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企业不光有机器，还有人。人是生产力的主要要素，而人是要生活的。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短期内固然可以采取“先生产、后生活”的做法，但“后”到什么时候，就值得研究了。我早年就听说，包钢建成不久就发现青年男职工在边区找不到老婆，于是不得不在附近建设了一个棉纺厂。后来又发现男女职工结婚后要生孩子，不得不办起幼儿园。随着孩子长大，又办起小学，办起中学。大约在70年代新的一代青年的就业问题就出现了。包钢不但要“包钢”还要“包人”，一步步地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企业。随着人口的增殖，需要企业自己去“消化”。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顶替”的办法，把有技术的父母顶下来，替上未受严格训练的小青年。这种办法是对企业原有技术力量的消耗。这些大型企业，除了没有火葬场和监狱，样样都有：有公安处，有经济警察等，仅包钢一家，教育经费就达400万元。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在全国带有普遍性，但在边区更为突出，包钢的困难自然要比首钢多。

去年我去香港看了一下，那里只有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达500多万。人多地少，只有发展高层建筑。一个居民社区有近百幢高层楼房，近10万人住在一起，楼房下层有全套的生活设施，人们居住在里面，到外边去工作，生活和工作互相配合得比较好。这样的人文生态环境是比较协调的。边区则不然，大企业职工农食住行一直很紧张，吃菜、住房、儿童教育等等，经常出问题。厂长要当“家长”，劳碌终日，影响企业经营。这种企业与市政脱节的状况，明显地影响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利润很少，甚至长期亏本，以这种状态进入市场有什么竞争力！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封闭性企业本身产生的人文生态失调。包钢建成近30年，职工已进入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由于封闭，职工子女的婚姻与就业问题，都得由包钢本身解决，不断内婚和顶替的结果，很多车间已结成为亲属网络。青年人称老工人不叫师傅，而叫伯伯、阿姨。在车间管理上出现了新的复杂性，也影响了劳动生产率。人口在继续增长，近亲繁殖，封闭社区的活力不断消耗，这样形成了这类边区企业人文生态的第一个恶性循环。

人文生态的第二个恶性循环更为严重，这表现在地区之间。边区的大企业是做出了贡献的，但没有能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现在就全国来讲东西差距拉大了，引起了边区的智力外流。1984年我在呼和浩特讲话时曾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确保边区的智力资源。这一年来自治区在这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还不能说知识分子外流的趋势已经扭转，主要原因是由于东西差距拉大后产生的影响。

江浙一带乡镇企业急需人才和技术，而大学毕业生一直分配不到集体企业和县级以下的单位。所以知识分子成了财神。登报招贤等种种办法都出现了。我在江苏省扬中县听说，他们在《光明日报》上登了一条招聘技术人才的广告。这条广告只登了一天，他们就收到了1000多封回信。我让他们分析一下信的来源，结果大多数来自边区。这说明沿海地区乡镇工业的兴起，对人才产生了一股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目前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还冻结在边区，其中很多是50岁上下的老支边人员。一边有需求，一边人想走，配合起来，就出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这对于边区开发的影响十分严重，有如水土流失那样出现了人才流失的问题。唯一挽救的办法是发挥边区知识分子的作用，扩散他们的力量，把他们吸住，继续为边区服务。在这种新形势下，封闭的、大而全的企业看来是维持不了的，对内对外都难以为继。可是，随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大企业不可能继续再搞封闭的模式了。现在回头再看50年代“包钢带动全市”这个口号，寓意就更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