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90年代后的蓬勃发展和本土化进程

随着1989年至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逐渐瓦解，共产主义对阿拉伯人的吸引力大大减弱，共产主义政党的残余人员开始（在“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的框架内）将目光投向民族主义——巴勒斯坦伙伴，以保持他们在以色列政治舞台上对巴勒斯坦社区的影响力。[29]事实上，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不再依赖以色列共产党作为参与政治的媒介，从另一个角度说，以色列共产党履行了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参政庇护的使命。1992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基本法》，旨在扩大以色列的民权，但同时规定以色列将成为“犹太民主国家”。[30]尽管这一国家定义直接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排除在国家基本臣民之外，但毫无疑问，它确保了民主框架内政治参与权和表达政治立场的权利。巴以和谈的进展、新的政治组织的兴起以及整个社会环境对巴勒斯坦命运的关注，创造了阿拉伯政党更加独立的发展平台。

《奥斯陆协议》是巴以和平进程的一个里程碑。 但是，对于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来说，他们陷入了困境。诚然，这似乎是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中心目标即民族自决的成就。但是，该协议忽略了以色列阿拉伯居民的存在。尽管巴解组织声称代表整个巴勒斯坦，但以色列与巴解组织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任何关于以色列阿拉伯居民的关切和未来安排。[31]巴以和平进程忽视了这个群体。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开始认为巴以和平和未来的巴勒斯坦国不一定能够解决其问题并实现其民族愿望，以色列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开始重新评估他们的政治重点。[32]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关注重心转移到了自己所在国的公民身份上，因此出现了一种要求将以色列国转变为“所有公民的国家”的双民族制国家诉求。该口号最初是由以色列著名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阿兹米·比萨拉（Azmi Bishara）提出的，他于1995年成立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民族民主联盟党，简称“巴拉德”（Balad，也称为Tajamu），然后在1999年的以色列大选中竞选总理。虽然比萨拉最终退出竞选，但这是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第一次大胆尝试。[33]阿拉伯政党在当时迅速发展，阿拉伯民主党（Arab Democratic Party）成立于1988年，联合阿拉伯名单[United Arabic List，或称作拉阿姆党（Ra'am）]和塔阿勒（Ta'al）成立于1996年。这些政党的核心议题与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的反歧视和平权要求有关，对文化自治的诉求首先由巴拉德提出。

尽管如此，解决巴以冲突的光明前景仍给以色列阿拉伯人灌输了信心。政治环境的宽松和国家给予阿拉伯人一定程度的自由，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在199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有58%的以色列阿拉伯公民表示，他们相信，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之后，他们将实现更大的平等。[34]实际上，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对于许多以色列阿拉伯人来说，他们的阿拉伯人身份不再像许多犹太人所声称的那样是一种对国家的不忠诚或不认同。[35]此外，巴解组织已经启动了与以色列的和解进程，这一事实促使一些阿拉伯人弱化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并接受以色列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36]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阿拉伯阵营倾向于更多地依靠犹太复国主义左派的活动家。确实，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权状况的改善得益于拉宾—佩雷斯（Rabin-Peres）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略微倾斜的措施。在1992～1996年，政府的预算安排使对阿拉伯社区的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资比前政府的投资增加了很多；阿拉伯部门也确实得到了政府的重视，甚至获得了优惠的预算拨款。[37]在1996年以色列立法选举中，虽然西蒙·佩雷斯（Shimmon Peres）作为工党候选人，但在最后一刻遭到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抵制，为此他失去了关键的选票，但仍有95%的选票来自阿拉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