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切都崩塌了

黑色素瘤与家族宿命

我刚一丧失意识，邓恩医生便从我的头骨后方钻孔，直到枕叶处出血的肿瘤。他相当轻松地找到了那粒“脏兮兮的葡萄干”，它长在初级视觉皮层的褶皱之间。

在他的手术团队的帮助下，邓恩医生摘除了肿瘤，抽干净出血，然后把为了进入我的大脑而挖去的那部分头骨放回去，使用钛螺丝将骨头密封，最后缝合头皮。为了缝合紧密，他将我的头皮皮肤沿五英寸长的切口折叠，使切口就像一条贴在后脑上的肥蚯蚓。切口随后将逐渐变平，成为干净的伤疤。

几小时后，我睁开了眼睛。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我能看见，我没有失明！我能看到视野里的所有地方，上下左右都能看到。我环顾医院病房的四周来测试自己的视力，我把手指呈V字形伸出，然后像手术前我的医生做的那样在四个视觉象限内移动。完全没有问题！不论V字放在那里，我都能看到！不再有消失的手，不再有被遮挡的视野，不再有什么不正常的东西。肿瘤和出血并没有对我的枕叶皮层造成永久性伤害。

我如释重负，但仍有一个担心。

邓恩医生告诉我们，肿瘤似乎是转移性黑色素瘤。得到实验室结果后，只需几天我们便可以确知。在此期间，我们只能反复思量，可能正如我们所害怕的那样，我极有可能会与这种可怕的癌症再战斗一次。

黑色素瘤是一种极为少见但非常危险的皮肤癌，每年的确诊患者约为130000人，其中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是白皮肤。该病由黑色素细胞（Melanocyte）发展而来，这是一种携带深色皮肤色素（被称作黑色素）的皮肤细胞，可保护深层皮肤层不受阳光损伤。许多黑色素瘤开始时是痣，而这种无害的黑色素细胞增生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癌变。

一旦出现癌变，黑色素瘤会有转移的倾向，经常会从皮肤的原始位点扩散至淋巴结和器官，特别是肺、肝和大脑。一旦扩散到大脑，它就几乎到了晚期。

我们知道，我相当于收到了死亡通知。

毫无疑问，我将死去。我的家人、医生，还有我自己对这一点都确定无疑。我们没有大声讨论这件事，但这一可怕的事实在我们中间徘徊不去。

1月29日，星期四。那天晚上，我筋疲力尽的家人赶往我妹妹的住所，我一个人待在医院疗养。我躺在床上，没有感到疼痛，却无法入睡。我服用了大量类固醇，防止大脑出现肿胀，它的副作用之一是导致失眠。我醒着，脑海里满满的都是回忆。

夜已经深了，负责观察我病情的重症监护室护士拉来一把椅子，在我的病床边坐了下来。窗外雪花飘落，我那倾诉的冲动涌起了。我告诉了她以前从未说给别人的事情，那些我以为已经留在了波兰的痛苦往事。我说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维特克和夏安妮先到了。医院病房里一片沉静，我也和他们分享了这些故事。我确信我将死去，我想让他们了解我的故事，这也是他们的故事。我尤其想让维特克对他的爸爸维托尔德（Witold）多一些了解，他的爸爸是一位卓越的计算机科学家。

我讲述这些故事，也有一个自私的原因：我想表达对于体内病变的恐惧，也想提醒孩子们这种以极痛苦的方式重复出现的家族历史。我儿子7岁时，他爸爸也是死于这种癌症：转移到大脑的黑色素瘤。

我的丈夫告诉我他的病情时，维特克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他的姐姐格西亚才5岁。那是1980年6月，波兰华沙一个炎热晴朗的日子。我当时29岁，是一位年轻的妻子和母亲，正切着蔬菜准备做晚餐。维托尔德走进家，他的脸因恐惧而扭曲变形。

维托尔德说的话如此令人恐惧，我一时手足无措。当天早些时候，他去当地一家医院看皮肤科医生，因为他在后背上发现了一颗黑痣。医生看了一眼，宣布维托尔德患上了黑色素瘤。

维托尔德说：“他说我很快就会死去，最多还能活8个月。”

我想呼喊，却发不出声音。最后，我喊道：“他肯定搞错了！”

这个医生肯定是一个庸医，是波兰医疗体系中众多糟糕的医学专业人士中的一个。维托尔德非常健康，只需看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潇洒帅气、肩膀宽阔、肌肉发达，热爱游泳和跑步，当时波兰还很少有人为了锻炼而跑步。我们有两个完美的孩子，是一个美满的年轻家庭。按照波兰的标准，我们的生活水平不错，也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们刚刚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度过了1978—1979学年，维托尔德凭借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在那里学习。对于未来，我们有着雄心勃勃的计划，癌症可不在计划之中。

第二天一早，我们匆忙赶到同一家官方指定的华沙医院看病。医生面色凝重，态度冰冷，仍然重复着最初的诊断：维托尔德几个月内就会死去。他说：“这种病没得治的，准备后事吧。”我感到眩晕。一名护士把一片安定（Valium）放到我的手掌中，然后把我们领出门。

“这件事，我们不要告诉任何人。”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时维托尔德对我耳语道。在当时的波兰，人们对癌症怀有误解。即便在我们受过教育、思想开明的朋友中，癌症也被视为一种软弱的象征，意味着丧失了对生活的控制。讨论癌症是一种禁忌。

几天后，一位肿瘤科医生确认维托尔德患上了黑色素瘤，并安排立即做手术。几周内，黑色素瘤被切除了，维托尔德开始接受化疗。

肿瘤研究所（Institute of Oncology）位于华沙瓦维尔斯卡街（Wawelska Street），这里的注射病房气氛压抑、令人恐惧。更糟糕的是，像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对化疗几乎一无所知。没有人告诉我们会出现什么情况，或者治疗会达成什么效果。医生和工作人员不和患者沟通，家属只能完全依靠自己。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获取信息并不容易。然而我很清楚，我们的形势很严峻。癌症，尤其是黑色素瘤，被视为不治之症。极少有患者能活下来。

几周过去了，维托尔德并没有死去。经过手术和几轮化疗，他回到了正常的生活，我也很快开始忘记他曾得过癌症。我不只是忘记，而是有意将他的疾病从自己的意识中清除。我把它放进意识的黑暗角落，盖上一层层表面的快乐，用伏特加和聚会将它封锁起来。

维托尔德的病像一场噩梦，不管在潜意识里如何深藏，它仍然笼罩着我们。维托尔德变得越来越孤僻，我们越是否认疾病的严重性，就越使彼此分离。我很害怕，尽管我努力去相信自己并不害怕。恐惧让我们更加孤立，彼此渐行渐远。

到了1981年底，我们的婚姻每况愈下。

当我爱上另一个男人——米雷克时，我和维托尔德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每次投入米雷克的怀抱，我都习惯用这个事实来安慰自己。他稳定的陪伴也正是我的孩子们和我所需要的。维托尔德很难接受我不忠的消息。他去了法国，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之后的两年里，他来看过孩子们几次——往返于西方并不容易。

有一次来访，当维托尔德正要离开我的公寓时，他在门口转过身，告诉我说，我是位伟大的母亲。一直以来，我都在无条件地为孩子们付出，遮风挡雨，他甚至嫉妒我对孩子们的信念和奉献。他很悲伤，但又温暖、谦逊。他和我吻别，这是他几年来第一次对我表现出友好的姿态。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将是维托尔德对我说的最后的话。1985年5月，就在那次来访华沙几个月后，他在法国波尔多（Bordeaux）的一家医院去世了。癌症已经转移到了他的大脑，而当时还没有治愈那种脑癌的疗法。

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我告诉孩子们时，他们也伤心地哭泣。他们年龄太小，不能参加葬礼，我决定和我的家人以及维托尔德的家人一起参加葬礼，于是孤身前往。后来，当我试着和孩子们提起他们爸爸的死亡时，他们都不想谈论这件事。

时光流转，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但维托尔德的死亡仍笼罩在我们周围，黑色素瘤对我们的家人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