关注焦点。随后几年的农地确权实践让农地流转真正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让农民福利增强的一个重要举措。

作为农经学者,我们时刻不能忘记,农地本身的属性:农民集体所有。既然是“集体所有”,那么代表这个集体的“村委会”或“村集体”,它们对村里最有价值的“土地”财富或生产要素流动上到底有什么发言权,有多大发言权,目前给出的答案比较模糊,抑或是空白,需要认真研究。由此围绕农地流转中的村集体职能定位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课题。从这个角度看,江淑斌博士的选题正是切中要害,能够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行列,“选题得当”可能是最大的亮点。尽管我在指导学生时,常常告诫他们,少碰“土地”,原因是经历有限,认识不足,无法完成目标。但也有个别执着分子,诸如本书作者。在校期间就多次就土地问题和我辩论,做研究生时更是执着,同样在工作后申请国家基金时选题如故。淑斌的这一行为可以用另一个词概括:阳光执着。

通览全书,我完全认同作者在书中的分析,村集体既不是法人,也不是自然人。农民集体所有权不能自发派生出农地其他权属。清楚地定位村集体的权利和职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顺利运行和农地有序流转的基础。在当前农村问题中,十之八九的纠纷问题与“农地”相关,特别是与农地产权相关,而引发这一问题的根源又很大程度上是“村集体”职权的定位不明,没有或无法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有的甚至是由“村集体”不作为或乱作为引发。是的,我也认同作者的另一判断“赋予农民土地权利和定位村集体职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面对中央政府再一次延长农地承包权30年(2029~2059年)的郑重承诺,农地在农民心中的权属理解与国家法律赋予村集体的定位,以及地方政府官员在执行或处理涉及农地问题时选择的站位或视角,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作者在书中围绕“农地流转”中的“村集体”定位这一主题,从理论分析框架构建、村集体职能、农地财产功能、农地要素功能等四个方面作了有益探索。特别是在理论分析部分明确指出:“如果村集体在农地流转中的职能符合降低交易费用的要求,土地将根据农业部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变化在不同作物和不同生产者之间进行重新配置,交易双方将分别实现土地的家庭财产功能和生产要素功能”,这一结果显然对我们在现实中的操作有重要意义。

通览全书,的确还有许多方面研究不到位,诸如村集体职能的分析还比较笼统、计量模型使用的严谨性略有欠缺、研究结论的凝炼程度还需要提升、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就现有的分析,逻辑体系比较清晰,层次也分明,所得结论的依据可靠。对于从事中国“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村土地权属问题的决策者、研究者以及感兴趣的学者来说,本书是一部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农地产权研究之力作。当然,限于能力,书中若有不妥,请读者不吝指出。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2019年11月14日

写于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


[1] 之前,曾先后为我的朋友,江苏大学庄晋财教授的《问道三农》(人民出版社,2018)与“首届长三角三农论坛”学子,贵州大学王华书教授的《食品质量安全供应链组织与管理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作序;为我的师妹,宁波大学胡求光教授的《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与浙江蓝色牧场建设路径研究》(海洋出版社,2017)作题为“蓝色牧场,国家第二粮仓建设”书评(《管理世界》2019年第4期)。

[2] 其实我自认为自己说的就是普通话。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说的不是普通话,是什么,难道是鸟语?能说会道的我,只不过说的,有不少人听不懂,害得我越来越感觉张口说话就“压力山大”,以至于一般的学术会议我都只参加,不发言。但也不能长期这样,在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大概是2006年,我终于站上大讲台,在广州一讲就是两个小时,台下不少人都说“能听懂,讲得也不错”,但还是有一些人在一旁说,听不懂,说我“不会普通话”。从一个研究者角度看,依我的定义,“普通话,普通人说的话”,肯定是他们不会,才强加于我。不管怎的,在这里特别感谢支持并提供讲台于我的罗必良教授。

[3] 从10多年的教学来看,应证了我的预判。听过我课的同学,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受益匪浅者,毕业后常来信讨教,即使到国外求学,回到上海还专程来看望我这位非专业教师;一类是混学分者或专业认知错位者,自然没有把我的教学当回事,如果说他们有过重视,那就是以“老师口音重,听不懂”为借口,在教学评价上给老师打低分,他们自以为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实则相反,这类学生目前在交大不在少数。作为老师,尽管会时不时遇到这样的“待遇”,但我心坦然,谨遵教诲:“能与之言,而不予之言,失言;不能与之言,而予之言,失人”。宁可失人,也不能失言。

[4] 在我接手这个班时,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届,要知道我是冲着上海交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发展而来,没有专业何来我的目标实现,为此着实悲凉一番。好在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发展转向“研究生”的目标很快就实现。2003年我们申报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点成功获批,算是对我的雄心有了一丝安慰。但也好景不长,2010年随着学校战略调整,所有二级学科博士点全部停招。尽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交大文科专业中做得最好,也未能幸免于难。为此,我和学校领导抗争过,但碍于国际趋势以及团队思想异动,最后也只能认“输”了。

[5] 田野调查表面看是一些基本情况了解和基本数据收集,实则是对自己所学知识的一种全面体会与检验。至少对我来说,本科阶段累计长达半年的“实习”经历让我的收获满满。在此,特别感谢我的母校山西农业大学老师的安排,感谢家乡父老对我们这些学子实习时无私地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包括免费吃住,甚至免费行。对照今日大学生的实习之困境,20世纪80年代的我们,真是幸运儿。

[6] 这8个省(区)包括新疆、内蒙、云南、海南等边疆省(区),也包括山东、江苏、广东、湖北等内陆省份。

[7] 这个落差也就存在于国内,在国外,比如美国,可能就不存在了。有例为证,我认识的一位朋友,曾是国内名校清华的本科生,出国留学到美国密执根大学后,选择深造的专业却与我一致——农业经济管理。毕业后留在美国名校任教,且成为当下国际农经学界的著名教授。

[8] 2012年博士毕业的他,在走进云南财经大学积极准备教学的同时,不忘将自己的研究功底予以发掘与展示。2013年他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核心部分改编成学术论文《农地流转“租金分层”现象及其根源》成功在中国农经学会会刊《农业经济问题》上发表。2014年成功申请到云南省教育厅项目“农地流转中的村集体行为研究”(2014Y288)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村集体在农地流转中的职能定位研究”(14XJY023)两项。

[9] 据中国知网数据,2011~2018年,江淑斌累计发表学术论文11篇,年均1篇多。其中最好的就是《农业经济问题》(2013),在交通大学属于B级;其次是《经济经纬》(2012年和2018年)、《农村经济》(2012年)、《当代经济管理》(2011年)和《生态经济》(2014年)等五个交大C级。

[10] 自2000年初进入浙江大学做博后到2001年底入职上海交通大学从教,20年累计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家自科基金)9项,平均2年一项。加上参与的,年均一项有余。

[11] 记得我曾给学生讲过一个猎人打猎的故事。一般地,猎人在打猎过程中,都对运动中的猎物感兴趣,而对站着不动的猎物则不感兴趣。原因是对运动着的猎物狩猎的成功率会大大高于站着的猎物。国家基金瞄准的对象也一样,基金投放的成功率高低应取决于选择的对象是否是“行走在科研道路上者”,是否是“行走在科研道路上且有一定深度者”,若是“坐等空想者”,成功率几乎为零。

[12] 简单地说,至少有如下四类。首先,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国家社科基金执行者,不能再申请其他项目,直到取得结项证书,从这个角度看,拥有典型的排他性;其次,项目评审通过率非常低,特别是按期通过率尤其低,一而再再而三的报告修改让主持人累得吐血;再次,成果出版必须在结项后,不能在之前擅自出版,更有甚者,结项前不能发表;最后,在成果发表时,若标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字样,有许多与国家社科基金有联系的杂志明确规定,不能再署其他项目。从这个角度看,国家社科基金的管理不只在项目本身,其管理之手已伸向它可伸的地方。这让许多有过这一经历的学者最终望而却步。至少对我如此,2003年主持了一个项目后再不敢参与。

[13] 据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的深化,公粮的征收成本越来越高,以至于入不敷出。不仅民众税费负担与日俱增,政府也一样负担沉重。不得已,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启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

[14] 因外出打工与上缴公粮形成一个冲突,许多农民在外出时被迫把农地转出的同时,还要把公粮部分也一并付上,代人耕种者不仅不出一分钱,可能还有一个公粮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