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只有上帝和斯大林才知道苏联机密
对中情局而言，朝鲜战争是第一个重大考验。战争给中情局带来第一个真正的领导人：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杜鲁门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就已请他出马挽救中情局，只是这位将军担任驻莫斯科大使后，带着几乎害他送命的胃溃疡回国。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接受三分之二的胃部切除手术。杜鲁门央求他，他则恳求暂缓1个月，看看自己是否能活下来。然后央求变成了命令，史密斯也成为中央情报部门4年来的第4位局长。
将军的使命是打听克里姆林宫机密，但他很清楚自己成功的几率有多少。他在8月24日的听证会上，戴着刚刚获得的第4颗星——杜鲁门送他的大礼，对5位参议员说：“我所认识的人里面，只有两位能办得到，一位是上帝，另一位是斯大林。而且就算是上帝，我也不晓得他办不办得到，因为我不知道他和乔大叔（斯大林名叫约瑟夫，故美国官员私下戏称作“乔大叔”。——译者注）亲不亲，懂不懂他在说什么。”至于等着他的中情局是什么状况，他说：“我预料会有最恶劣的情况，也相信这番预期不会落空。”他在10月就职后就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个烂摊子。在第一次幕僚会议上，他环视左右说道：“看到各位都在这里挺有意思的，看看几个月后还有几个人待在这儿就更有意思了。”
史密斯为人相当专断，冷嘲热讽绝不饶人，加上无法容忍瑕疵，看到威斯纳行为散漫便气急败坏。他说：“所有经费都花在这种地方，而且全局的人都在疑惑钱到底是怎么花光的。”他就任的第一个星期就发现，威斯纳直通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并不向局长负责。他怒不可遏地告诉这位秘密行动主管，他自在逍遥的日子要结束了。
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情报损失
为报效总统，这位将军设法挽救情报分析部门——他称之为“中情局的心脏和灵魂”。他彻底修正情报报告的撰写方式，最后还劝说在中央情报组成立之初就郁郁出走华盛顿的肯特，让他从耶鲁回来组建国家评估制度，汇总政府各部门搜集而来的重大情报。肯特称这份差事是“不可能的任务”，毕竟“评估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史密斯就任几天后，杜鲁门准备前往位于太平洋的威克岛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见面。总统需要中情局提供朝鲜情报，尤其想知道中共是否会参战。正驱军深入朝鲜的麦克阿瑟坚称，中国不可能发动攻势。
中情局对中国局势可说是毫无所知。1949年10月，毛泽东打败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仅有的几位美国间谍都逃到香港或台湾去了。中情局已经在毛泽东手上栽了跟头，现在又让麦克阿瑟搞得步履踉跄，麦帅最讨厌中情局，并竭尽所能禁止中情局官员涉足远东。中情局拼命想盯住中国，可惜从战情局延续而来的外籍间谍太差了。中情局的研究和报告也同样差劲。朝鲜战争一开始，400名分析员就忙着向杜鲁门总统提供每日情报摘要，但90%的报告内容不过是照抄国务院档案，剩下10%则多是无足轻重的评论。
中情局的战区盟友，是韩国总统李承晚和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这两位既腐败又不可靠的领袖所统辖的情报机关。初到汉城和台北的中情局官员，最强烈的第一印象是城市四周的田地尽是臭气熏人的粪便，可靠的情报像电力和自来水一样稀罕。中情局发现自己被居心不良的盟友利用，受共产党人的摆布，任由贪财若渴的流亡人士所杜撰的情报拨弄。1950年香港工作站站长弗雷德·舒尔特海斯花了6年时间，梳理朝鲜战争期间中国难民卖给中情局的垃圾。中情局对骗子老千所经营的造纸自由市场可谓贡献多多。
从二战末期到1949年底，远东地区唯一真正的情报来源是美国信号情报天才。他们能拦截和破解共产党的电报，以及莫斯科与远东地区间传送的公报。谁知就在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斯大林及毛泽东商讨进攻大计时，信号蓦地寂然无声。美国窃听苏联、中国和朝鲜军事计划的能力，突然消失无踪。
朝鲜战争前夕，一名苏联间谍潜入美方破解密码的神经中枢，与五角大楼近在咫尺的阿灵顿会堂（阿灵顿会堂是陆军信号情报局所在地，由女校改建——译者注）。此人名叫威廉·魏思班，上世纪30年代被莫斯科吸收，是一位可将零散信息从俄文译成英文的语言学家。魏思班一手粉碎了美国解读苏联机密快讯的能力。史密斯局长察觉美国信号情报出了问题，立即通报白宫，结果却是成立一个规模和权限都令中情局相形见绌的信号情报机关：“国家安全局”。半个世纪后，国安局称魏思班案“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情报损失”。①
中国不可能会介入朝鲜战争
1950年10月11日，杜鲁门启程前往威克岛。中情局向他保证：“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显示中国确有意图全面介入朝鲜战争……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②中情局无视东京3人工作站发回的两则警告情报，仍然作出这样的判断。先是乔治·欧瑞尔站长通报，中国东北部的一位国民党籍军官警告说，中国在朝鲜边界集结了30万大军。中情局总部对此置若罔闻。接着，后来出任中国台湾工作站长的比尔·达根坚称，中国不久就要越界进入朝鲜。麦克阿瑟将军则威胁要逮捕达根。这两则警讯都没有传到威克岛。
中情局总部不断告诉杜鲁门，中国不会大规模参战。10月18日，麦克阿瑟大军向鸭绿江及中国边界挺进之际，中情局报告称：“苏联挺进朝鲜的冒险行动以失败收场。”10月20日，中情局指出鸭绿江一带所侦察到的中国军队，是为了保护该地的水力发电厂。10月28日，中情局告诉白宫，中国军队都是散漫的志愿军。10月30日，美军遭受攻击，死伤惨重，中情局仍重申中国不可能大举介入。几天之后，会说中文的中情局官员审讯数名在会战中俘虏的中国士兵，确认他们是中国正规军。中情局最后一次主张中国不会以武力进攻。2天后，30万中国大军展开无情攻势，差点把美军赶入大海。
史密斯局长惊慌失措。他认定中情局的业务应是防范美国遭受军事突袭，谁知它却一再误判这一年来的全球性危机：苏联原子弹、朝鲜战争和中国参战。1950年12月，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召回艾森豪威尔将军，史密斯也展开将中情局转变为专业情报机关的斗争。首先，他得找个人来管管威斯纳。
行动和情报业务本末倒置
只有一个名字自动浮现。
1951年1月4日，史密斯邀请无可非议且已经内定的艾伦·杜勒斯出马，担任计划部副局长（这个头衔只是个名目，所做的其实是秘密行动主管的工作）。这两人是很糟糕的搭配，波尔格观察两人在总部的相处，认为：“很明显，史密斯不喜欢杜勒斯，其中的原因不难明白。陆军军官接到命令就得执行，律师则想办法迂回规避。于是在中情局里，命令只是讨论的起点。”
朝鲜战争开战之后，威斯纳的业务增加了5倍之多，史密斯则认为美国并没有进行这种斗争的策略。他向总统和国安会申诉：中情局真的要支持东欧、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内武装革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答复是：没错，而且还不止于此。局长想知道到底有什么办法。威斯纳每月新聘几百名大学男生，送到特战学校训练几星期就派到海外，每半年轮调1次，再换上一批新人。他想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军事机器，却没有像样的专业训练、后勤和通信。史密斯坐在办公桌旁，小口吃着胃切除手术后他赖以维生的薄脆饼和热粥，既生气又灰心。
他的第二副手、中情局副局长比尔·杰克逊表示，中情局的行动是个解不开的结，他已在灰心之余挂冠求去。史密斯别无选择，只好把杜勒斯升为副局长，威斯纳升为秘密行动主管。然而，他一看到两人提交的中情局预算，就怒不可遏。5.87亿美元，这是1948年的11倍。其中4亿多元专供威斯纳的秘密行动业务之用，是情报和分析业务成本的3倍。
这将给“身为情报机关的中情局带来明显的危机”，史密斯火冒三丈。③他提醒说：“行动和情报本末倒置，高层人士被迫把时间投注在行动作业上，必然会忽略情报业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史密斯开始怀疑杜勒斯和威斯纳对他有所隐瞒。根据2002年解密的档案记载，他在与中情局副局长、幕僚的每日例会上，经常向他们询问海外形势。然而，他直接的提问只得到含糊的答复，甚至根本没有响应。他警告他们不要“保留”或“漂白不幸的事件和严重的失误”。他责令他们详细报告各项准军事任务的代号、说明、目的与成本。他们并没有从命。他派在国安会的私人代表蒙塔古写道：“他恼怒之余，更激烈表明对他们的愤怒。”史密斯无所畏惧，但一想到杜勒斯和威斯纳把中情局带到“立意不善和重大不幸”的方向，便愤怒不已，“他担心海外的失败可能会广为人知”。
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中情局朝鲜战争秘史透露了史密斯将军忧心所在。
据史料记载，中情局的准军事行动“不仅效率低下，就死亡人数而言，或许还应予以道德谴责”。朝鲜战争期间中情局吸收了数千名韩国和中国特工投入朝鲜，可全都有去无回。中情局的结论是，“所费时间和金钱与所得极不成比例，花费巨大而且无数韩人牺牲”，却毫无所获。另有数百名中国籍特务在规划不善的陆路、空中和海上任务中，登陆后随即丧生。
希契尔出任香港工作站主任后，亲眼目睹一连串失败后，说道：“这些任务大多不是为了搜集情报，而是去支持不存在或虚构的反抗组织。它们是自杀任务，是自杀和不负责任的任务。”这类任务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一批批特工在捕风捉影的行动中丧生。
朝鲜战争初期，威斯纳派1 000名军官到韩国，300名到中国台湾，命他们潜入壁垒森严的解放军重镇和金日成的军事机关。这些没有充分准备和训练的人，就这样被丢到战场上，当时刚从威廉斯学院毕业的唐纳德·格雷格就是其中之一。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第一个念头是：“朝鲜到底在哪里？”上过一堂准军事任务速成班之后，他奉命到中情局在太平洋新设的工作站。威斯纳斥资2 800万美元，在塞班岛建造秘密行动基地。当时到处是二战死者骸骨的塞班岛，成了中情局执行韩国、中国和越南秘密行动的训练营。格雷格从难民营里挑了些粗犷、勇敢但不守纪律也不懂英语的韩国农家青年，把他们迅速变成美国情报工作人员。中情局派他们执行一些规划粗糙的任务，除了让死亡名单变长之外，乏善可陈。这段记忆一直跟随着格雷格，他从中情局远东分部一路干到汉城工作站站长、驻韩国大使，最后当上老布什副总统的首席国家安全助理。
格雷格说：“我们走的是战情局的路子，但我们所反对的人却完全掌控大局。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问上司到底执行什么任务，他们不告诉我。其实他们也不晓得任务到底是什么，真是霸道至极。我们训练韩国人和中国人，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然后把韩国人丢到朝鲜，把中国人丢到中韩疆界北边的中国，此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下落。”
他说：“在欧洲的记录不佳，在亚洲的记录也很糟糕。中情局初期的记录一塌糊涂——盛名在外，实绩却是惨不忍睹。”
CIA早在敌人掌控之下
史密斯一再提醒威斯纳要留意对手制造的假情报，殊不知威斯纳底下的情报官就在做假，包括威斯纳派到韩国的工作站长和行动组长在内。
1951年2～4月间，1 200多名朝鲜流亡人士在行动组长托夫特指挥下，群聚釜山港的龙洞。托夫特出身战情局，欺瞒上司的才能远大于欺敌的能耐。他把他们编成白虎、黄龙和青龙3个中队，44个游击小组。他们肩负三重使命：情报搜集的渗透人员、游击战小组，以及营救逃匿的美军飞行员与机务的工作人员。
1951年4月底，白虎中队带领104名队员登陆朝鲜，再空降36名工作人员增援。4个月后，托夫特离开韩国前回传报告，夸耀自己成就辉煌。谁知到了11月前后，白虎游击队不是被俘虏，就是被打死，要不就是下落不明。青龙和黄龙中队的下场也一样。少数幸保小命的渗透小组，被捕后在死亡威胁下用无线电发出假情报欺骗美国业务官；游击队则无一幸存；逃亡小组不是失踪就是惨遭杀害。
1952年春夏之交，威斯纳的手下再空降1 500余名韩国特务到朝鲜。他们以无线电发回无数有关朝鲜和中国军事调遣的详细情报。汉城工作站站长艾伯特·汉尼早就预告了这一切。此人是陆军上校，话很多野心也不小，常公开吹嘘说有好几千人帮他从事游击作战和情报任务，还亲身负责吸收并训练数百名韩国人。有些美国同僚认为汉尼是个危险的傻子。国务院派驻汉城的情报官小威廉·托马斯怀疑汉尼站长有一份工资单，里面却充斥着“被对方控制”的人。
1952年9月，接替汉尼出掌汉城工作站的哈特也持相同看法。哈特到中情局的前4年都在欧洲与制造假情报的人打交道，在一连串锥心刺骨的经验，以及在罗马苦心经营阿尔巴尼亚流亡团体的历练后，他更加密切注意欺骗和假情报的问题，也决定“严格审查前任站长宣称的奇迹般的成就”。
汉尼管辖的200名中情局情报官，没有一个会说韩语。汉城工作站全靠吸收韩国人来推动中情局的朝鲜游击行动和情报搜集任务。经过3个月的追查之后，哈特断定中情局所接收的韩籍特工，不是捏造报告，就是暗中替共产党工作，汉城工作站这一年半发回中情局总部的电文，无一不是精心算计的骗局。
哈特忆述：“有一份很特别的报告令我难忘。该报告声称是前沿战线上中国与朝鲜所有部队的简要说明，并列出每个单位的兵力和数字编号。”美国军事指挥官赞不绝口，称它是“杰出的战争情报报告之一”，哈特则断定它全属虚构。他接着发现，汉尼所吸收的重要韩国特务全都是“骗子”——不是有些，而是全部。“他们拿原应付给朝鲜内部情报‘来源’”的优厚薪水，着实逍遥了好一阵子。我们从这些特务那里得到的报告，每一份都是出自敌手。”
朝鲜战争结束很久之后，中情局才判定哈特的见解无误：朝鲜战争期间所搜集的机密情报，几乎全都是朝鲜和中国安全机关编制的。假情报上传到五角大楼和白宫，而中情局在韩国的准军事行动，还没开始就已遭渗透和出卖。
哈特告诉总部应该暂停工作站业务，先清理门户和疗伤止痛。一个被敌人渗透的情报机关，比没有还要糟糕。史密斯的回应却是派一位密使到汉城告诉哈特：“中情局是个新机构，还没打响名号，不能向其他政府部门——尤其是激烈的竞争对手军事情报局，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搜集朝鲜情报。”④这位信差就是中情局副局长洛夫特斯·贝克尔，他在1952年11月奉史密斯之命，巡视亚洲地区工作站，回国后便递出辞呈。他认定情况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中情局在远东地区搜集情报的能力“几乎微不足道”。他在辞职前向威斯纳抗议：“行动告吹表示没有成效，而且最近这种情况还不少。”
中情局同时隐瞒了哈特的报告和汉尼的舞弊。中情局明明遭到暗算，却称之为战略演习。曾担任威斯纳准军事行动组长的空军上校詹姆斯·凯利斯说，杜勒斯告诉国会“中情局掌握相当多的朝鲜反抗分子”。朝鲜战争结束后，凯利斯写信向白宫检举杜勒斯当时就已接到警告，说“中情局在朝鲜的游击队早在敌人掌控之下”，事实上“中情局没有这种资源”，“中情局受骗了”。
把失败谎称为成功已成为中情局的传统，不愿从错误中学习则是中情局由来已久的文化。中情局秘密工作人员从不写“经验教训”总结报告。时至今日，仍无规定要提交经验教训总结报告。
有一次，威斯纳在总部会议上承认：“我们都注意到，我们在远东地区的行动与预期差距很大。我们身负重任，可就是没时间去培养大批能够成功执行任务的人。”在中情局的历史里，没有能力潜入朝鲜是历时最久的行动失败。
总得有些人送命
中情局在1951年开辟了朝鲜战争第二战线。负责中国行动的官员看到中国参战不免着了慌，只得说服自己，“红色中国”里还有上百万的国民党残余等待中情局援手。
这类报道到底是香港“造纸厂”的捏造？抑或台湾政治密谋制造？还是出于华盛顿一厢情愿的意淫？中情局对中国开战是明智之举吗？没时间细想了。史密斯告诉杜勒斯和威斯纳：“对这种战争，政府内部没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策略。我们甚至没有一个如何对待蒋介石的统一政策。”
艾伦·杜勒斯和威斯纳自有对策。他们先是设法征召美国人空降到中国。其中一位很有潜质的新人叫保罗·克赖斯伯格，本来很想加入中情局，谁知“他们先考验我的忠诚和奉献程度，问我是否愿意空降到四川。我的使命是去组织仍留在四川山区的一些国民党反共军人，与他们合作展开若干行动，必要时可以越过缅甸逃出。他们看看我，问道：‘你愿意吗？’”克赖斯伯格仔细考虑后决定加入国务院。少了美国志愿军，中情局便空降数百名中国籍特工到大陆，往往是盲目地空降，命他们自行找个小村庄藏身。而他们一失踪，就被当成秘密战争中的牺牲者予以注销。
中情局还想到可以利用穆斯林骑兵，即通过与国民党有政治联系的马步芳⑤（指挥大西北地区军队的回族），来挖毛泽东的墙脚。中情局空投数吨武器弹药和无线电器材，以及数十名中国籍特务到华西地区，然后再想办法找美国人尾随他们。哈佛研究生迈克尔·科就是他们想吸收的人之一，他日后破译玛雅象形文字，成为20世纪最伟大考古学家之一。1950年秋天，有位教授找22岁的科吃午饭，提出一个以后10年间常春藤盟校的许多学生都会听到的问题：“愿不愿意以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身份替政府工作？”科于是来到华盛顿，换上从伦敦电话簿里随意挑选的假名。他被告知自己会成为两个秘密行动之一的主事官，不是空降到偏远的华西地区去支持穆斯林战士，就是派到中国外海的一座岛屿去搞突击。
科说：“幸好是后一个选项。”他加入“西方公司”——中情局为颠覆中国而在台湾成立的外围组织，在一个叫白狗的小岛上待了8个月，唯一重大的情报成果便是发现国民党军队指挥官的参谋长是共产党。科在朝鲜战争快结束前几个月回到台北，却发现西方公司变得和同事们经常光顾的青楼妓院并无二致：“他们建立了一个门户深锁的小区，设有军队商店和军官俱乐部。原有的精神已经改变，简直是浪费公款。”科的结论是，中情局“买下国民党的情报‘出货单’，相信在中国内陆有一大批反抗武力。我们认错目标，找错对象。一言以蔽之，整个作业就是在浪费时间”。
中情局把赌注押在国民党身上，认定中国内部肯定有个“第三势力”，于是从1951年4月到1952年年底，花了大约1亿美元的经费，购买了足可供应2万名游击队员的武器弹药，却没找到这子虚乌有的“第三势力”。这笔经费和枪支有一大半落入冲绳一个华人流亡团体手中，而他们就是靠“大陆有一大批反共军官支持他们”的说法挣钱。主管西方公司的战情局老手雷·皮尔斯说，要是真能找到活生生的“第三势力”军人，他会把他们宰了制成标本，送到史密森学会博物馆。
1952年7月，中情局空降中国籍4人游击小组到东北，依旧要寻找那子虚乌有的反抗军。4个月后，小组发电求救。然而这是个陷阱：他们被捕后，反过来被中国拿来对付中情局。中情局批准动用专为吊起受困人员新设计的吊带，展开救援任务。第一次执行任务的两名中情局年轻军官迪克·费克图和杰克·唐尼就这样被送进打靶场。飞机在中国机关枪猛烈的炮火中坠落，飞行员身亡，费克图在中国监狱蹲了19年，刚从耶鲁毕业的唐尼则坐了20多年牢。后来北京广播公告自己在东北的战绩：中情局空降212名外国特工，其中101人送命，111人被擒。
中情局在朝鲜战争中的最后战场是缅甸。1951年初，就在中国把麦克阿瑟大军赶到南边的时候，五角大楼认为利用国民党开辟第二战线，或许可以缓解麦克阿瑟的压力。国民党李弥将军的部属约1 500人受困缅北的中缅交界处。李弥请美国提供枪械和经费支持，于是中情局空运国民党士兵到泰国，提供训练和装备，再连同枪械弹药一起空投缅北。有着法律和社会学傲人学历、刚刚加入中情局的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二战期间曾在缅甸参战，他接下支持李弥的任务，但很快就变成闹剧，最后以悲剧告终。⑥
李弥的部队一进入大陆，就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中情局的谍报官员虽已发觉李弥派驻曼谷的通信员是中国特务，威斯纳的手下仍坚持发动攻势。李弥部队撤退，重新整编，等到菲茨杰拉德再次空投枪械弹药的时候，李弥部队不再战斗了。他们退到金三角山区，种植鸦片，娶了当地女子安家落户。2年后，中情局还得在缅甸展开小型战争，扫荡已成为李弥全球毒品王国根基的海洛因实验室。
史密斯局长致函接替麦帅出任远东盟军总司令的马修·李奇微将军，说道：“嗟叹逝去的机会……或试图撇清过去的失败，都毫无意义。我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秘密行动是专家做的事，外行人做不来。”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而此后中情局在韩国的败绩再添一笔。中情局认为韩国总统李承晚无可救药，多年来一直想换掉他，不料却险些将他误杀。⑦夏末一个万里无云的午后，一艘游艇缓缓驶过龙洞海岸线，中情局在此训练韩国特攻队。李承晚在船上举行派对招待朋友，训练区的军官和卫兵没有接到李总统要经过的通知，竟然开火射击。尽管奇迹般的没人受伤，李承晚却大感不快。他召来美国大使，告知中情局准军事人员必须在72小时内离境。事后，从1953到1955年，倒霉的汉城工作站站长哈特必须重新吸收、训练和空降特工到朝鲜。而据他所知，这些人最后全都被俘虏处决。
中情局在韩国处处失利。它既未能提供预警，又无法提供情报分析，贸然吸收而来的特工，更是害死好几千名美国人和亚洲战友。
十几年之后，美军退役人员称朝鲜战争是“被遗忘的战争”。中情局则是刻意健忘。浪费在幽灵游击队武器上的1.52亿美元，已经在资产负债表上做了调整。朝鲜战争的许多错误或捏造情报的事实都秘而不宣。至于人命伤亡的代价问题，没人过问，也没人回答。
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嗅到一股腐败的气味，于是请国务院里的中国通约翰·梅尔比⑧出马调查。梅尔比与20世纪40年代中叶之后第一批驻亚洲的美国间谍携手合作，社交甚广。他到现场严查细访，在一份只让腊斯克过目的报告中说：“我们的情报工作糟到几近渎职的地步。”这份报告不知怎地落到了中情局局长的桌上，梅尔比被唤到总部，挨了史密斯一顿臭骂，副局长艾伦·杜勒斯则是坐在一旁一言不发。
对杜勒斯而言，亚洲始终只是枝节问题。他认为，西方文明真正的战争在欧洲。1952年5月在普林斯顿饭店一场秘密会议上，杜勒斯告诉挚友和同僚：这场战争须是“人人准备就绪且愿意挺身承担后果”。在2003年才解密的这篇讲稿里，他说道：“毕竟，我们在韩国已有10万人伤亡，既然我们接受了这些伤亡，那么我也不会为铁幕后有些伤亡或烈士苦恼……我认为各位不必等到召齐所有的部队，确定自己会赢才动手。各位必须马上行动。”
杜勒斯说：“总得有些烈士，总得有些人送命。”
本章注释
①魏思班在美国情报史上的角色，数十年来一直受到误解。根据国家安全局和中情局对本案始末的记载，魏思班是在1934年被苏联吸收。魏思班1908年出生于埃及，父母亲都是俄国人，20年代末来美，1938年成为美国公民，1942年加入“信号情报局”后，曾奉派到北非和意大利，然后才返回阿灵顿会堂总局任职。魏思班曾因参加共产党活动遭停职，接着又因没有出席联邦大陪审团听证会被判蔑视法庭罪，服刑1年。本案就此打住，因为公然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只会加深美国情报界的问题。魏思班于1967年骤逝，显然是自然死亡，享年59岁。
②中情局唯一能肯定的是，麦克阿瑟将军深信中国不会打过来。中情局从1950年6月到12月的报告与分析充分反映了这一错误推断。
③中情局局长、各部副局长与幕僚每日例会的记录，透出斗争的味道。记录说：“局长要他们（杜勒斯和威斯纳）仔细监督政策协调处，准军事行动和所有对情报无所贡献的活动，都应从其他预算中清理出来。他认为，政策协调处的活动已到了对中情局这个情报机关构成明显危机的地步。”
史密斯认为，美国“没有执行这种战争的策略”，也就是威斯纳所从事的那类战争。他告诉艾伦·杜勒斯和威斯纳说：“你们没有一个政府批准的基本策略可以执行这类战争……我们虽有设备和权限，却没有从事我们该做的工作。”
史密斯不只一次想要解除威斯纳对准军事行动的控制权，可国务院和国防部却都希望扩大秘密行动。他在1951年8月21日例行幕僚会议上，警告他们不要“保留”或“漂白不幸的事件或严重的失误”，8月9日的会议记录则显示，他曾恳请威斯纳和其他高层情报官员：“认真注意情报来源做假和复制的问题。”
新近取得的记录显示，史密斯所接手的中情局“好像神圣罗马帝国一般，封建豪族各自追求自身利益，丝毫不受虚位君主的指示与管辖控制”，这句话出自蒙塔古之口，此人乃史密斯派在国安会幕僚群里的私人代表。
④哈特所提有关汉尼舞弊的报告，无人闻问。汉尼自己后来也指出：“朝鲜战争期间与战后，主事的高层官员之间有相当多的讨论，认为中情局若能从这次经验中吸取教训，应该可以更有效地防备下一次朝鲜战争。”但他的结论却是：“我严重怀疑中情局是否能吸取教训，这次经验甚至没有记录归档，遑论研究。”汉尼在朝鲜战争期间的表现如此匪夷所思还能安然无事，是由于他在1952年11月任期快结束的时候，设法把一位身受重伤的陆战队中尉，从战场弄上医护船送回美国的缘故。7个星期后，这位脑部受创的军官接受其父艾伦·杜勒斯一记难得的亲吻。这一幕正好出现在杜勒斯出席中情局局长任命听证会的前一天。杜勒斯为表感激之意，于1954年派汉尼到佛罗里达州担任“成功行动”指挥官。
⑤马步芳：甘肃河州（今临夏）人。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后，马步芳的父亲马麒在青海成立宁海军（当地人称作马家军），展开马氏家族在青海长达40年的军阀统治。1931年，马麒病死，马步芳的叔叔马麟代理省政府主席，与蒋介石产生嫌隙。蒋介石为控制青海地区，便扶持马步芳取代其叔父。马氏统治期间，特别是马步芳在位时，垄断青海省的农牧工商等各行，有“青海王”之称。
⑥李弥行动的后果是可怕的。第一个后果是中情局一时疏忽，没有通知美国驻缅甸大使戴维·基，他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拍电报向华盛顿抗议，并表示这一秘密行动已在缅泰两国首都公开，践踏缅甸主权，严重伤害美国利益。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则让他住口，断然否认美国涉入这一行动，并将责任推给军火走私客。李弥和他的部队后来把枪口转向缅甸政府，缅甸领导人怀疑美国默许这一行动，忿然与美断交，开始了与西方完全隔绝长达半个世纪的局面，也成为全世界最高压的政权之一。
中情局的泰国盟友涉入李弥的海洛因生意很深，1952年曼谷事态已失控，当时主管秘密行动业务，且被视为威斯纳接班人的助理处长莱曼·柯克帕特里克，偕同威斯纳的助理处长帕特·约翰斯顿上校，于9月底飞往曼谷。至少已有一名涉及毒品交易的美国人死亡，而且已有人向美国司法部长提到这个问题。事后约翰斯顿上校立即辞职，柯克帕特里克则在行程中感染小儿麻痹病毒几乎送命，一年后回到中情局已失去升迁机会，一辈子坐在轮椅上当个督察长。
⑦驻韩大使约翰·穆乔于1952年2月15日发密电给远东事务助卿约翰·艾利森：“李承晚日渐老迈……中情局要设法把他换掉。”1955年2月18日国安会送交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的备忘录则说，艾森豪威尔已批准一项行动，以“挑选和秘密鼓励发展韩国新领导阶层”，必要时让他掌权。
⑧梅尔比：1945～1948年曾任职于重庆与南京美国大使馆，也是《中美关系白皮书》的撰述者。《白皮书》乃国务院于1949年8月5日所发表的中美关系文件选集，杜鲁门政府出版《白皮书》的目的在于与国民党划清界线，推卸中国大陆“赤化”的责任。《白皮书》的观点成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改善对国民党关系的障碍，亦成为美国历史学界解释中国内战结果的主调，长期对蒋介石政权抱持负面观感，影响十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