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研究与“杂音”问题

总之，我措手不及地投入到了未曾预料到的人生中，站在一位南非流行病学家的肩膀上，窥视着心身医学这门新兴学科，惊喜地开始自己的早期研究，也得到了自己的答案。然后，我开始尝试所有年轻学者必须尝试的事情：重复先前的研究，确保实验结果不是一时侥幸。

我在大学工作时，多次研究压力如何影响儿童生理健康，研究对象包括各类儿童群体。从新墨西哥州偏远沙漠地区的纳瓦霍寄宿学校学生，到图森西班牙语区热情奔放的学龄前儿童；从环境优美的旧金山社区里礼貌懂事的幼儿园学生，到伯克利街头老练的孩子们。实验抽样显示，压力源和困境有时候并非来自家庭生活，而是来自社区邻里的公共生活或自然灾害，比如大型地震来袭时，房屋倒塌、火灾频发，孩童惊吓不已。有时候实验也会聚焦于普遍的、几乎人人都会经历的挑战，如初次入学、结交新朋友、熟悉新老师等。诚然，实验结果多次显示，压力会影响呼吸系统疾病，但它也同时表明，压力会对意外伤害、疫苗免疫反应以及行为和心理问题造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早期研究都呈现出一套清晰明确、主题突出的成果。数据表明，压力或挑战等方面与疾病、伤痛、心理健康等诸多问题存在显著联系。但是，尽管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联系不可能只出于偶然或实验误差，其显著性却无一例外地都较弱。上述关联引起的疾病差异量从未超过10%，而更为可信的因果关系则可能达到30%—50%。在我面前的这一整套研究里，每次结果都显示，儿童期逆境可以预测多种疾病影响，却没有一次能达到我和同事所预想的解释力度。

由这些早期研究结果绘制而成的数据图揭示了两种密不可分的情况：一方面，数据显示，儿童经历的压力与困境对儿童发展与心理健康的预测性总体呈线性趋势。比如，其中一个分析表明，儿童行为问题的严重性会随着家庭压力源增加而增加。另一方面，数据点本身呈分散状，表明该种联系的确因人而异。比如说：会有一些偏离正常值的儿童，他们的家庭压力值极高，但行为问题却不严重；也有一些儿童压力值很低，但行为问题却非常突出。因此，即使总体来看，这些数据反映出压力与问题行为存在明显且可靠的联系，但是实际细节里依旧存在巨大的“杂音”，或者说是随机的、无法解释的偏差。若给定一个家庭压力水平值，我们很难确定个体儿童行为问题的严重程度，因为许多实际数据远低于压力与行为的参考标准。

为了更好、更仔细地理解我们看到的压力与健康的本质关联，我和同事几年来一直努力想要去除“杂音”。我们寻找更为合理有效的问卷与等级来衡量儿童生活中的压力与困境。我们尝试不通过父母，直接询问儿童压力源，也尝试询问父母双方而非其中一方。有时候我们既不问儿童，也不问父母，而去询问老师。上述研究方式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由此，我们自己开发出一套全新的问卷与衡量方式。我们选取样本时不再局限于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而选择来自外部的，如犯罪与暴力所招致的社会压力。我们耗费巨大心力，以最仔细、有力的方式测量疾病发生率、严重程度、康复周期、意外伤害率、伤害严重度差异以及临床症状不明显的心理问题。

不论我们做何种尝试，结果都是一样的：童年期遭受的压力与疾病、伤害、行为问题发生率之间存在重要联系，但程度较弱。在研究童年压力与困境这门学科上，这样的研究结果算不上是突破，也远不能达到颠覆作用。

身陷挫败与疲惫之中，我们最终提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新问题。我们开始问自己，我们坚持不懈地想要从研究结果中剔除的“杂音”，会不会其实就是“乐曲”呢？如果问题不是出在数据上，而是在我们分析数据的方式上呢？会不会我们一次次地实验，却始终无法去除的偏差性，恰恰就是我们从始至终应该关注的那个现象？儿童暴露在压力源下引发的结果呈分散状，也许这其实就是问题的核心——这就是那串钥匙，通向我们一直努力要打开的那扇门。

在当时，大众与科学界也有传闻，认为一部分被称为“高韧性儿童”的孩子，他们的毅力与生命力不容小觑，即使面对极端困境也能顽强成长。举个例子，有报道称，“二战”期间有孩子经受住了纳粹集中营的残暴；最近也有观察指出，一小群十分顽强的孩子，虽出身贫穷，但努力克服困顿与种族压迫，成长为德高望重的教授和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当时也有另外一种鲜有记载、更为模糊的想法，认为也有一些格外“脆弱”的孩子，他们缺乏克服困难的能力，挫折会损害其健康，不利于其成长。

因此，早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诺曼·加梅齐和安·马斯滕系统简洁地研究复原力之前，人们就知道压力、灾难与不幸所引发的后果会因个体脾气、品性、体格等方面的差异相去甚远。在人类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做出的各种反应中，一定程度的背景“杂音”似乎就是其本质的一部分。重要的是，人们认为，反抗与生存的范围在复原力与脆弱性两极波动，也就是在“面对不幸顽强克服的能力”与“即便面对最轻微的挑战也束手无策”之间波动。复原力与脆弱性曾经充满道德意味，当然，现在也依旧如此。人们认为复原力是英勇的，象征着胜利，而脆弱性是可悲的，象征着懦弱。不论是大众还是科学家，在他们的传统理解中，复原力与脆弱性的定义两极分化，且暗含道德色彩。这两方面对我们的新研究意义重大，而我们的研究最终会对两者提出质疑。

困境造成的后果因人而异，我们倾向于以略带光荣或羞愧的眼光看待这种差异性，至少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性格或意志力造成了这种差异。然而，我和同事认为另一种说法也同样言之有理，即差异的形成有更深层、更基础的原因，是出于基本的、无意识的人体应激反应。如果困境对健康造成不同影响，本质上是因为儿童面对压力产生的内在生理反应原本就天差地别呢？如果一直以来，引起这种显著差异的正是儿童先天应激反应呢？先前主要针对成年人的研究已经表明，个体应激反应的差异性与许多心理与生理问题相关，包括精神机能障碍、冠心病和各类外伤。如果我们试图剔除的那个瑕疵，即压力与疾病的关联性中存在的“杂音”，恰好就是实验数据中最有趣、最有启发性的那个方面呢？我们早已开始学习一门全面完整、引人入胜的科学课——相比于我们最引以为豪的假设与猜想，自然界总是更加优美、复杂和绚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