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医疗团队和“2015年暴雪”
我们在中午前到达波士顿。玛丽亚已经与布莱根妇女医院和附属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的多位医生安排了今天的预约。我的黑色素瘤肿瘤科医生斯蒂芬·霍迪（Stephen Hodi）在丹娜－法伯工作，而温暖体贴又一丝不苟的放射肿瘤学家阿亚尔·A.艾泽尔（Ayal A. Aizer）和神经外科医生伊恩·邓恩（Ian Dunn）在布莱根任职。他们会一同为我治疗。
每次会面我们都有6个人参加：格西亚、维特克、夏安妮、米雷克、玛丽亚和我，加上医生、护士，有时还有一位住院医生或助理医生。有时候医生不得不问哪一个才是病人，这让我们乐不可支。房间里挤满了人，都是我高大、帅气的家人，我妹妹和我是最矮小的。每次就诊，工作人员都不得不添加椅子。
每位医生都为我做了简单的视力测试：他伸出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呈V字形，然后在我的四个视觉象限内上下左右移动，并询问我是否能看到。当V字移动到右下象限时，我就看不到了。
紧接着我又做了一次磁共振成像及CT/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扫描，它可以显示快速分裂的癌细胞的位置。我们和艾泽尔医生谈了很久，他详细解释了为何要先手术处理出血的肿瘤，然后对患处和另外两个肿瘤进行放疗。他事无巨细地做着解释，花了几小时讨论扫描的问题。我的肿瘤科医生霍迪医生是黑色素瘤尖端治疗方面的世界知名专家。他说必须先进行手术和放疗，然后才能采用其他疗法。他的解释令人信服，我们都同意他提出的治疗方案。
当我们等待会见神经外科医生时，格西亚看着我的病历，惊叫道：“天啊，你的外科医生是伊恩·邓恩，他是我在医学院时的朋友。”
“他怎么样？”我问道。
“棒极了！”她肯定地说，“非常勤奋好学。”
我的家人挤进狭小的办公室，格西亚和我坐在检查台上，这时邓恩医生和他的助手进来了。他和格西亚聊天欢笑。“真巧啊！”他说。
邓恩博士拖起电脑上的扫描图，指着上面可怕的形状。我飞快地瞥了一眼，然后把目光移开。虽然我研究过大脑，但我不想在自己的大脑受到损伤时看到它。我不喜欢看到本应是健康的灰色组织的地方出现可怕的黑点。
正如我的眼科医生和我怀疑的那样，造成我的症状的肿瘤位于初级视觉皮层（Primary Visual Cortex），在头部后方的枕叶，因此会影响我的视力。肿瘤大小如一粒大葡萄干，位于两个脑回之间的狭谷——脑沟之中，像一只小小的黑色绵羊隐藏在两座山的裂缝中。我告诉自己，尽管肿瘤在出血，但幸好不是出现在最糟糕的地方。如果出现在脊髓（Spinal cord）上，我可能会瘫痪。如果在控制呼吸等基本生命功能的脑干上，手术可能会因为太危险而完全无法进行。
很幸运，肿瘤长在不危及生命但能让我感知的地方。如果肿瘤没有明显症状地发展着，如果我的手没有消失，把我吓个半死，可能在我们意识到出现问题前，肿瘤已经变严重了。到那时候我肯定会死去，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粒脏兮兮的小葡萄干正在挽救我的生命，至少现在如此。
邓恩医生解释说，他会为我止血并摘除肿瘤。随后会在实验室里检查肿瘤是否为黑色素瘤，如果是，又属于哪一种。
“我会失明吗？”我问道。手术总是充满严重风险，就我的情况而言，可能会损伤枕叶，造成失明。
“理论上有可能，但应该不会，”邓恩医生说，“不过即使不会失明，你可能会出现视力问题，也可能手术后不会再醒来。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小，但我必须告诉你所有的风险。”
他的年轻的男助手，精力充沛、性格开朗，递给我一份知情同意书，列出了所有可能出现的可怕情况。我签了名，和家人一起离开。
手术计划于第二天进行，那天是1月27日，星期二。一场巨大的暴风雪正在袭来，这场雪后来被称作“2015年暴雪”，这场自东北方向袭来的暴风雪在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降下了成吨的大雪。我们驱车赶往我妹妹位于波士顿郊区的房子时，雪已经开始飘落。狭窄曲折的道路湿滑难行，很快被白雪笼罩。丰田车经常打滑，我们紧张得屏住了呼吸。
暴雪封锁了我们周围的世界，所以我的手术耽搁了两天。大雪堆积到我妹妹房子的窗户。暴风雪过后，屋外风光旖旎，安静祥和。我和格西亚、维特克一同走进树林，积雪没过了大腿。雪花轻盈蓬松。我躺下来，堆雪人。笑声在树林里回荡，活着如此美好。
由于手术推迟，我把时间花在了享受家庭生活上，完全不去想肿瘤的事。我是大脑研究方面的专家，现在却被自己的大脑背叛了。当我在大脑银行中第一次用手掌托起大脑时，我可以超然地欣赏它的精致，因为那不是我自己的大脑。现在，当我通过精挑细选了一个技术精良的医生团队来参与自己的治疗时，我不想看到自己的磁共振成像结果，也不想思考脑中正在发生些什么。我的大脑给我的生命带来了致命的危险。
时间到了星期四，道路还没被清理干净，我们驱车回到波士顿。
那天早晨交通繁忙，要到达医院似乎遥遥无期。街道上塞满了车辆，在深深的雪中缓慢移动。天气预报说会有更多的降雪。最终，我们还是到了。我所有的家人，包括杰克都与我在一起。杰克把孩子们留给了住在纽黑文的妈妈，然后来找我们。
上午晚些时候，我们进入一大片带有半私密隔间的区域，那里配有睡椅和舒适的扶手椅，可为家人提供一些私密空间，让他们在这里等待深爱之人从手术室出来。我的家人带了各种自娱自乐的东西：书、游戏、电脑。他们被告知等待时间可能会很长，暴雪也可能会造成延迟。过了两三个小时，我才被带到术前区域。我们的情绪都很好，开着玩笑闲聊，似乎在参加一场聚会，只是感觉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叫到我时，我在米雷克和我妹妹的陪伴下走进术前区域。护士检查了我的身体，见了麻醉师，再次见到了邓恩医生。我没有一丁点的害怕，只是感到如释重负，手术最终进行了。我很快就会被麻醉，不再知道或记得任何东西。
我坐在术前室里，护士给我打了一剂强效镇静剂，不一会，我便开始神思恍惚了。我的脑中一片黑暗，没有意识到这次丧失知觉只是我漫长而危险的旅程的开端。
(1) 美国自行车厂商，其生产的整车大部分为高端自行车。
(2) 1码≈0.9米，下同。
(3) 法国冬季运动装备制造商。
(4) 根据病情发展过程和后果，预计其发展变化和最终结果。预后一般取决于患者的年龄、营养状况、疾病类型、病情轻重及免疫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