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查尔斯·达尔文和进化论
自由选择的进化论确实是19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科学发明。
——J·布朗诺夫斯基：《人的进步》
《物种起源》问世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想，没有一部涉及科学主题的著作被如此之多的、并非是从事科学的人所阅读。
——J·布赖斯：《C·达尔文的个人回忆录
和〈物种起源〉的接受》
《物种起源》是西方文明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可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科学的主要革命。”（科恩，1985）就其科学重要性而言，达尔文的理论可以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但它引起的争论更多。查尔斯·R·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是一个生物学家，但是他的进化论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对于生物科学的影响（图2.1）。达尔文是E·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的孙子，后者是一个著名的英国进化论者和自然主义者，他的著作《动物生理学或生命规律》（1794—1796）里包含一章关于进化的内容。进化论就在C·达尔文的血统里。“他的祖先将他稳稳地放在英国理智集团的显赫位置上。”（米勒和范卢，1982）。他生于英国的施鲁斯伯里，父亲是那里的一名医生（巴洛，1958）。
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但是因为他无法忍受看见血，所以退学了。后来，他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接受教育以便成为一个牧师。他的“正规教育曾是一系列令人耻辱的灾难”，而“他似乎简直就是一个谦虚的业余爱好者”（米勒和范卢，1982）。在剑桥的时候，达尔文将许多时间花费在猎游和搜集甲虫上，而不是学习怎样成为一个牧师上。但是，在剑桥大学的植物学教授J·亨斯洛（John Henslow）（1796—1861）的帮助下，达尔文从一个花花公子式的学生变成一个认真刻苦的自然主义者。他们一起在英国农村散步，走得很远，观察植物和其他生命。当英国海军部要亨斯洛教授提名一个自然主义者在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比格尔号”（一艘英国海军军舰，其任务是绘制南非海岸的地图）上航行时，教授推荐了他的门徒。临行前，亨斯洛给达尔文的礼物是一本C·赖尔的书：《地质学原理》，它为达尔文即将问世的进化论提供了有用的背景。
这次航行是达尔文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于他的进化论的形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虽然他对学院文凭持怀疑态度，但对于调查在这个世界的南纬度上所发现的生物物种来说，达尔文证明自己是作了一个有意义的选择（图2.2）。他是植物和动物生命的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在他的航行中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样本。此次旅行期间，达尔文在解决科学疑难问题的能力方面，迅速地赢得了信任。他的遗传资源使得他能够像那种出身高贵的科学家一样，将其毕生的全部时间贡献给学术活动。达尔文在把他的进化论予以概念化，以及在这个理论公布以后对之进行捍卫时，也一直与英国最杰出的科学大师保持着日常的通信联系。
图2.2 1831—1836年“比格尔号”的航程
在达尔文作出重要贡献的前一两个世纪中，公众就开始对进化论有了特别强烈的兴趣。一个原因是探险者从非洲、亚洲和美洲将许许多多种类的新植物和新动物带回欧洲。每隔30年，已知植物和动物的数量就近乎翻一番。新的植物学和动物学诞生了。什么东西能够解释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生物种类呢？正是它们的存在开始向现存的信念提出了挑战。
在达尔文以前，许多人认为物种的数量是一直不变的，固定在某一个时刻（诸如诺亚方舟和大洪水的时间）。但是，达尔文确认，新的物种一直在产生——不是借助于神创的行为，而是借助于自然选择，这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新的物种产生了，而其他某些物种则由于一个不同的生存过程而灭绝了。其变化最能适应于所处环境的那些个体将最有可能再生它们的种类（科恩，1983）。（就T·库恩的关于引起一种科学革命的意义而言，）进化论的确是革命性的，但是，达尔文的革命是一种奇特的革命：“一个异常腼腆的人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过着隐居生活；一个充满疑问的半残疾人，害怕他的理论可能触发争论；不过，也正是这个人最终摧毁了上帝创世的信仰。”（米勒和范卢，1982）
当达尔文的朋友T·H·赫胥黎1859年第一次读到《物种起源》时，他说：“以前连这个都没有想到，这多么愚蠢。”（米勒和范卢，1982）进化论的思考在那时是一种非常风行的思想，在达尔文的著作发表以前，有关生命如何变化的各种科学解释就已经被提出。事实上，即便在达尔文从1831—1836年（达尔文的著作发表前的28年）乘“比格尔号”作环绕世界的旅行以搜集生物资料和样本之前，其进化论所必需的大部分事实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达尔文之前，没有人认识到它们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