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沿革与社会作用

让与担保起源甚古，最早应可溯源至罗马法上之信托（fiducia）[5]。而考诸担保物权之发展，其轨迹应是自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为担保，演变至仅移转标的物之占有，但不移转所有权为担保之占有质，再进化为标的物所有权与占有均不移转，而仅取得具有担保作用之权利为担保之不占有质。让与担保以移转标的物所有权，实现其担保之经济目的，可见其实为物的担保之最早型态。如今，让与担保在德日民法上虽未规定，但在破产法等个别规定中出现，法学说与实务上均承认之，且在社会上甚为盛行[6]。在台湾地区亦有此种担保型态，复为实务上与学说所承认。况让与担保确有其积极之社会作用，为促使金融流通，经济发达与升级，自无任意否定其存在之理由[7]，惟应强化其理论构造，俾使其合理化，更能符合社会之需要。让与担保今仍能复苏并盛行，实因其具有下列社会作用，足以弥补典型担保之不足使然[8]。

（一）运用非占有之动产担保物权，因应商业需要

动产之担保虽有民法上之动产质权与动产担保交易法之动产抵押权等提供为担保之手段，然动产质权须移转标的物之占有，且不得以占有改定为之（885Ⅱ），有碍动产之利用，不适于企业之融资。至动产担保交易法上所规定之担保方法，其标的物有一定之限制（动4Ⅱ），故亦无从满足商业之需求。而让与担保之动产标的物仅以具有让与性为已足，范围甚广，且于设定让与担保后，通常仍由设定人占有，保留其用益权，故正可弥补典型担保制度之上述缺失，适应现代商业活动之需要。

（二）担保标的物多样化，促进担保价值之发挥

让与担保之标的物，不动产、动产、有价证券、债权及其他具有让与性之财产权均足当之，且对于各种新形成或尚在形成中之财产权亦可成立让与担保。再者，基于一物一权与物权之特定原则，典型担保物权仅能就各个独立物分别设定之。然企业经营上，商人就其流动中之多数商品，例如仓库中之商品、工厂之机器、厂房与其他设备，或者其他一定之集合财产，甚或企业一定期间之多数流动债权，须以一个担保物，整体提供担保，方能发挥其有机之交换价值，让与担保恰能实现此种机能，符合工商脉动迅速之需求。

（三）实行程序便捷，提高担保物之价值

典型担保物权之公实行程序，耗时费钱，且在强制执行之拍卖，标的物拍定之价值常与市价有相当之差距，此对设定人、担保权，亦属不利。而让与担保之换价程序，可依私实行程序为之，较为便捷，变卖与估定之价值较高，是让与担保之实行可节省劳费，促进担保物价值之极大化，弥补典型担保之上述缺憾。

让与担保具有正面之社会作用，但因属民法上所未规定之非典型担保，故仍有隐存之危险。自债权人言，标的物由债务人占有乃让与担保之常态，倘债务人擅自处分标的物时，担保权人即有丧失其担保之危险。又自设定人言，担保权人若擅自违约处分标的物时，设定人将丧失其标的物之权利，殆属必然。且标的物权利在担保权人手中，担保权人极易迫使债务人就本利之偿还方式订定苛酷之条款，凡此对债务人自属不利。再者，让与担保之公示方法尚未周全建立，且在当事人间极易就其债权额或标的物之估价造假，故对第三人即设定人之一般债权人极易受不测之损害。故实务上运用之际，自应本于让与担保之担保本质，谋求避免上述弊害，而最佳解决之道，当属尽早立法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