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警报器、杂音与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这种“关联”研究——也就是两个变量间可测量的关系，如反应性与青春期发育速度——有时会走向谬误。比如有数据显示赌博与癌症相关，因此赌徒患恶性肿瘤的概率可能会变高。但是假使我们发现这种关联的确存在，并决定将宣判赌场非法纳入“癌症作战计划”，那么在此之前，明智的做法是想想赌博和癌症是否可能都与另一个变量相关，例如抽烟、饮酒以及其他“干扰因子”都可能会将其引向虚假结论。因此，赌博可以预测，甚至诱发癌症，这一联系看似意义重大，实则微不足道，其实隐藏在这两者之下的是吸烟或饮酒等第三个因素。出生于某个城镇的部长人数与电线杆数量之间的联系也是同理。虽然这两个数据看似高度相关，但其实是因为它们都与城镇人口规模这一干扰因素有关。

由于干扰因子问题，科学家们往往会通过实验研究寻找真正的因果关联。真正的实验中，被试者们随机分为至少两组，通常是一个实验组和一个控制组，后者要么不接受任何实验处理，要么只接受轻微实验处理。例如，在临床实验中，病患们会随机分配到有疗效的新型药物或者安慰剂。这种随机分配有助于去除（或者“控制”）干扰变量的影响，因为很有可能两组被试者都会接触到相同程度的干扰因子，吸烟、饮酒、人口总量大小等。因此，我们认为实验是以证据为本位解释两个变量之间有意义的因果联系——用更有效、更可靠的方式抗癌，而非通过关闭赌场实现。事实上，至今为止我们收集到的所有关于兰花型儿童特殊敏感性的证据都不是通过实验得到的，而是由观察得出，而且可能都是间接证据。

为了提出更有信服力的论点，我们伯克利分校实验室的一位博士后同事决定用真正的实验论证差别易感性理论。为此，她招募了一批4—6岁的儿童，让他们到实验室完成标准压力测试并获取战斗或逃跑系统与皮质醇系统反应值。但是在实验方案的最后，她还增加了一项内容。她告诉孩子们，因为他们在实验过程中表现出色，所以她要做一杯热可可给他们，作为努力且成功完成测试的奖励。说完，她就在孩子们面前打开桌上加满水的电热水壶并准备热可可的原料。她在桌上摆了一包巧克力粉、一些棉花糖和一袋彩色糖粒。和她预计的一样，孩子们垂涎欲滴，或棕或蓝的眼睛睁得像圆圆的月亮，一个个在椅子上都坐不住了，满心期待着熟悉而甜蜜的可可。

当水壶冒出腾腾热气、发出口哨音时，隔壁房间透过单面镜观察的实验助理会触发声音响亮尖厉的火灾警报器并保持鸣响约20秒。然后该博士后马上安慰孩子们其实没有火灾，并做一系列特定动作假装确认并排除报警原因，具体为关掉水壶，将其从火灾警报器旁移开，驱散热气，将水壶放回桌上。她安慰孩子说十有八九是水壶冒出的蒸汽触发了警报器，然后按照另一套精心编排的动作继续准备热可可，将水倒进杯子，放入可可粉并搅拌，最后在上面撒上棉花糖和糖粒。最后被试儿童和博士后一起享用热可可，喝完后那些孩子就回到父母身边，兴冲冲地讲述刚才发生的故事。

当然，科学家要找的是另一个隐藏在背后的故事。完成应激反应与火灾报警实验两周后，还有两项附加内容需要完成。首先，我们利用实验过程中收集到的数据分析每名儿童的战斗或逃跑系统与皮质醇系统反应值，并判定他们应激反应强度为高或低。然后，我们会再次邀请两组儿童回到实验室，并询问他们一系列关于两周前实验内容的详细问题，观察他们还记得多少。所涉及的问题既有开放性的（比如，“请告诉我，上次你来实验室时发生了什么？”），也有直接的（“请问你杯子里有放生奶油吗？”），且提问的是孩子们从未见过的人。

此项研究的实验性部分在于我们一共设置了两种采访情境，蒲公英型和兰花型儿童会被随机分配到任意一组。第一种情境中（我们称之为“友善的采访者”），提问者好得无可挑剔，她会给予孩子肯定，会亲切地鼓励孩子，还会千方百计地确保孩子保持冷静舒适。相比之下，第二种情境中（“冷酷的采访者”），同一名提问者会变得刻薄，就像所有学生最讨厌的代课老师形象，和孩子保持距离，说话方式简略而冷漠，营造出轻微却可察觉的不适感。通过人为地塑造出两种具有信服力的情境，我们得到了四组被试儿童，分别是友善的和冷酷的采访者采访下的应激反应强的和弱的儿童。

和我们在观察中反复得出的结论一样，低反应性蒲公英型儿童可以记住两周前在实验室发生的细节，但记忆力一般，且几乎不受采访者风格影响。也就是说，不论是面对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生活变动，他们似乎都不大容易受到影响，极端反应也较少。不论是面对友善的采访者还是冷酷的采访者，蒲公英型儿童的记忆表现所差无几。

而高反应性兰花型儿童面对友善的采访者时能精确、全面地记起两周前在实验室发生的细节，但是面对粗鲁冷酷的采访者时却似乎什么都想不起来。实际上，身处支持性环境时，兰花型儿童甚至能记起一些连实验室员工都想不起来的细节——热可可原料放进杯中的准确顺序，实验助理当天的穿着，其间有人进入实验室检查火灾报警器，报警器响起来时实验助理所说的原话。而在另一种情境下，兰花型儿童似乎什么都想不起来。

关于兰花型儿童敏感性以及社会环境对其认知能力（即思考、记忆或推理的能力）的影响，这是我们第一项真正的实验证据。根据询问问题的方式，兰花型儿童记忆力呈较高水平或较低水平，但是蒲公英型儿童不论在何种环境下记忆力都呈中等水平。有了这项新发现，我们开始更充分地理解到，兰花型儿童和蒲公英型儿童对完全相同的经历的感受大相径庭，而且这种巨大差异不仅存在于现实环境中，也存在于严格把控的实验室情境中。儿童期困境带来的后果千变万化，充斥着“杂音”，可是这种变化源于何处呢？一个清晰、系统、可靠的真理终于浮出水面。

1913年，典型现代派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春之祭》在巴黎首次演出，其中运用了各种不协和音，导致台下观众尖叫、暴动，群情激愤。人潮涌动的香榭丽舍剧院爆发出抗议与愤怒，相关人员不得不打开观众席照明灯来驱赶暴怒之徒。后来有评论员将此次演出称为“费时费力又天真幼稚的暴行”。但是凭借着近乎无穷尽的敏感度，斯特拉文斯基识别出隐藏在混乱中的规律，发现无调性、不协和、无秩序中的“乐音”。他的假设无比正确，《春之祭》成了现代派曲谱先锋中最受称誉的作品之一。

人类健康与成长过程中充满嘈杂混乱的差异性，我们原本打算辨别其中的合理模式，最终却走向了一门交响乐式的学科——个体对社会环境的差别易感性。如今记录在案的猴子和人类儿童中，这种差别易感性，或者特殊敏感性，存在于大量子群中，他们或它们对任何给定环境的积极或消极特征都会产生强烈反应——我们将这种子群命名为兰花型，因为他们或它们对所处世界的二元性异常敏感脆弱。兰花型个体经常被拿来和另一个数量多得多的群体相比较，即相应的蒲公英型个体，后者面对生活中的考验与威胁会表现出非凡的复原力。描述兰花型与蒲公英型这两种表型类型，并揭示两者的成长与健康内涵的科学，如今已经发展成熟，成为一个可靠的观察和研究文献体系。下一个科学前沿涉及的问题——当然现在已经得到研究，是这种敏感性差异源于何处，它们如何成为人体生理过程的一环，它们能否或何时会变成我们当下与未来的长期特征。

【注释】

[1] “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是神经元之间或神经元与效应器细胞如肌肉细胞、腺体细胞等之间传递信息的化学物质。

[2] 沃尔格林（Walgreens），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译者注

[3] “足球妈妈”是指接送孩子参加各类活动的母亲，多指中产阶级女性。——译者注

[4] 格里斯沃尔德，电影《疯狂圣诞假期》中的人物，为了让全家度过一个特别有趣的圣诞节，他在房子外面挂上许多装饰性灯泡。——译者注

[5]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西方现代派音乐的重要人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