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转型是根本政治制度的变迁。从政体类型学角度而言，国际政治学界有学者把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视为宽泛的“威权政治”，因为俄执政精英在保持权威控制的同时，其现代化体制内已经出现了有限多元化，从而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型权威政治的一般特征。
当代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建立过程跌宕起伏。如果从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启动苏维埃制度改革算起，俄罗斯转型已经过去整整三十二年了，要是从1993年宪法通过，俄罗斯政治体制确立算起，转型与发展也已经二十七年了。尽管二十多年仅仅是历史的一瞬，但是对于俄罗斯国家与民族而言，这是一个全新探索的时期，充满艰辛，是俄罗斯从传统向现代奋力追赶的二十多年，这个历史过程本身曲折复杂。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在分析苏联国内局势时，首先碰到的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1985年4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了“加速发展战略”，为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做准备。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当时分析二十七大的一些材料，一般都集中在三点上：一是认为二十七大表明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了，苏联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二是苏共对于发展阶段有了认识，不再提“发达社会主义”了，而是提“全面完善社会主义”；三是分析“加速发展战略”与以往战略的不同，既注重速度，也注重质量。实际上，现在回头来看苏共二十七大，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真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举措是公开性原则的提出。那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改革举措的提出对于俄罗斯转型的意义。
从俄罗斯转型的视角看，公开性原则的提出标志着自由化的开端，而转型一般是从自由化发轫，随后进入民主化改革。1986年2月实施公开性方针以后，苏联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活跃。而且，由于经济改革的几项主要措施在执行中都不顺利，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因为在苏联形成了一种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机制，这种机制阻碍了社会主义的进步和改革。1986年7月，召开二十七大仅仅五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在视察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时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在1987年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做了《关于改革和干部政策》的报告，首次提到：“改革就是要打破障碍机制。”从1987年开始，戈尔巴乔夫转入改革新战略，中心就是政治民主化。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要求实行竞争性差额选举产生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革苏维埃制度，俄罗斯政治转型正式启动。
1989年5月25日至6月9日苏联召开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2/3的代表在居民中通过差额选举产生，结果苏共一批高中级干部落选，更重要的是这让苏共党内民主纲领派代表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尤其是叶利钦的当选，这使他不仅为自己在政治上平了反，而且也成了能直接向戈尔巴乔夫提出挑战的人物，成为反对派的领袖。
从俄罗斯政治转型的角度看，第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称为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奠基性选举。从俄罗斯转型实践看，此次选举的确有两点指标性的意义：一是政治多元化已经成为苏共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苏联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实行多党制的要求已无法拒绝；二是苏维埃制度改革。从实际运行看，这与原来的体制并无实质区别，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由于苏共内部出现不同派别和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欲摆脱苏共中央的领导，苏共派别化和联邦化已成现实，将决策中心从最高苏维埃转回苏共中央已不现实，因此，戈尔巴乔夫开始尝试设立总统制。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草案。纲领从政治转型的视角看，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提出取消苏共对国家及社会团体的领导地位；二是提出国家政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设立享有必要全权的总统制。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取消苏联宪法的第六条，同时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组织政党，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从1989年5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到1990年5月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苏联的政治体制已经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化：从设立专职议员到取消一党制、设立总统制。
这一年内的政治发展进程对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1990年5月，当叶利钦在俄罗斯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后，他马上表示：“需要在一年内拟订出关于俄罗斯向总统治理方式过渡的法律。”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当选俄罗斯总统，俄罗斯1.06亿拥有选举权的居民中参加投票的人数为74.66%。7月，叶利钦在俄罗斯第五次人代会上宣誓就职。
仅仅一个月后，苏联爆发了“8·19”事件。叶利钦此时的政治威望达到顶峰。但是，创立一个新的民主制度的政体并没有成为叶利钦国家治理的首要议题。此时，解决国家边界和经济问题是叶利钦的两个首选项。
当时，社会情绪认为，就是因为1988年以来政治改革的步骤过于频繁，才影响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哈斯布拉托夫也对叶利钦表示：一起为经济出力，宪法问题可以先放一放。但是，从1992年1月2日开始施行的“休克疗法”，导致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叶利钦与人代会之间的矛盾也因经济问题开始激化：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中批评政府经济改革政策的各种政治派别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总统反对派。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成为反对派的头面人物。
经济政策的分歧是对立的直接起因，国家权力体制之争使矛盾进一步加深。表面上看是“民主派”阵营内部在具体改革政策上的分歧，其实核心分歧是俄罗斯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建立什么样政权的问题，是按照西方模式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还是沿用苏维埃制度之争，是实行议会制还是总统制的权力之争。这种斗争性质决定了斗争的不可调和性。矛盾的激化以1993年10月的“炮打白宫”结束。新宪法通过。俄罗斯以总统制为核心的国家权力机制正式建立。
可见，俄罗斯政治转型进程中有四个关键节点：开启自由化；第一次全国性的真正差额竞争选举；建立多党制；通过新宪法。这四个节点反映的问题是：俄罗斯的转型是从自由化到民主化再到民主巩固的过程，民主化伴随政治精英的内部分裂，民主巩固需要新宪法的确立。
俄罗斯转型中先后出现过两次双重权力的时候，每逢此时，政治和社会就会出现紧张局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宪政制度的确立。民主关系到权力怎样获得和保持，宪政关系到权力怎样授予、分散和限制。对于在政治转型的基本路径上选择以国家为中心的俄罗斯而言，建立宪政制度尤为重要。
俄罗斯是一个拥有强大执行权力机构的总统制国家。普京就表示，如果总统软弱，就没有强大的俄罗斯。俄罗斯在一个中期历史前景内，需要一个强大的总统制政权。尤其是在稳定、完善的多党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俄罗斯除了强大的总统制政权，不可能存在其他的民主形式。[1]梅德韦杰夫也指出，俄罗斯是一个总统制的国家，拥有强大的执行权力机关，这一政体应当维系下去，唯此，俄罗斯联邦才能得以保全。[2]也就是说，俄罗斯精英阶层认为，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关键在于不断完善总统治理体系。
在俄罗斯的政治实践尤其是普京前八年的执政中，俄罗斯也确实逐步形成了一种保持宪政民主政体形式并实行总统统一领导的权力体制和管理方式。但是，这种体制是非均衡的民主政体。非均衡，既是指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在三权互相制约上存在缺陷，也是指现代形态的权力制衡机制——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不完备。公民与政权分离的问题，苏联时期存在，当代俄罗斯也没有解决。它的实质是在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形式下，由政治精英控制一切来确保所谓的政治自由与民主。这是一种一切都要靠上面下达指示才能负起责任的自上而下的体制。普京已经通过任命信任的人担任要职，在政权制度中建立起自己的权力体系，将权力资源集中在自己及其亲信手中。这个精英集团具有对其他集团的优势，成为政治进程中的主导力量。
不得不承认，这是俄罗斯政治转型的一种路径依赖。[3]政治阶层通过强力维持对国内的控制本来就是俄国历史上政治演变的常态，其国内几乎不存在政府无法控制或协调的势力。俄罗斯政治精英把革命以及1991年的解体均看作政治失控的一种教训，所以保留了控制机制以防历史重演。这种控制体现在俄罗斯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主要政党统治国家，缺少多元化的媒体，群众示威活动受到限制，安全部门几乎渗入俄罗斯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样的控制特征在普京时期得到了恢复。这种政治实力既不是以金融也不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事实上，它的基础存在于政治机构和党派中，缺少真正的反对派，而且得到了军队和安全部门的支持。[4]这种体制的特征就是民众低度的政治参与，这种民众低参与度的体制无法避免权力配置封闭性所造成的政治腐败和权力失范，如果社会矛盾持续积累，就会极大地削弱大众对社会体制的政治认同，从而造成转型时期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俄罗斯转型与发展二十多年了，却越来越走上俄罗斯早已熟悉的道路，那转型的意义何在？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对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应该有一个基本判断：俄罗斯建立了宪政制度，并且正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
梅德韦杰夫对俄罗斯的民主问题有过详尽的论述。综合起来看，他的观点集中在以下7个文献中：2008年11月国情咨文[5]、2009年11月国情咨文[6]、2010年1月在国务委员会关于“政治制度发展问题”会议上的讲话[7]、2010年4月在对丹麦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丹麦广播公司专访谈民主问题、2010年6月在美国发表演讲阐述俄罗斯推动创新经济和处理内政外交十大理念[8]、2010年9月在雅罗斯拉夫尔世界政治论坛上发表题为《现代化国家：民主和效率的标准》的演讲[9]、2010年11月发表关于俄罗斯政治停滞的博客视频[10]。
他的基本观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如何看待俄罗斯的民主。俄罗斯已经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走在了民主发展的道路上，但存在两点不足。第一，2007年国家杜马选举没能全面体现选民意志，“2007年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得到了90%以上选民的支持。但同时有近500万人把票投给了没有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这些人没有得到联邦一级的代表席位，尽管他们也表现出了公民积极性，参与了选举。这种不公平现象应当得到纠正”。第二，俄罗斯政治体系没有效率，“我们的国家机关成为最大的雇主、最活跃的出版者和最佳制片人，它自己就是法院、政党和人民。这样的系统绝对是没有效率的，并且只会催生出腐败。它助长大众的法律虚无主义，违背宪法，妨碍创新型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发展”[11]。
二是如何看待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现代化的基础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智慧型经济，而智慧型经济就需要智慧的人来完成，要想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政治上灵活，适应社会多元性和思想文化的多样性。俄罗斯政治还处于企图借助简单的行政命令控制复杂社会进程的愚蠢阶段。[12]推动创新经济和处理内政外交的十大理念是：希望俄罗斯著名的人才有机会实现自我；所有俄罗斯公民都能得到所需要的最广义信息；维护所有权；俄应成为创新发展的带头人；俄需要强大的金融体系；让人民保持健康；最大限度地提高司法制度的威信；确保国家稳定；准备在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基础上向与俄合作的人做出妥协；俄罗斯外交政策面向未来。[13]俄罗斯是年轻的民主国家，但已经走过了非同寻常的道路，对俄罗斯这种国家来说这又是非常迅速的。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不断发展，其基础业已形成，当然是宪法规定的，这个体制将确保每个公民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宪法权利。同时，俄罗斯不能保证不犯错误，需要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14]
三是如何看待民主的标准。各国应遵循的五大“民主标准”：第一，在法律上体现人道主义价值观和理想；第二，国家要确保高超的技术发展水平；第三，要有保护自己公民不受犯罪团体侵害的能力；第四，要有高度的文化、教育、沟通及信息交流水平；第五，公民要有对自己生活于一个民主国家的坚定信念。[15]民主可能有多样性，而且民主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但是共同的价值观终归会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做这项工作。[16]
梅德韦杰夫2010年11月的国情咨文出人意料地未表达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但这之后，梅德韦杰夫在其他场合又接连发表了一些其一以贯之的观点。2010年12月22日，梅德韦杰夫访问印度，与大学生交流的时候明确表示，俄罗斯没有成为“超级大国”的奢望，俄罗斯愿意成为正常国家。[17]2010年12月27日，俄罗斯召开国务委员会和国家项目委员会的联合会议，这次会议原本计划讨论扶持家庭和妇女儿童的问题，但针对球迷骚乱而引发的民族极端主义，梅德韦杰夫把会议重点放在了民族关系问题上。他明确表示，苏联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不可取。梅德韦杰夫说：“能不能复制苏联时期的做法呢？我和你们都是实际的人，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实体并非建在纸上，也不是总统下令建成的，而是全社会努力的结果。”梅德韦杰夫认为，苏联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制度森严的国家，而当代俄罗斯是另一种国家，不能把过去的办法照搬到现在。但同时，苏联时期提倡的“一种共性、一个整体”的思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需要通过其他方法。“俄罗斯同为一族的思想是有效的，没必要羞于提起它。我们确实需要研究出新的办法，尽管我们有时在提到这种新的苏联时期人民的共性时还会付之一笑。事实上，这种思想是绝对正确的。”[18]
2010年4月，梅德韦杰夫说：“其一，俄罗斯的民主绝不能超前。我不认为，我们正处于一种最低级的民主发展阶段，但我们暂时还不是那种已有了一百五十年、两百年或三百年历史的民主。俄罗斯的民主总共也就二十年。苏联没有民主，沙皇时期同样没有任何民主。因此，我们国家从传统意义上理解有一千多年了，但从民主意义上说，是二十年。其二，俄罗斯不用为自己发明任何新的民主价值观。当前俄罗斯处于世界发展的主流。其三，民主理应符合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发展水平，因此，如果我们的民主逐步平稳地发展，那它就不会对国家存在和国家的完整构成任何威胁。但如果企图越过各阶段，推行未经我们历史检验的制度，当然，就有可能打破形势的平衡。我不想隐瞒，我们20世纪90年代在这方面曾出现过问题，分离主义卷土重来，高加索地区尤其突出，但我希望，我也相信，这一阶段已成为过去。”[19]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民主历史很短，民主化只能“逐步平稳地发展”，否则就会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和完整。但是，俄罗斯实行的民主不是什么别的民主，而正是世界上已“有一百五十年、两百年或三百年历史的民主”，俄罗斯已进入“世界发展的主流”。
“统一俄罗斯”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把“保守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强调“俄罗斯应当在保守主义价值基础上完成现代化的任务”。什么是俄罗斯的“保守主义”呢？按照该党最高委员会主席、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的说法，就是：“爱国主义、重视家庭、历史记忆、尊重传统、健康和民族繁荣、保护私有财产、尊重法律，民族和信仰的和谐。”[20]可见，“统一俄罗斯”党的“保守主义”实际上就是上面所说的俄罗斯的“传统”。格雷兹洛夫还认为，现代化与保守主义并不矛盾，“因为只有实现经济、社会领域和国家管理的现代化，才能保持俄罗斯的价值和历史记忆，保持俄罗斯作为一个强国的所有一切”[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