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宗教社会学的视角

宗教社会学理论经历了多样化的发展过程，尽管可以说它同其他一些学科相比还处于理论上不太成熟的阶段，但许多已有的启发性的理论观点对开展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研究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在认识宗教神圣与世俗的关系互动上，世俗化理论或后世俗化理论都为探讨作为社会文化体系的宗教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框架；第二，宗教市场论或经济论的一些观点，为分析当下市场化背景下宗教功能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思路；第三，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对于揭示多元文化下的宗教观、特征及其运作规律、本质也具有积极的意义。以下选取的这些理论观点，对理解宗教与社会的互动、本土宗教运作的特点、宗教的正负功能，以及把宗教视为一种社会中的利益团体，尤其在经济方面的利益有较大的影响。这些理论提出的不少命题和结论，比如神圣性、世俗性、弥散性、市场论、板块论等大多已经进入研究理念和视角中，作为隐形的逻辑对开展设计、调查和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后世俗化论

20世纪50年代，世俗化理论被正式提出。虽然其核心思想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前身。简单地说，其基本的观点是，近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导致宗教的日渐式微，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式微的态势将会继续存在下去。事实上，大多数社会学家已不再接受这样的看法。希姆尔·艾森斯塔特的“多样现代性”观指出，现代性的确具有某些普遍的必然特征，当涉及科学和技术时，尤其如此。一旦这些特征被制度化就会产生某些相应的社会和文化效应。尽管如此，现代性却以不只一个版本的形式到来。日本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自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它成为第一个走上现代化之路的非西方国家。时至今日，日本的现代化程度丝毫不亚于欧洲和北美诸国，但却依然保持着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特色。这些特色毫无疑问不属于西方，并且有日本社会多个世纪的政治传统和文化积淀的渊源……“多样现代性”的概念，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性并非唯一的形式。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区，恰恰是宗教决定着人们对于可选择的现代性发展模式的态度。^[29]这一观点启发我们，需要透过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以更加积极的本土经验和话语表述呈现传统宗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用中国经验书写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故事。

宗教是通向和谐世界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得到恰当理解的话，宗教也就无须成为彼此之间互生怨恨和敌意的源头。实际上它只不过是组成不同社会结构形态的众多制度的其中一种而已。而有效的政策制定将会充分地开发和利用这一潜能。也就是说，在任何一种情境中都必须着眼于其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尽量减少和降低可能会损及公共利益的消极方面，让宗教的角色和功能予以最大限度的优化和发挥。^[30]发挥传统宗教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社会功能是该理论对开展本研究的重要启示。

2.宗教经济论

斯达克用一个总体的观念和理论模型来理解社会的宗教生活，这个模型被称作宗教经济。宗教经济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任何社会的宗教子系统跟世俗（或商业）经济子系统存在较多的类似，两者都包括产品和供求互动。^[31]该理论把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应用在团体或社会层面的宗教现象上，以获得更多的解释力。这个结论依赖于一切社会科学最基本的假定，人们试图选择最有益的行动路线。^[32]的确，宗教文化现象不仅发生在宗教与社会间，也因其影响，间接地发生在社会其他诸多领域。但就其特征来说，宗教产品的社会占有是由需求、供应、质量和“市场”管理决定的。

对于人们选择的差异性问题，斯达克指出，人们都试图做理性选择，为什么他们并不总是在行动上相同？为什么在同一文化中长大的人们不都寻求同样的回报？因为他们的选择是在其喜好和趣味的引导下进行的。喜好和趣味致使个体决定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结果，人们在想要的东西和想要多少上就有了不同。同样明显的是，文化特别是社会化会对喜好和趣味造成很大影响。选择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纯粹个人趣味的问题。不过，一个事实是在任何一个文化中个人的喜好和趣味都会有很大差别。有些差别至少部分的是不同的社会化所导致的结果。^[33]可知，传统宗教“游移现象”也是由社会化的取向、内容、途径、过程和环境等决定的。

关于宗教经济理论模型，斯达克提出了相关的定义和命题，并对此进行解释论证。他认为，如果宗教经济是无管制的和有竞争的，那么，宗教的社会参与度就高；^[34]低度宗教参与的社会将缺少有效的宗教社会化；在很多人接受无效的宗教社会化的地方，主观宗教性将倾向于个体的和不合正统的，但是与组织化宗教的参与相比更加广泛；如果宗教回报能够激发宗教领导人，他们就会倾向于这个群体有更高程度的张力；^[35]随着一个在低张力状况中的宗教团体移向高张力状况，它就从较小的区位移入较大的区位，并且有更多的机会增长；在一个无管制的宗教经济中所有宗教群体的生存都依靠市场过程，增长将有助于神职人员把群体移入更低或更高的张力。^[36]这一理论对判断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成因、规模和发展趋势等有较多的启发。

3.制度性与弥散性宗教论

杨庆堃使用结构功能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总结出中国社会中宗教的两种结构，即制度性宗教与弥散性宗教。该观点认为，制度性宗教有其基本的观念和结构体系。弥散性宗教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的观念和结构交织在一起，并有组织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广泛的功能。^[37]在关于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研究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庙会信仰及其实践”纳入传统宗教“游移现象”中的一种类型，正是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启发。庙会现象就是制度性与弥散性互补、互构的结果。

在许多情况下，制度性宗教和弥散性宗教又是相互依赖、互为表里的。弥散性宗教依赖制度性宗教发展，提供象征、仪式和供奉方式。制度性宗教则被借用于弥散性宗教的不同形式中，如祖先崇拜等。这两种宗教结构在角色功能上互相作用和产生社会影响。^[38]民间庙会实践更大程度上表现出的是弥散性宗教的活动特征。该理论观点也激发笔者进一步地思考，民间信仰活动的社会功能到底是怎样的，它在传统文化社会化中扮演了哪些角色？对待这样一种现象该理论的两种划分是否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当下？

杨庆堃提出，弥散性宗教在社会生活的所有主要层面广为流行，维系着社会制度的稳定。正是宗教这种弥散性，人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触宗教。制度性的和社区的宗教活动以宗教的弥散性结构形式表现出来。^[39]宗教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以一种高度去中心化的模式出现。^[40]在这样去中心的系统下，宗教通过弥散性形式服务于世俗社会制度，强化其组织。宗教普遍地渗透于世俗社会制度中，并对民众的生活产生系统性影响。作为社会风俗的一部分，宗教通过展示功能形成了弥散的影响力。^[41]

吴飞针对“弥散性宗教”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有洞见的概念，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但这个概念背后隐含着这样的一个理解：这些弥散性的宗教虽然在人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并且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却并不是一种制度化的宗教，而只是制度性宗教的剩余现象。“弥散性宗教”的概念之所以有解释力，并不是因为它将这些无主的、不大像宗教的现象大杂烩般地归到了一个范畴之下，而是因为它与传统中国对这些现象归类的方式非常类似。不过，传统中国并没有用“弥散”或类似的一个概念来概括，而是很严肃地把这些崇拜纳入官方的祀典当中来认可和管理。该概念虽然可以很全面地容纳现存的诸多民间信仰现象，但在解释这些信仰的历史时，会有很多误导。实际上这些信仰不仅不是剩余的宗教性现象，恰恰它们才是古典中国信仰体系的主体部分。可见，只有在深度认知传统宗教特征的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本质。

“弥散性宗教”使我们在面对现代中国的民间宗教时更加自在而深入。无视这个传统的礼制体系，是现代研究者和宗教管理者的一个巨大问题。天地、风雨、社稷、山川岳渎之神、祖先、五祀、历代圣贤忠臣等，虽然名目众多、形态各异，但是相互关联在一起，属于一个共同的礼制祀典体系，不能将它们分为不同的宗教，也不能简单地以“弥散性宗教”来敷衍。它们是古代礼制体系的一部分，与家族制度、国家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祀典的主体。相对国家祀典而言，那些制度化的宗教才是民间宗教。在整个祀典之中，每一种崇拜都有各自的位置，可以整齐地归入天神、人鬼、地衹三者之一。这个模式与基督教成立以来的现代宗教制度非常不同。因此，以现代西方宗教学中关于教义、教会、神职人员的观念来理解，往往会造成很多严重的错误。^[42]

4.宗教板块论

这一理论观点促使在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研究中，更重视宗教、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更加细致地观察、理解传统宗教“游移现象”起到了作用。从历史发展上看，宗教板块大致分为“核心板块”、“敏感板块”和“边缘板块”。其中，“核心板块”是指得到国家支持的宗教存在方式，在当代中国社会，尤其在文化工程、经济创业、社会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开展“道德教化”、“经济搭台，宗教唱戏”、“宗教外交”，以及“心灵鸡汤”、“娱乐文化”、“大众禅修”等方面十分活跃。因此，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脆弱性、过度“世俗化”的倾向，甚至是出现问题。^[43]传统宗教中的“游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类宗教在资源拥有上的稳定性、合法性，在社会结构关系中神圣性与世俗性的结合，及其在功能上的跨界性而发生、发展的。

“敏感板块”是当代中国宗教发展中的“问题板块”。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一“板块”往往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渗透，攻击中国的工具，给社会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考验。在宗教领域的社会治理中，本研究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边缘板块”指具有一定“模糊”意义的宗教。^[44]当前社会中的民间信仰、祖先崇拜、圣贤崇拜、师长崇拜、神灵崇拜、英雄崇拜等就是重要的代表。这一板块同“核心板块”相互借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纠缠，也是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发生、发展的重要空间。为此，在研究中受到“宗教板块说”启示，将民间信仰活动作为重要的样本予以特殊的关注。当然，到底是“边缘”还是“中心”，是“根文化”还是“延展的文化”，仍需要深入探讨，这也许是“模糊”的另一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