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选举周期的政治特点
2015年9月2日，根据2014年2月修订的《国家杜马选举法》的规定，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颁布了关于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的两项法律。[22]俄罗斯新一轮选举周期开始了。
俄罗斯进入新选举周期，政治形势出现的新特点是执政团队需要加强政治运作，确保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中继续维持一党主导的地位，以保持俄罗斯的政治稳定。这是普京政权2016年最重要的政治目标。普京采取的举措是严格管控反对派利用非营利性组织和网络公共空间开展组织和动员活动，严格控制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的运行机制。普京面临的政治挑战是经济衰退对于政治稳定的影响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苏联解体后，每当俄罗斯进入新选举周期，政治生态都会呈现国内各派政治理念交锋活跃、各派政治力量分化组合明显、西方积极评论俄罗斯国内政治局势的特点。这次新选举周期难以摆脱上述特点，这首先与2012年普京再次执政以来俄罗斯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关。
新选举周期俄罗斯面临复杂的国际局面及欧亚地区形势。可以说，普京2012年再次执政以来，受制于上述国际秩序的嬗变，俄罗斯内外政策的变化呈现孤立主义的倾向。这种孤立主义不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而是文化和心理上的。这与苏联时期的表现有所不同。苏联时期是主动建立对立阵营，当前是俄罗斯的举措造成西方的围堵和制裁。俄罗斯孤立主义的倾向和“围城战略”的定位集中体现在2014年12月俄制定的新版军事学说、2015年10月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简称瓦尔代俱乐部或瓦尔代）年会上的讲话以及2015年12月俄制定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俄罗斯孤立主义心态占据上风，但是俄罗斯的精英阶层毫不讳言地指出：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俄罗斯都不打算离开欧洲大陆，俄罗斯与西方合作与伙伴关系的战略方向不会改变。[23]
政治挑战之一是经济衰退对于政治稳定的影响。2015年，俄罗斯面临西方制裁、经济衰退、油价低位等挑战，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困境，普京2012年上台之初制定的发展规划难以落实。[24]但是，从2015年9月的地方选举看，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除了伊尔库茨克州以外的地方选举中都大获全胜，这说明普京执政基础雄厚，控局能力强。2015年的经济衰退并没有对俄罗斯国内政治稳定产生实质性影响。
政治挑战之二是国际恐怖主义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伊斯兰国”组织2014年6月宣布成立“哈里发政权”，此后开始吸引一些团体和武装人员对其宣誓效忠。2015年其发展迅猛并出现两个新特点。第一，综合性。“伊斯兰国”有自己的根据地，财源丰富，招募手段多样化，这构成了新的危险。在“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已经改头换面，其危险和强大正以新的方式体现，并将对大部分身陷边缘化伊斯兰世界的贫穷人口充满诱惑力。第二，意识形态化。“伊斯兰国”不仅是一个组织，更是一种思想。“伊斯兰国”的思想纲领是在穆斯林居住的所有地方建立“大哈里发国家”，它带有“伊斯兰哈里发国”的全部特征（伊斯兰教法典，强行推行伊斯兰化，迫害俘虏、异教徒和异见者）。这对其他极端组织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而其武装分子人数迅速增长。
上述新特点导致恐怖主义出现新趋势。第一，“伊斯兰国”的存在及扩张之势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真正威胁。第二，“伊斯兰国”事实上正在替代“基地”组织，在意识形态领域尤其如此。它不仅想重塑中东地区的意识形态，而且想要重塑该地区的政治制度。第三，恐怖分子的动向日趋复杂。“伊斯兰国”成员中有很多西欧人，其归国者中必然有准备在本国制造恐怖事件的企图。此外，反移民、退出欧盟、叫嚣极端民族主义的欧洲极右翼势力也逐渐坐大。欧洲的稳定与发展面临令人意想不到的危险，难民潮有可能只是一系列问题的开端。
国际恐怖主义出现的上述变化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形成挑战。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和组建新反恐联盟，都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做出的决策。军事打击不是目的，也不可能取得军事胜利，其目的是稳定国内局势和维护国家安全。
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实质内容可归纳为两点：第一，俄是世界大国，是多极化世界中独立的一极；第二，俄是独联体范围内的“超级大国”，俄罗斯在这一地区居“首领地位”，对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负有特殊责任”。
正是基于上述特点，2015年俄罗斯高调反恐具有多重目的：一是维护叙利亚合法政权，确保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二是要先发制人，避免恐怖主义蔓延至北高加索地区；三是要转移西方世界对尚未解决的乌克兰危机的注意力；四是要提振国内民众情绪，显示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的荣耀；五是要保住民意的支持，掩饰乌克兰战略的局限性和当前经济形势的颓势；六是要以打促谈，希望扭转与西方的被动关系。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高调反恐的国内因素值得关注，即俄罗斯国内伊斯兰教的政治化问题。伊斯兰教的政治化即伊斯兰主义是俄罗斯联邦社会制度及国家体制面临的最严峻威胁之一。其表现之一是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中的不少成员经常发表与俄罗斯国家利益不相契合的主张，极端主义分子甚至从思想意识上将北高加索地区与俄罗斯的其他地区剥离开来。其表现之二是“瓦哈比院外集团”已经形成，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高管理水平的专业团体。其表现之三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俄罗斯族人参与北高加索地区的叛乱是俄罗斯国内安全威胁的一个新动向。其表现之四是北高加索地区安全问题，北高加索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就是旷日持久的恐怖活动。恐怖分子的目的是在北高加索建立“伊斯兰国家”。车臣问题是俄罗斯政府处理高加索地区稳定与安全的一个缩影。
对于俄罗斯来说，在“收回”克里米亚和遭受西方制裁后，俄内外困境加剧，经济一蹶不振，国际孤立日益严重。高调反恐，有助于俄罗斯转移国际社会视线，从东乌克兰抽身，摆脱乌克兰困局。俄罗斯从争夺“新俄罗斯”转为打击“伊斯兰国”，俄罗斯希望通过高调反恐，扭转其外交被动局面，改善本国形象，促进与西方关系的改善，为国内稳定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为了应对俄罗斯进入新选举周期的政治生态，普京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决策。
第一，严格管控反对派利用非营利性组织和网络公共空间开展组织和动员活动。
在2011～2012年反对派发起的所谓“为了诚实的选举运动”中，非营利性组织和互联网成为反对派组织和动员的重要工具。俄罗斯的非营利性组织发展壮大，互联网深度介入政治生活，网络公共领域出现。普京政权对非营利性组织、网络公共领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管控。一是管控非营利性组织。2012年俄杜马通过了有关“外国代理人”的法案，严控境外资金；2015年5月，总统普京签署了《不受欢迎组织法》，可以不通过法院判决禁止外国和国际组织在俄罗斯的活动。[25]二是针对网络公共空间。2012年至今，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管理网络空间的法案，从“网络黑名单法”“反盗版法”“封闭极端主义网站法案”到“博主法案”。网络监察制度的法律基础已建立起来。管控的力度比对电视、广播和报纸等传统媒体的管控要大。俄罗斯反对派对此猛烈攻击普京，声称普京建立了新型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是，普京正是通过上述社会领域的国家治理，把反对派利用非营利性组织和网络空间动员民众和发挥影响力的途径基本堵死，使反对派陷入有劲使不出来的窘境。
从2011年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束以来，普京实行法律维稳，加强对政治和社会组织的管理，加强网络管理和监控，限制和打击政治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的违法活动。反对派若再想利用网络和社会组织动员并展开大规模活动已非易事。苏联时期俄罗斯社会具有总体性社会的特征，也被称为全能主义社会。社会体系国家化，国家几乎垄断全部重要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及信息资源。苏联解体后，物极必反，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是弱国家强社会的模式，这种自发性的特点一直持续到“颜色革命”。2005年开始，受到“颜色革命”的影响，普京政权开始修改非营利性组织法，限制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2012年以后，国家权力进一步实现了对政治公共空间的掌控。
第二，严格控制俄罗斯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的运行机制，反对派无法在现有体制内向普京政权发难。
经过修改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于2012年4月4日起生效。组建政党的最低人数要求由4万人降低至500人，取消了关于政党各地区分部的成员最低人数限制以及至少在半数联邦主体拥有分部的要求。另外，对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和独立参选人征集签名的数量要求也大幅度减少，独立候选人需要的签名数量为30万人，议会外政党候选人为10万人，同时取消政党需要征集签名才能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规定。2016年3月1日，按照司法部的资料，俄罗斯有政党77个。[26]
普京从政治运行机制上确保杜马选举的结果不出意外。在政党制度上，降低建党门槛，但不允许成立政党选举联盟，这实际上分散了反对派的力量。在选举制度上，从比例代表制调回混合选举制，但是又在2013年6月将全俄人民阵线改组为社会运动，联合1000多个社会组织，意在争夺未来单一选区的名额。普京的执政基础有“统一俄罗斯”党和“人民阵线——为了俄罗斯”社会运动的双保险，足以应对局势变化。
联邦制度改革主要就是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的选举方式问题。2012年5月2日，梅德韦杰夫签署了恢复直选州长的法令，从6月1日起生效。根据直选州长的新法令，地方直选途径一是由政党推选候选人。没有规定必须进入地方议会的政党才有权推选，只要在司法部注册的政党都可以推选。而且，各政党既可推选该党成员，也可推选无党派人士为当地行政长官候选人。但政党候选人需要和总统协商。途径二是自我推举，但签名人数和程序需要地方法律规范。而且，总统有权对其认为渎职或不能解决利益冲突的地方长官解除职务。联邦主体居民通过直接投票的方式从候选人中选举出地方长官。2013年，地方行政长官选举方式再次改革。3月2日，普京签署法律，地区有权选择保留行政长官直选或者实行由地区立法会议选举行政长官的程序。如果有联邦主体决定取消地方行政长官直选，那么在议会中拥有席位的各政党均有权向联邦总统推举3名地方行政长官候选人，联邦总统最终确定3名人选提交地方议会审议，地方议会从这3人中选出地方行政长官。达吉斯坦共和国和印古什共和国最先执行这一选举程序，两位共和国主席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
通过上述政治领域的国家治理，普京政权不动声色地牢牢掌控住了政治局势，反对派更加式微。政治领域国家治理的特点是表面上的竞争性、实质上的控制性。
第三，有针对性地采取政治举措以确保“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地位。
首先，确定单一选区的数量和划分标准，以有利于“统一俄罗斯”党取胜。2015年9月2日，俄中选委颁布了两项法律。一是公布了各联邦主体单一选区的数量。全国共225个选区，其中，莫斯科独占15个单一选区，莫斯科州是11个，圣彼得堡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各8个，罗斯托夫州和斯维尔德洛夫州是各7个。其他联邦主体少数是5个左右，基本都在1～2个。二是宣布了单一选区的划定标准。单一选区按人口划分，基本上每个选区的人口平均在50万人左右，同时确保每个联邦主体至少有一个单一选区。按照这一标准，中选委公布了225个选区具体的行政区划位置。[27]
可见，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联邦主体是俄罗斯政治地理空间中的核心区域，也是单一选区的重点区域。在2016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即使“统一俄罗斯”党在莫斯科市按照党派原则的比例代表制竞选中不尽如人意，但是凭借行政资源和“人民阵线——为了俄罗斯”社会运动的力量，可以在单一选区中获胜，这样就避免了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在莫斯科得票率不得力的情况。也就是说，至少目前看，混合选举制有利于“统一俄罗斯”党。这是普京表面上增加政治竞争性、实际上反而加强了政治控制性的又一举措。
其次，地方选举后，“统一俄罗斯”党采取了几项初步竞选举措，稳步推进竞选工作。2015年9月13日，俄罗斯举行了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前的最后一次地方选举。在这次地方选举中，有16个政党的98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在21个联邦主体进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平均每个地方有5名候选人参选。有39个政党参与竞选11个联邦主体的地方议会议员。其中，“统一俄罗斯”党没有像2014年那样大获全胜。在伊尔库茨克州，共产党候选人以56.39%的得票率战胜了“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后者得票率为41%。[28]俄共总体得票率高于2014年，地方选举没有出现主要议会党派默契一致的政治现象。对地方选举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统一俄罗斯”党迅速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2015年9月24日，梅德韦杰夫发表了实际上带有竞选纲领色彩的文章，即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新现实：俄罗斯与全球挑战》的文章，阐述了其时代观、战略观和发展观。[29]这与2009年9月10日梅德韦杰夫发表的《前进，俄罗斯！》一文阐述俄罗斯新政治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篇文章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普京团队的思想，值得关注。
二是2015年10月22日，“统一俄罗斯”党宣布，将于2016年上半年举行代表大会，为国家杜马选举做准备。这次代表大会分两阶段召开：2016年5月22日以无记名投票选出参加党派选举和单一选区选举的候选人名单，随后在6月的大会中正式确认该名单。[30]
三是2015年10月24日，“统一俄罗斯”党宣布，为了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实行候选人培训项目。[31]从2015年12月3日的国情咨文看，普京还把反对派最具代表性的口号——“为了诚实的选举”接了过来，他在国情咨文中号召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要诚实透明，从而率先占领政治道德的高地。
“统一俄罗斯”党的准备工作扎实推进。除通过地方选举确保地方领导人产生于“统一俄罗斯”党，从而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外，“统一俄罗斯”党还通过决议任命或更换了可能影响政治稳定的敏感区域的地区执委会负责人，如在克里米亚及塞瓦斯托波尔、北奥塞梯和达吉斯坦等地区。此外，自由派右翼势力和俄共等左翼势力或者领导层老化，或者无人可推，根本无法同普京抗衡；反对派更是难有作为。普京执政的精英资源和政治基础安如磐石，为2018年总统大选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