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CIA无法成为专业的情报机关

艾伦·杜勒斯在普林斯顿饭店会议上请同僚想想，什么方法最有可能摧毁斯大林控制其卫星国家的能力。他相信秘密行动可以打倒共产主义。中情局要让俄罗斯滚回自己的老家。

他说：“我们若要采取攻势，东欧就是着手开始的最佳地点。我不想要流血战争，但我希望事情有所进展。”

奇普·波伦发言了。他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事，而在不久之后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5年前他就参加周日晚餐会，播下中情局政治作战的种子。他反问杜勒斯：“我们是要发动政治作战吗？我们从1946年以来一直在做，也做了很多事情。至于是否有效，或是否以最佳方式做的，那是另一回事。”

波伦说：“你提到‘我们是否该继续这一攻势？’我看到的是梦魇的深渊。”朝鲜战争仍然进行得如火如荼，参联会主席命令威斯纳和中情局针对“苏共控制体系的心脏地带”，展开“反苏秘密大攻势”。①威斯纳勉强为之。马歇尔计划正转型成向盟国提供武器的条约，威斯纳认为万一发生战争，这是武装敌后秘密武力对付苏联的大好机会。他在全欧遍撒种子，他的手下在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希腊的山林中，把金条丢进湖里，把一箱箱武器埋藏起来，以备来日战争之需。他们把工作人员空降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诸国的沼泽和山麓去送死。

在德国，千余名军官把传单偷运到东柏林，并伪造印有绞绳套在东德领导人沃尔特·乌布里希脖子上的邮戳，更在波兰规划多项准军事行动。但这些都不足以探测到苏联威胁的本质。破坏苏联帝国行动的计划，绝大部分仍以监视为主。

用药物控制可疑特工的身心

史密斯局长极为慎重地派出值得信赖、人脉极佳、战绩杰出的三星上将卢西恩·特拉斯科特来接管中情局在德国的业务，并调查威斯纳的人马到底在干什么。特拉斯科特奉令把他认为有问题的计划一概中止。他一到任就选了中情局德国基地的波尔格当首席助理。

他们找到了几枚“定时炸弹”，其中一个是密不透风、被当时中情局的档案称做“海外侦讯”的计划。

中情局设置秘密监狱，对有嫌疑的双面间谍实施逼供，一个设在德国，另一个在日本，还有一个设在巴拿马运河区，这也是最大的监狱。“和关塔那摩监狱②一样，什么勾当都干。”波尔格在2005年说道。

运河区自成一个世界，是美国在20世纪初掌控巴拿马运河后，从周遭丛林里开辟出来的地区。区内的海军基地里，中情局安全官将平日用来关喝酒闹事和不守纪律的士兵的禁闭室，改建成以煤渣砖砌成的牢房。在这些牢房里，中情局利用酷刑、药物控制心灵和洗脑等手段，进行严厉侦讯的秘密实验。

这个计划可以回溯到1948年，赫尔姆斯和手下情报官发觉自己被双面间谍耍得团团转的时候。刚开始它还只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情局顿觉急迫而临时制定的紧急方案。那年夏末，巴拿马气温接近100华氏度（约37.8℃），两名俄罗斯流亡人士从德国被送到运河区，他们被注射药物后遭到残酷的审讯。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内，4名朝鲜双面间谍嫌犯也遭受中情局同样的“款待”，而他们不过是代号为“朝鲜蓟计划”中已知的第一批人体实验罢了。事实上，这只是中情局千方百计想控制人类心灵的15年计划中，极小却极为重要的一环。③

中情局在德国吸收俄罗斯人和东德人当特工和情报员，却出了事故。他们将自己仅知的一点内情供出来后，往往靠欺骗和敲诈手段来延长短暂的间谍生涯，其中不少人涉嫌暗中替苏联工作。中情局官员发现共产主义国家的情报和安全机关，比中情局更大也更高明之后，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急迫了。

赫尔姆斯说过，美国情报官所受的训练是不要相信外籍特工，“除非你控制他身体和心灵”。控制人心的需求导致寻求控制心灵的药物，并在秘密监狱试验这类药物。杜勒斯、威斯纳和赫尔姆斯亲自负责这些业务。

1952年5月15日，杜勒斯和威斯纳接到一份有关“朝鲜蓟计划”的报告，其中详列了中情局测试海洛因、安非他命、安眠药、新发明的迷幻药，以及其他“特殊侦讯法”的4年方案。方案之一是设法找出一种强效侦讯法，“使得受它影响的人很难在侦讯时坚持相同的谎言”。几个月后，杜勒斯批准代号“超激”的宏大新计划。在该计划赞助之下，肯塔基州某联邦监狱的7名犯人，连续77天被施予高剂量的迷幻药。中情局以相同的药物注射进陆军文职雇员弗兰克·奥尔森体内后，他从纽约某饭店窗口跳下。这些人和巴拿马秘密监狱里的双面间谍嫌犯一样，都是打击苏联战争中的牺牲品。

赫尔姆斯等中情局高层官员唯恐这类计划会大白于世，因此将几乎所有记录销毁。不过，所剩的证据虽只是断简残篇，却强烈暗示利用秘密监狱强制施药、审讯可疑特工的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行之不辍。这一机密设施的成员与中情局内部的安全官、科学家及医师，每个月集会讨论“朝鲜蓟计划”的进展，一直到1956年才停止。中情局档案显示，“这些讨论包括规划海外侦讯事宜”，而“特殊侦讯法”此后数年仍持续使用。④

向铁幕渗透的动力使中情局开始采用敌人的手法。

CIA吸收的是苏联特工

特拉斯科特将军所取消的中情局业务里，有一项是支持名为“德国青年”团体的计划。这个团体的领导人有很多是“希特勒青年团”的老成员，团员在1952年增加到2万多人。他们兴冲冲地接受中情局的武器、无线电、照相机和经费，再把它们埋藏在德国各地。此外，他们还自行拟出一份包罗很广的黑名单，打算在时机适宜的时候，暗杀民主西德的主流政治人物。“德国青年”太过明目张胆，致使他们的存在和黑名单激起一片非议。“秘密一曝光，顿时引起极大的关注和不安。”当时担任特拉斯科特幕僚，后来成为副局长的年轻情报官约翰·麦克马洪说。

艾伦·杜勒斯在普林斯顿饭店大发议论当天，亨利·赫克舍写了封感人的请愿书给中情局总部。即将成为柏林工作站站长的赫克舍，多年来已在东德培养出一位独一无二的特工名叫霍斯特·厄尔德曼，他负责一个叫“自由法律人委员会”的出色团体。“自由法律人”是个挑战东柏林政权的地下组织，成员皆为年轻律师和律师助理。他们已将国家所犯下的罪行汇编成档。“国际法律人会议”预定1952年7月在西柏林召开，“自由法律人”可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

威斯纳想接管“自由法律人”，把他们变成地下武装团体。赫克舍却反对，他主张让这些人成为情报来源，若是硬要他们扮演准军事角色，肯定会变成炮灰。然而他的主张被驳回。威斯纳派驻柏林的情报官，挑了盖伦将军手下的一位军官，把“自由法律人”改编成以3人为一组的战队。然而，他们所整编的小组却有个致命的安全漏洞，即每一个组员都知道另一组组员的身份。国际会议召开前夕，苏军绑架并囚禁该组织一位领导人，中情局的自由法律人便一一被捕。

到了1952年底，在史密斯担任局长的最后几个月里，又有多项威斯纳临时开展的业务开始破裂。阵阵余波让刚到任的中情局军官特德·沙克利留下持久的印象，此人从西维吉尼亚宪兵训练营被连哄带骗转进中情局，以少尉身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中情局生涯。他第一个任务是熟悉威斯纳手中一项业务，就是支持波兰解放军，即“自由独立运动”，简称WIN。

威斯纳和他的手下已空投价值大约500万美元的金条、轻机枪、步枪、弹药及双向无线电到波兰。他们与流亡德国及伦敦的“国外WIN”建立可靠的联系之后，认为“国内WIN”是一支强大的武力，在波兰境内有500名士兵、2万名武装游击队员和10万名志同道合者，他们都准备与红军决一死战。

但这是个错觉。早在1947年，苏联所扶植的波兰秘密警察就已将WIN扫荡一空。“国内WIN”只是个幻象，是苏联的计划。1950年，有位来历不明的特使到伦敦找到波兰流亡人士，并带来WIN仍然健在且在华沙日益壮大的消息。流亡人士马上联络威斯纳的人马，后者也立即把握这个建立敌后反抗组织的机会，空降许多爱国志士回波兰。中情局总部的领导无不认为，终于可以用共产党自已的手法打败他们了。史密斯在1952年8月与副手一起召开的会议上指出：“波兰乃是最被看好的发展地下反抗组织的地区之一。”威斯纳也告诉他：“WIN士气高昂。”

苏联和波兰情报机关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设下这个圈套。麦克马洪说：“他们很清楚我们的空中任务，我们会空降工作人员进去，他们再和我们认定对我们有帮助的人联络。波兰秘密警察和苏联克格勃就跟在他们后头来个一网打尽。所以这是个思虑周详的计划，只可惜我们吸收的是苏联特工。结果变成大灾难，人都死了。”大概死了30人，也许更多。

沙克利说，同袍们得知5年规划和数百万经费尽付东流时的神情，他永远都忘不了。最无情的挖苦莫过于，他们发现波兰把一大笔中情局的钱转给意大利共产党。

后来出任“美国之音”主管的亨利·卢米斯说：“中情局显然认为，可以像二战时战情局在西欧占领区的运作那样经营东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

在华盛顿，主管东欧业务的林赛在极度苦恼中辞职。他告诉杜勒斯和威斯纳，中情局对付共产主义的策略，应该用以科技方法监视苏联来取代秘密行动，以唐吉诃德式的准军事任务去支持凭空想象的反抗运动，不可能把俄罗斯人赶出欧洲。⑤

在德国，麦克马洪花了好几个月读了工作站所有往来电文后，得出一个赤裸裸的结论，他在几年之后说道：“我们没有在那里操盘的能力，我们对苏联的了解是零。”

中情局的未来

现在的中情局已是个全球势力，员工有1.5万人，每年有5亿美元秘密经费可以使用，海外又有50多个工作站。史密斯凭着坚强的意志力，把中情局改造出随后50年都基本保持的机构面貌雏形。他将政策协调处和特别行动处合并成专门从事海外业务的单一秘密机关（即秘密行动处），又成立了一个整合国内情报的分析系统，为中情局赢得了白宫的尊重。

但他始终没办法把它变成专业的情报机关。“我们找不到合格的人才，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他在担任局长最后的几天如此感叹。此外，他也一直无法让艾伦·杜勒斯和威斯纳向他低头。1952年总统大选前一周，史密斯最后一次尝试压制他俩。

10月27日，他召集局内最资深的26名官员开会，并宣称“在中情局尚未培养出训练精良的储备人才之前，必须将活动缩减为少数可以有很好表现的业务”，不要“训练不适当或素质低下的人员，试图涵盖广大范围，反倒会表现不佳”。史密斯在特拉斯科特调查的鼓舞之下，下令召开“（项目）谋杀会议”——可以取消中情局最不堪的秘密任务的陪审团。威斯纳立即予以还击。他表示关闭可疑的业务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史密斯的命令执行起来得花上好几个月，很可能会拖到下一任政府上台之后。局长败下阵来，“谋杀会议”解散。

艾森豪威尔赢得总统大选，凭借的是由最亲密的外交顾问约翰·杜勒斯草拟的国家安全政策，亦即呼吁西方世界解放苏联卫星国家。他们的这项胜利计划主张中情局局长换人。于是，在史密斯反对，参院无异议通过和新闻界的欢呼声中，艾伦·杜勒斯终于拿到觊觎已久的职位。

赫尔姆斯和艾伦·杜勒斯相识于8年前，两人同住法国那间由史密斯将军接受第三帝国无条件投降的红瓦校舍，对杜勒斯可说是相当了解。赫尔姆斯年方40，为人严谨，到夜里熄灯时，向后梳的头发仍然一丝不乱，办公桌也一尘不染。杜勒斯已经60岁，私底下爱穿拖鞋缓解痛风的他，原本是个漫不经心的教授。艾森豪威尔当选后不久，杜勒斯拨通电话把赫尔姆斯叫进局长室，两人坐下聊天。

烟斗冒出阵阵烟云弥漫在空气中，杜勒斯开口道：“说说未来，中情局的未来。”

“你可还记得1946年我们出马收拾烂摊子时，那些阴谋诡计和血光四起的光景？中情局该负什么责？当时也没有这个机构？”杜勒斯要赫尔姆斯知道，只要他当一天局长，就会有个机关全心投入大胆、困难且危险的任务。

“我要绝对肯定地告诉你，当前的秘密业务是何等的重要，白宫和现任政府对秘密行动抱有强烈的兴趣。”杜勒斯说。

在往后8年里，由于他对秘密行动情有独钟，不屑从事情报分析，加上欺骗美国总统的危险做法，艾伦·杜勒斯对自己所协助创立的中情局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

本章注释

①参联会主席命令的目的是要促成“撤回及削弱苏联势力”，并“发展地下反抗组织，以利于在各战略地区展开秘密和游击行动”。命令出自参联会主席资深战争规划专家史蒂文斯上将，他曾任驻莫斯科海军武官。

②关塔那摩监狱位于古巴南部，是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地，“9·11事件”后成为关押反美“恐怖”分子的监狱，不断发生臭名昭著的虐囚案。

③1952年7月14日的中情局报告《成功应用麻药或催眠审讯术（朝鲜蓟）》指出，艾伦·杜勒斯在1951年4月会晤军事情报机关首长，寻求他们协助朝鲜蓟计划，结果只有海军联络官提供协助，即巴拿马的舰上监狱。另一份呈交史密斯的后续备忘录则指出，已有两名俄罗斯人在1952年6月遭海军与中情局联合小组侦讯两个星期，证明结合药物与催眠的侦讯方法十分有效。这一切都是因为朝鲜战争使国家进入紧急状况，并且中情局怀疑美国战俘在朝鲜已遭洗脑。参院调查曾在30年前触及本计划，但文件痕迹多已被销毁。调查人员以简短的4句话陈述“朝鲜蓟计划”，其中包括以“结合麻醉药硫喷妥钠与催眠”及利用“吐真药”等“特殊审讯法”进行“海外侦讯”。至于海外侦讯的本质，国会并没有深究。

④美国参院调查人员证实1951到1956年，乃至往后数年，海外侦讯计划一直是中情局每月例行会议的讨论主题：“中情局坚称‘朝鲜蓟计划’已在1956年结束，但证据显示其后数年间，安全室和医务室仍然使用“特殊侦讯法”。

⑤林赛1953年3月3日提出预言性质的报告叫《发展冷战新工具方案》，2003年7月8日才解密。艾伦·杜勒斯全力压下这份报告。中情局各领导人既懒得花时间来评估秘密行动失败的后果，又担心一旦报告外泄，饭碗便不保，于是不接受任何批评。此外，他们也不理睬最优秀的谍报人员希契尔的警告：对抗敌人的唯一办法就是了解敌人。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赫尔姆斯手下负责东欧谍报业务的希契尔说，他主张“一旦涉入意识形态，就再也不能取得可靠的情报。这样做无疑是把情报员置于险地。要当政治特工就免不了会使自己暴露在你想要破坏的体制之下，倘若你想破坏的是个政治体制，那你肯定会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