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二战岁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传播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从欧洲为美国带来了诸如K·勒温、P·F·拉扎斯菲尔德、T·阿多诺等流亡学者；它吸引了像C·I·霍夫兰和H·D·拉斯韦尔那样的美国学者从事传播研究；它还把那些将要开创传播学领域的学者连接成一个密集的网络。因此，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7)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8)，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在告知美国公众有关这个国家的战时目标、食品和燃料分配以及其他消费品大贱卖的细目方面，在激励公众购买战争债券、避免在黑市购买长筒丝袜和其他紧俏商品、栽种战时菜园和以其他方式支持战争努力方面，传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与之相应，传播研究最初的重点在于传播效果的研究。这一有关传播作用的一致看法就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且主要就发生在华盛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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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造成联邦文职官员在1941—1942年间以每个月9.7万名新雇员的比例激增，包括众多的社会科学家。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华盛顿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世界，由三个主要的研究机构组成，这三个机构又由一群普通的顾问连接起来：（1）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由S·A·斯托弗（Samuel A. Stouffer）领导；（2）战时新闻局（OWI）调查处，由E·C·威尔逊领导；（3）美国农业部（USDA）项目调查处，由R·利克特（Rensis Likert）领导(9)。每个研究小组都由近100名社会科学家组成，由像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那样的顾问将之彼此连接起来，拉扎斯菲尔德既担任研究处的顾问，又担任战时新闻局的顾问（康弗斯，198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盛顿是一个适合于社会科学家活动的地方。美国的敌人们代表着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所以很少有社会科学家反对这场战争，尤其是在1940年6月法国沦陷之后，一个开始变得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希特勒要统治欧洲。(10)美国的战争目标将这些学者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之中，并将他们都带入一个将会贯穿其生涯始终的关联网之中。战争努力要求一种跨学科的方法，它往往是以传播问题为中心。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传播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作为一名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雇员，施拉姆参加了一个非正式的小组，小组定期在华盛顿的一家饭店聚会，一起用餐和讨论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问题。其他参加者包括：M·米德；L·布赖森，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休假，而在新闻局当施拉姆的战时上司；L·利克特，任美国农业部项目调查处主任；G·沃森，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E·R·希尔加德，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为利克特的项目调查处工作，并为战时新闻局从事舆论研究；L·弗兰克，他从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休假，来到华盛顿进行战争时期的工作。1942年期间，这个小组每个月都碰头（希尔加德，1992）。
在合作进行战时传播研究的那些社会科学家中，没人受过传播学方面的教育；当时，也没有传播学的博士课程。正如战争时期一个华盛顿人N·麦克比——他在S·斯托弗的陆军研究处从事军事训练影片的效果实验——所说：“我对我的学生们说，我是在工作中，即在美国服兵役者的实验研究中学习到所有的传播学知识的。”（麦克比，1987）
拉斯韦尔（1948）的传播模式——“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产生什么效果？”——首次发表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传播研讨班的一份报告上（1940年11月1日），这个研讨班1939至1940年期间，每月在纽约举行。(11)洛克菲洛基金会的报告论证说，联邦政府应该在即将到来的战争紧急状况下利用传播研究，利用对于传播所必需的各种复杂的研究，诸如内容分析、调查和专题小组研究。备忘录成为正在出现的传播学领域的一个开创性文献。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为洛克菲勒报告提供了框架，因此也为战时华盛顿的以传播效果为中心的研究提供了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联邦政府涉及几种类型的传播研究，其中的每一种都对传播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长时间的影响。在美国陆军中，卡尔·I·霍夫兰等人从事军事训练影片的评价工作，由此，说服研究的传统得以发展起来（见第九章）。在国会图书馆中，哈罗德·D·拉斯韦尔对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宣传信息进行了内容分析（见第六章）。在坎布里奇的麻省理工学院，诺伯特·维纳教授就如何改进防空袭火力的准确性的数学问题——它由五角大楼资助——撰写他的“黄色探险”报告。这项工作导致了控制论，后者涉及通过反馈来对自身进行调节的系统（见第十章）。在纽约的贝尔实验室，克劳德·E·香农开展密码分析，这会有助于构成信息论的基础（见第十一章）。在统计局，威尔伯·施拉姆帮助罗斯福总统起草对全国的广播讲话，包括罗斯福著名的“炉边谈话”。统计局以及它的后继机构——战时新闻局——负责国内外的宣传工作。它们把战争的进展以及公众需要付出的代价告知公众。施拉姆在计划会议上与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其他工作人员及其顾问定期会面，以便设计公共传播运动，并研究这些运动的效果。因此，在1942年年间，施拉姆形成了他的传播学观。
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
统计局成立于1941年10月，目的是为了鼓舞公众的士气。尽管美国直到6个星期以后，即到1941年11月7日，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一年多来，有一个事实已变得显而易见了：美国会参加同盟国。不过，在欧洲，对于美国参加这场战争的问题，存在着相当多的公开的反对意见，并且大众媒体对于统计局存有疑心。而且，在美国的新闻记者看来，统计局听起来像是一个宣传机构（实际上，不管它的名称怎样，它是这样一个机构），如此之多的新闻记者对它进行恶意的攻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诗人A·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也被任命为统计局的局长，这个局开展工作的日期是1941年10月24日（毕晓普和麦凯，1971）。
施拉姆通过麦克利什在衣阿华大学的讲演而认识了他。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8天之后，施拉姆写信给麦克利什，表示自愿参加战时服务。他说：“比起以往任何的战争来，或许这次战争更有可能成为一场传播战。”(12)两个星期以内，麦克利什就任命施拉姆为统计局的教育主任。施拉姆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工作了15个月，这“将极大地改变他的生活——改变他的理论追求的方向，将他强行推入国家决策精英的圈子，并促使他将自己看作是一个社会科学家，而不是一个文学人文主义者”（格拉德纳，1990）。
8个月以后，即1942年6月13日，统计局被重新组成战时新闻局，此时，它共有400名雇员，享有150万美元的预算经费。战时新闻局的最大分支机构之一是调查局，负责收集有关战争的舆论，由B·威尔逊（Budd Wilson）领导。140名工作人员在美国农业部的项目调查处的另外160人的帮助下，设计了一些调查，以便测试公众对于与战争相关的问题的理解，并围绕统计局的公共信息行为的有效性收集资料。例如，在家庭罐头制作的范围、娱乐性驾驶（这是被官方禁止的）的数量、参加战时橡胶废物利用运动、童子军如何有效地散发政府关于战争的标语，等等，都进行了调查。敌人的宣传被作为进行反宣传努力的一个基础进行了分析。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声称要提供有关战争进展的准确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是承认美国和同盟国在1941年和1942年的失败。不过，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媒体批评者们认为，美国的失败被有意识地少报道了。
战时新闻局的局长是E·戴维斯（Elmer Davis），一个杰出的广播评论员，曾是罗德岛的学者、小说家，以及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新闻分析家。1941年，戴维斯播发了一篇文章，批评了联邦政府混乱的信息组织机构，结果，他立刻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新成立的战时新闻局的局长。将政府战时对公共信息的各种努力予以合理化，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陆军、海军和其他机构独立于战时新闻局，继续从事它们自己的公共传播活动（毕晓普和麦凯，1971）。在1943年间，战时新闻局经受了极端的困难。由于国会对战时宣传概念的不信任，内部冲突加重，以及领导的更换，它每年的预算从890万美元被削减到270万美元（康弗斯，1987）。战时新闻局仍负责“白色”宣传——目标针对国内受众，而特别服务办公室（OSS，后为中央情报局）负责“黑色”宣传，即某些传播信息——在那里，传播者的真实身份是伪造的，而且，那些信息还包括虚假信息——它被用来对外反对敌人。
施拉姆的传播学观
施拉姆的传播学观形成于1942年间，当时他是统计局教育处的主任，后来又到战时新闻局工作。他关于传播学的思想可能逐渐地来自他与其他学者的日常交往——那些学者对新兴的传播学领域发生了兴趣；但是，他最直接地受到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20多名工作人员和顾问的影响，他们每两三天便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图书馆的长方形会议桌旁。与施拉姆一起分享成果的是这个规划小组的下述成员（卡蒂埃，1988；希尔加德，1992b）：美国陆军研究处的S·斯托弗；统计局媒介处主任R·O·纳夫奇格，他从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获得休假；美国农业部项目调查处的L·利克特和希尔加德，他们为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进行受众调查；以及统计局的顾问G·盖洛普、E·罗泊、P·F·拉扎斯菲尔德和F·斯坦顿（斯坦顿，1992）。(13)
这个小组成员聚集在一起，决定应该向美国公众传播什么样的信息，以鼓舞国内的士气，并决定统计局能够使用什么样的传播渠道来影响其意图中的受众。他们试图通过调查来评估他们的传播行为对于公众的效果。这个规划小组的中心侧重点是开展大规模的传播运动，它们受到最好的专业知识的指导，具有关于效果的反馈意见，后者是由受众调查所提供的。正如D·M·怀特——他当时是来自衣阿华大学的一个新博士，应施拉姆之邀参加规划小组会议——所说，“大众传播研究1942年‘始于’国会图书馆。”（卡蒂埃，1988）
因此，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学观就诞生于他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15个月之中。1943年，他返回衣阿华城开始补充他的观点。R·O·纳夫奇格（Ralph O.Nafziger）同年回到明尼苏达大学，结束了他两年休假、未被支付工资的局面，1944年，他在那里创办了明尼苏达新闻学院研究系。(14)但是，在纳夫奇格将某种传播学引入他的新闻学院的同时，施拉姆在衣阿华正试图开创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他所专注的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传播中’探讨那些种类的问题（即规划小组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我非常非常想做那样的事。”（卡蒂埃，1988）
1943年施拉姆愉快地离开了战时新闻局和华盛顿，返回衣阿华大学。他发现战时新闻局“复杂、混乱、忙碌”，而且许多工作都是事务性的，没有趣味的（卡蒂埃，1988）。当他回到衣阿华大学时，他已是一个与离开时相当不同的人了。那时，他是一名英语教授，负责传授创造性的写作。现在，他有了一种要创建传播学新领域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