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吴门词派的文化背景
吴门词派是一个具有鲜明区域特征的文学流派。它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方位，即明代前期苏州的地缘政治及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苏州在明初是朱元璋重点打击的区域，这种创巨痛深的文化记忆，是造成吴地文人政治疏离心态的重要背景。
苏州是朱元璋的老对手张士诚十五年盘踞之地，旷日持久，屡攻不下，所以一旦天下底定，朱元璋迁怒于人，殃及池鱼，对苏州一带士人百姓采取了很多惩罚性措施。比如迁富室巨族到中都临濠，加重苏州及松江一带的赋税等等。《明史·食货志》载：“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粮。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1)又郑若曾《苏松浮赋议》中写道：“我太祖高皇帝乘乾御宇，定天下田赋，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嗣因张士诚负固坚守，苏、松久攻不下，怒民附寇，遂没豪家，征租私簿，准作税额，一时增加，有一亩征粮至七斗以上者。于是苏州府共计二百八十余万石，松江府共计一百三十余万石，并着令苏、松人不得官户部。洪武七年，知民弗堪，诏苏、松、嘉、湖等府，田如每亩起科七斗五升者减半。”(2)按：郑若曾（1503—1570）为嘉靖时期苏州府属昆山人。此处言之凿凿，当可据信。一般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十升为一斗，则苏州一亩地征粮至七斗以上，相当于其他地方田赋的二十倍。朱元璋因张士诚而迁怒于苏、松一带百姓，下手也未免太狠了些。又吴门词派的外围人物吴宽，在其《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七《先世事略》中回忆说：“洪武之世，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道里萧然，生计鲜薄” 。(3)又同书卷五十八《莫处士传》中云：“吴自唐以来，号称繁雄，……皇明受命，政令一新，富民豪族，刬削殆尽。”(4)吴宽作为大明王朝的子民与官员，在这里用了皮里阳秋的写法，在“皇明受命，政令一新”的颂美之下，揭示了朱元璋对苏州百姓的歹毒举措。其他如明初苏州文人的惨痛遭际，就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了。以著名的“吴中四杰”来说，高启于洪武七年因为苏州知府魏观作《上梁文》而被腰斩；杨基入明后曾三受贬谪，最后一次谪为输作，洪武十一年卒于工所；徐贲于洪武十三年在河南布政使任上，坐王师过豫时犒劳不时，下狱而死；张羽于洪武十八年坐事谪岭南，中途召还，知不能免，投江自尽。当然，明初文人横遭迫害致死者极多，且各地人都有，但苏州、松江一带文人被祸者尤多，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以上史实，虽然发生在明初洪武年间，但对相去未及百年的吴门文人来说，已经构成了不可抹去的精神创伤。比沈周生年更晚的吴宽记得，沈周更可能从其祖父沈澄那里得闻其详。而时代更晚的文征明则是沈周的弟子，在追随其师学书学画的同时，这些年代并不久远的吴门掌故应是他们重要的谈资。所以，吴门文人对于科举仕途的淡漠表现，对于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心态，与苏州士人百姓在明初的不受待见自然不无关系。
其二，明代前期苏州经济的复苏，与苏州文化消费市场的繁荣，为吴门文人中职业艺术家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尽管经过元末割据战争的破坏，以及明初朱元璋的重点打击，苏州的社会经济一度跌入低谷，然而毕竟拥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人也格外聪明活络，故发展至天顺、成化年间，苏州一带重新成为国内最为繁华富庶的地方。明人王琦《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条写道：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5)
王琦生当成化、弘治时期，亲身经历了苏州由衰落走向繁华的过程。实际张士诚在此称王时，苏州的经济尚未遭到太大的破坏，朱元璋平吴之后才是苏州厄运之始。当时迁徙吴中富室到上、中、下三都，所谓中都即朱元璋老家临濠。这一段实际是说，明初数十年间是苏州一劫，直到正统、天顺年间才稍稍恢复，而至于弘治间达到繁华境地。很明显，沈周、吴宽一辈人，正经历了苏州由衰落到繁华的发展过程，而这一时段也正是吴门词派的形成期。
苏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为文化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苏州在全国率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文化消费市场。尽管沈周《南乡子·遣兴》词中有“天地一痴仙，写画题诗不换钱”的说法，但据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等书记载，明代的书画市场是颇为活跃的。或许沈周的词句应该从反面来理解，写画题诗换钱乃是正常的交易，而不换钱才是个案行为，所以叫“痴仙”。因为名人字画价值不菲，所以又衍生出专门作伪的行当，即所谓“苏州片”，专指明清时苏州文物市场上的作伪之画。在吴门词人中，家境较为贫寒的唐寅，就完全是依靠出卖书画为生的。其广为传诵的《言志》诗云：“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6)也只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艺术家才能以“润格”为生业，才能改变以往依托豪门的江湖清客身份，成为职业书画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多才多艺的文人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既不必以仕代耕、卖卜教馆，还能有尊严地活着。当然，这都是以苏州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前提的。假如在西北的穷乡僻壤间，祝允明、唐寅纵然多才，亦将无以为生。因为那里的百姓不可能拿出几两银子来买一幅字画。在他们看来，装点自家窑洞，让婆姨剪点窗花贴在门窗上就足够了。
其三，苏州自成一体的文化格局、浓郁的艺术氛围，为吴门词派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
苏州旧为水乡泽国，文化开发并不算早。检点唐代以前的文化名人，苏州人所占甚少。然而唐宋以来，其经济、文化骎骎然日进，至于明清两代，则词人辈出，在全国的文化版图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钱谦益《石田诗钞·序》论沈周有云：
其产则中吴，文物土风清嘉之地；其居则相城，有水有竹，菰芦虾菜之乡；其所事则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之伦；其师友则伟望硕儒，东原、完庵、钦谟、原博、明古之属；其风流弘长，则文人名士，伯虎、昌国、征明之徒。有三吴、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览，有图书子史充栋溢杼以资其诵读，有金石彝鼎法书名画以博其见闻，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写其神情。烟云月露，莺花鱼鸟，揽结吞吐于毫素行墨之间，声而为诗歌，绘而为图画，经营挥洒，匠心独妙。(7)
钱谦益的家乡常熟，属苏州府辖县，其所居虞山拂水山庄，与沈周所在的苏州城北之相城甚近，故以乡先贤视之。这一段话分析沈周成长成才的自然与文化环境，充满景仰追怀的感情色彩，对乡邦风土文物尤多自豪意味。牧斋为文，有时不免逞才使气，铺排夸张。如春花秋月、烟云月露，各地皆有，实不独吴中或相城所独擅；又所谓菰芦虾菜之属，亦属无谓。牧斋不过引譬连类，信手牵带，借节奏为声情，以资其鱼龙曼衍之文势耳。然而吴门所难得者，尤在于其人文环境。周忱（谥文襄）、王恕（谥端毅）为朝廷命官，先后巡抚江南，因为长期驻节苏州，故与当地闻人多有交往。至如杜琼（东原）、刘珏（完庵）、刘昌（钦谟）、吴宽（原博）、史鉴（明古），以及唐寅（伯虎）、徐祯卿（昌国）、文征仲（征明）等人，或为沈周父执辈，或为挚友，或为弟子，确实与沈周关系密切。因为同在吴门，彼此相去不远，吴门词派中人往往有着纵横交错的姻亲、师友关系。比如沈周和史鉴是儿女亲家，史鉴之子史永龄为沈周的女婿；祝允明的外祖父是书法家徐有贞，岳父为书法名家李应祯。至于师友关系就更为普遍。以文征明而言，沈周、史鉴为其师，祝允明、唐寅、王宠、都穆以及陈淳（道复）的父亲陈钥（以可）皆为其友，而陈淳又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因为彼此交好，气味相投，苏州城又不大，所以常有文酒诗会。这种颇类文艺沙龙的聚会切磋，构成了吴门文人成长的小环境。文征明《题希哲手稿》中写道：
右应天乡倅祝君手稿一轴。诗赋杂文共六十三首，皆癸卯、甲辰夏作。于时君年甫二十四，同时有都君元敬者，与君并以古文名吴中。……又后数年，某又与唐君伯虎亦追逐其间，文酒唱酬，不间时日。于时皆年少气锐，俨然皆以古人自期。(8)
这是文征明回忆年轻时与祝允明、都穆、唐寅等彼此交流唱酬的情况。“癸卯”为明成化十九年（1483），又“后数年”则约当弘治元年（1488）前后，是年祝允明二十九岁，唐寅与文征明十九岁，都穆三十一岁。如果以他们的父执辈徐有贞、李应祯、沈周、吴宽等为吴门词派的前驱，那么这年轻的一代可以说是吴门词派的中坚了。
文征明有不少诗，长题如小序，从中往往可以看到吴门文人时相聚会的场景。如《冬日杨仪部宅燕集，会者朱性甫、朱尧民、祝希哲、邢丽文、陈道复及余六人，分韵得酒字》；又如《三月既望，同吴次明、蔡九达、陈道复、汤子重、王履约、履仁泛舟石湖，遂登治平，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为韵，分得“朗”字》。这种指字为韵的唱酬聚会实际如同结社，只不过他们没有给加上个“姑苏社”或“葑门社”的名号而已。
又如朱存理《题松下清言》中记云：“僦居松下，日录过客之谈，曰《松下清言》。松之下所过客，远自西郭至者曰杨君谦，曰都玄敬，曰祝希哲，曰史引之，曰吴次明，近自东西邻而至者曰尧民。……今吾与客之所谈者，又不过品砚、借书、鉴画之事而已。”(9)朱存理字性甫，就是广为流传的“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二句诗的作者，也是吴门文人群体中一位活跃而好事的人物。在沈周、祝允明、文征明等人的诗文集中，他的身影时常可见。以此片段与文征明的记载相印证，可以看出吴门文人的日常生活及兴趣所在，亦可见出吴门风雅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