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双童记
多么神奇
一朵又一朵鲜花绽放
同样美丽
就像完美的镜像
无法复刻的美
它们在那个空间持久存在
悄无声息。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绯红的仙客来》
这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故事中的两个孩子就像兰花与蒲公英,对周遭环境的敏感度天差地别。这个故事经过二十五年的实验室研究和实际观察才逐渐成形。作者呕心沥血,贡献的不仅是科学成果,也是亲身经历,因为他不仅是研究者之一,也是主人公之一。因此,这段往事于他而言格外真实,苦不堪言又无法摆脱,早在一开始便困扰着他。
《兰花与蒲公英》讲述的是两个红发孩子的故事,我便是其中之一。我们生于20世纪4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彼此相差两岁多,拥有双胞胎般几乎完全一致的童年。两个孩子在爱、希望和战后一代的美好期待中茁壮成长,彼此是最真挚的玩伴,品性和情感如出一辙,比任何兄妹都相像。尽管都处于家庭生活动荡混乱的关键期,两兄妹却踏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学业有成、好友知心、婚姻美满、生活富足,另一个却常年饱受心理问题和孤独的折磨,进而演变成精神疾病,生活里充满绝望。
我妹妹玛丽曾是个满脸雀斑的可爱女孩,终有一天会长大成为貌美如花的年轻女人。她小时候脸蛋和身体都胖嘟嘟的,十分可爱,笑起来时脸上迅速展现出大大的酒窝。她生性羞涩寡言,湛蓝双眼透露出敏锐,所有看到过她或者认识她的人都会被迷住。在青少年中期,她将自己的名字从贝蒂改为玛丽。这可能是一个痛苦的尝试,她希望能以新名字重新出发,给自己不断逝去的青春按下重启键。她的生活饱受苦楚与无能的困扰,这掩盖住了她身上许多难以发觉却又无与伦比的天资。她艺术家般的双眼和直觉,能捕捉并创造出美丽迷人的环境。或许她本可以成为声名显赫的设计师或室内装潢师,即便如今,许多她珍藏的画作、椅子、小摆件和装饰品也依旧装点着她兄弟、女儿、侄子和侄女的家。
但玛丽最显著的(也可能是最不起眼的)优点在于,她极其聪明。随着她不断学习和长大,这一优点更加突出,她甚至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在教授看来,她不仅是一个勤勉刻苦、前途无量的学生,更是一个天资聪颖、具有远见卓识的年轻学者。毋庸置疑,她是我们家最聪明、机灵,且富有创造力的人,我这个哥哥与她一比就相形见绌了。玛丽生性内向腼腆,稍大一些时,就已经学会如何赢得其他孩子的关注与喜爱,并建立起亲密的友谊。许多她小学时建立的友情一直延续到成年,尽管后来她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
我三岁时,父母将这个一头红色鬈发的婴儿抱回了家。从此,她便成了我第一个好朋友,我的忠实玩伴。我们朝夕相处,一起玩游戏、讲故事,一起天马行空地想象。我们从不会厌倦彼此的陪伴,总是一起编织冒险故事和阴谋故事,一起玩假想游戏,满足幼稚的想象。妹妹的奇思妙想总能让我惊叹不已,我永远也忘不了:一次午睡时,她成功地把一小盒葡萄干一颗颗全部塞进鼻子里,这个恶作剧直接导致了她的“医院一日游”。在那儿,医生把一把闪闪发光的长镊子伸进我三岁妹妹的蒜头鼻中,取出一颗颗沾满鼻涕的葡萄干。坐长途车时,妹妹总是会晕车,我对此一直很气愤,因为她总能很稳当地吐在我们俩的座位之间,有一次甚至吐在我身上。最难以原谅的是,她有一次还吐在了我珍贵的“印第安帐篷”(这么叫它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圆锥帐篷”这个词)上。我也很关心她的安危。有一次我们在海边游泳,她腰上原本紧紧套着一个充气救生圈,结果却翻了跟头,头朝下,只剩屁股和双腿在空中挥舞。我赶紧冲过去救她,她被扶起来之后还吐了好多海水。我们俩既是兄妹,也是好伙伴,一起无法无天、吵吵闹闹,一起异想天开。虽然当时我没说过,但是我真的很爱她,没有哪个五岁的孩子会比我更爱自己的妹妹。她也同样深爱着我。
玛丽十岁时,我们的弟弟出生了,我和玛丽为自己当上哥哥姐姐而欣喜若狂,我们一家人都毫不掩饰地爱着这个意外降临的红发婴儿。1957年圣诞节时,弟弟吉姆两个月大,我们一家人亲昵相聚的场景永远记录在了那年存留的圣诞贺卡上,我们从此称之为“三博士朝圣”[1]贺卡。我和玛丽都很喜欢小弟弟,虽然有时会为谁更喜欢而争个高下,但我们俩却因此更加亲密了。步入青春期的我们身心都开始发生变化,但还是一如既往的亲密友爱——我们一起长大,深爱彼此,对世界本质、人生目的拥有相同的感受。
好景不长,我们的生活逐渐土崩瓦解。我们的父亲是个“往届生”,他决心要在斯坦福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于是我们全家搬到了旧金山湾区向北500英里远的地方。决定搬家前的几个月里,父亲极度沮丧,患上了那时称作“神经衰弱”的毛病,经常一连几天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无法工作,情绪崩溃,时常号啕大哭、患得患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搬去了北部,远离曾经熟悉的社会环境。突然之间,我们淹没在一片未知的海洋中,陌生的社会和地理环境让我们屡受挫败,沮丧不已。我们对现在的街坊邻里一无所知,学校里是一大群不认识的孩子,全家都感觉处在一片风暴肆虐的全新海域,无依无靠。
我和玛丽进入了陌生的学校,又在一两年内进入更加未知的“敌方领域”——中学。母亲一边要照顾婴儿,忙得不可开交,一边还要努力帮助我们适应那天翻地覆的小世界,而唯一可以依靠的父亲却正为学业、课程和助学贷款焦头烂额。两人的婚姻岌岌可危,他们总是为家庭开支、子女教育问题争执不下,也会为意见不合、误会与怠慢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后来,我们深爱的祖父母和两位叔叔相继离世。再后来,我们又搬去离斯坦福大学校园更近的新家。最后,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父亲,谋得了一份更具有挑战性、更耗费心力的工作。
我们年轻的家庭屡遭变故,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并不罕见,甚至算不上十分严重。实际上,许多家庭都遭受着和我们一样,或是更大的苦难与压力,有些家庭困境重重,苦不堪言,只有最幸运的人才得以存活。然而,这一系列常见的变故却对我的妹妹造成了重大创伤。我们第二次搬家后,妹妹进入了当地中学读书,然后她便患上了严重的系统性疾病,好几个月都无法确诊病因,令我们很是苦恼。她经常发烧,身上皮疹反复发作,脾脏及淋巴结肿胀。起初医生怀疑是白血病或淋巴瘤,便让她住院进行穿刺检查。但是后来,关节处也开始疼痛肿胀,医生最终确认,她患上了斯蒂尔病——一种罕见而严重的青少年风湿性关节炎。父母给玛丽办理了休学手续,她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年,服用阿司匹林和类固醇药物,并交替冷敷和热敷以缓解关节发炎症状。看着妹妹被困在走廊尽头的房间里,身为哥哥的我既不知所措,又心神不宁。经过一年治疗,妹妹终于有所好转,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尽管她的关节炎依旧时常发作。
令人悲伤的是,妹妹最终没能如愿过上普通生活。继慢性风湿疾病后,玛丽精神上似乎也出了点问题。她拒绝进食,体重下降,不愿与朋友们来往,最终被诊断为神经性厌食——一种青春期女孩经常罹患的饮食失调症。尽管她遵循医嘱,一再入院接受治疗,注射营养液,多次进入寄宿学校就学(因为精神病医生认为这可能对治疗有益),但还是时常陷入抑郁和失眠的旋涡之中。她拒绝与外界接触,行为思想越发怪异。高中毕业时,她疑似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可能是为人父母所能听到的最糟糕的诊断结果,那种心碎程度,大概仅次于得知子女的死讯。
尽管如此,天资聪颖的玛丽还是考上了斯坦福大学,今后的道路虽仍有不确定的因素,但基本一片光明。在本科学习阶段,尽管病情多有反复,但玛丽仍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回顾大学四年,她学业有成,精神问题却持续恶化。毕业后,她曾在旧金山某法律学校学习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没能完成学业。后来她又进入哈佛大学神学院开始攻读神学硕士课程,希望能够研习个人灵性体验及其与精神症状的共同点。然而,她自己的精神症状——主要表现为听到攻击性语言,会产生阶段性肌肉紧张,以至于失去行动与语言能力——引发了更加严重的伤害。她多次进入当地精神病机构接受治疗,私生活混乱,最终怀上了孩子。玛丽的妊娠过程漫长而痛苦,她甜美可爱的女儿(如今已经三十九岁,有特殊需求)一出生便伴有呼吸困难和癫痫的症状。既要和自己严重的疾病抗争,又要抚养一个有缺陷的孩子,这显然是一大挑战。尽管如此,玛丽依旧是个体贴入微的母亲,她努力让女儿在关爱与呵护中成长。然而,玛丽的精神疾病始终如影相随,她的人生长期陷于绝望与灾难之中,成年生活更是如同一片废墟,支离破碎,完全要仰仗着家人的坚韧以及她自己不愿屈服的决心,才勉强拼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