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土家族历史与口传文化

第一节 土家族历史溯源

土家族是中国南方一个历史悠久、单一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毗连的武陵山片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土家族人口数量约为835万人，是仅次于汉族、壮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苗族与彝族的中国第八大民族。土家语和汉语是土家人社交的主要语言。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土家语：pi35zi55ka21）、“毕机卡”（pi35ji55ka21）、“密兹卡”（mi35zi55ka21）等[1]，意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土家族是巴人的后裔”这一结论是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对土家族民族识别过程中提出的，并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巴是一个古老的族类，在先秦的一些史料中，“巴”作为地名与族名时有出现，如《山海经》载：“西南有巴国。大暤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可见巴人在我国历史舞台上早有活动，但公元前316年，巴国被秦国所灭。

秦灭巴后，巴人地区成为秦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秦国称巴人为南夷，把巴、巫和楚郡并入黔中郡和南郡，然后营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出土了2万余枚秦简，该简牍内容涉及战国至秦代土家族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诸多方面，全面揭示了秦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情况。

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之后西汉对土家族地区进行了新的建制，将黔中郡改为武陵郡，并在该郡内设沅陵县、迁陵县、零阳县等。对巴人的称呼有以地名称谓的“武溪蛮”“武陵蛮”“零阳蛮”等，以族属称谓的“巴郡蛮”“南郡蛮”“廪君蛮”等。

三国至隋时期，战争较为频繁，各王朝均在原巴人区域设置郡县，在土家族地区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面政策，出现了“羁縻制度”早期的开端。羁縻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对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种民族政策，主要是对表示归顺的各首领委以官职，使之世领其地。

从唐代开始，土家族地区正式实行羁縻制度，建立了100多个羁縻府州，取代了秦汉以来的土流并治的“郡”制，但“以蛮制蛮”的色彩更浓。939年，为反抗楚王的压迫与奴役，“溪州蛮”首领彭士愁率领土家人民进攻楚国的辰、澧州，著名的“溪州之战”爆发。这次大战使彭氏在政治上获得了合法地位和领地，为其在湘西统治800余年的基业奠定了基础，对土家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承唐制，许归顺的土官世代承袭，并于宋末在土家族地区逐渐建立了土司制度，设置石柱、巴东安抚司及散毛宣抚司，使土家族的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

元明至清雍正年间，中央王朝在土家族地区建立了土司制度，在湘西设永顺、保靖二宣慰司，在鄂西设容美、施南、忠健、散毛四宣抚司等。规定“蛮不出境，汉不入峒”，使居住在武陵山区的“土人”基本上稳定下来，加速了土家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图1-1 依山傍水的永顺老司城遗址[2]

清雍正初年，土家族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打破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土司禁令，大量汉人进入，推动了地方经济迅速发展，加快了土家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出现了“土家”与“客家”之分，如《永顺府志》载：“前朝入籍者为土，在本朝入籍者为客。”

新中国成立后，在永顺土家族姑娘田心桃等人的呼吁下，1953～1956年，中央派调查组多次赴土家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潘光旦先生对土家族的族源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论证了土家不是苗，也不是僚，而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为土家族的确认做出了重大贡献。1957年1月3日，中央正式行文，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3]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一书，在论述土家族时，提出了“土家族是古代乌蛮”的观点。王承尧的《古代乌蛮与今天的土家族》、罗维庆撰写的《土家族源于乌蛮考》也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作。[4]

谭其骧先生在他的《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一文中提出“土著先民说”，认为永顺、保靖的彭姓土司是土生土长的“蛮人”。之后，不断有人写文章支持“土著先民说”这一观点。

田荆贵先生认为，现今分布在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境30多个县市区的土家族，都是同一源，都是人（板楯蛮）的后裔，人（板楯蛮）是整个土家族共同的先民。[5]

游俊认为，土家族是以史前时期就定居在湘鄂西一带的土著居民为主体，经历了商周到隋唐的千余年，逐渐融合了迁入该地区的巴人、濮人、楚人、乌蛮等古代少数民族的一部分，在唐宋年间形成了一个以武陵山区为共同地域、以土家语为主体并吸收了其他民族词汇最后形成的土家族语言为共同语言，同时在互相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的民族共同体。[6]

2017年12月，当笔者采访土家族民俗研究专家罗仕松时，他说：“关于土家族族源问题，一直有土著说、巴人说、江西说、乌蛮说……不一而足。”就目前土家族的成分来看，单一说失之偏颇，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土著是其根，而其他是其流的多元之说或许更符合事实。巴人说，一度是主导之说，其代表人物是潘光旦先生，其代表作是《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书。潘光旦先生的贡献是巨大的，正因为他的努力，土家族才得以被正式确认，但潘先生忽略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民族，过分强调了巴人的历史。笔者同意部分专家的说法，巴人不过是外来的加入者，由于其强大的文化加入，掩盖了弱小的本土文化，但绝不可因为巴人强大的文化优势而看不见土著民族的文化之光。[7]根据永顺县不二门洞穴遗址和近年湘西先后发掘的战国遗址及汉墓葬等方面的考古资料综合考证，可以认定：溪州土著先民是土家族的根和源，而后来融入其间的巴人、江西人、乌蛮人是流，是支派。

图1-2 笔者访问土家族民俗研究专家罗仕松（朱慧玲 摄）

时至今日，土家族族源产生了众说纷纭的现象，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文献及考古依据的缺乏，土家族族源的研究难免会带上臆测的成分，还有待于今后史料发掘后再进行勘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