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的影响

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 1857—1936）和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是统计学领域的关键创始人，他们分别发展了χ²（或卡方）检验和相关（法），以检验达尔文的进化论（坦克德，1984）。皮尔逊的主要专业兴趣是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中的进化基础作出统计学的证明（格林伍德，1949）。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嫡堂兄弟，并受到达尔文的极大影响，他通过阅读《物种起源》开始确定对于人的遗传的研究。这部著作也将高尔顿引向颇有争议的优生学思想：即通过鼓励最有能力的个体的繁殖、阻碍最没能力的个体的繁殖，而达到对人种的改进。早在阿道夫·希特勒凭借强有力地灭绝他认为是劣等人的行为来玷污优生学这个概念之前的一个时代，高尔顿和皮尔逊就采纳了这个概念。但是，即便在他俩的时代，优生学也是有争议的。

赫伯特·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是查尔斯·达尔文和卡尔·马克思的同时代人，而且他们在同一时期都生活在伦敦。斯宾塞是他的严格父母惟一的孩子。他只受过3个月的正式教育，然后由他的父亲指导，所以他没有同伴。他终身未娶，像一个半隐士、半残疾者那样过着艰难的个人生活。斯宾塞饱受失眠和沮丧之苦，并且神经过敏。当他33岁时，一位富有的伯父去世，留给斯宾塞一大笔遗产，这支撑他得以在后半生作为一个私人学者而生活。

斯宾塞没有高等院校的学位，也没担任过大学的职务，且没有学生。他很少阅读，不十分博学。他通过与杰出的科学家交谈来发展他的思想，这种交谈经常发生在他所属的伦敦男子俱乐部里。托马斯·赫胥黎（达尔文的助理）是一个经常性参与讨论的伙伴。斯宾塞兴趣广泛，涉及心理学、哲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在政治上，他是一个右翼保守的思想家，这或许是社会学家——主要是自由主义的社会学家——后来之所以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的作品的原因之一。他赞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富有启示意义的人口原理。斯宾塞将社会进化定义为某种现象的不连贯的、无序的分布状态向连贯的、有序的变化状态的转变。他使用来自生物学的类比，追溯社会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他先于《物种起源》约10年发明了“适者生存”的术语。他把他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状态。有人说过：“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哲学是英国工业主义的产物。”

斯宾塞“终身狂热地仇恨国家权力”，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统治最少的政府。和达尔文一样，斯宾塞也对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理论作出了反应（霍夫斯塔特，1944）。斯宾塞声称，所有的系统不可避免地从不那么有组织的状态向越来越有秩序的状态进步。与之相对，达尔文对生物进步的思想是持谨慎态度的。斯宾塞和达尔文走动于伦敦同样的社交圈内，并在他们的男子俱乐部中不时见面，但是，达尔文说：“我不觉得我自己的工作是从斯宾塞的作品中获益的。”（鲍勒，1958）然而，达尔文利用了斯宾塞的“适者生存”的术语，所以，看来在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至少是某种程度的理智交流。从斯宾塞这一边来说，他不隐瞒达尔文对于他的恩惠：“我只是贯彻达尔文先生的观点，并具体运用到人种方面去。”（斯宾塞，1891）

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足以引起早期美国学者的批评，诸如查尔斯·霍顿·库利和罗伯特·E·帕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社会学产生了兴趣。库利说：“我料想，我们这些在1870年至（大约）1890年开始研究社会学的人几乎都是在斯宾塞的鼓动下才这么作的。尽管他没有发明这个词（虽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以前从未听说过它），更不用说这个思想了，但他赋予了（社会学这个词和它的意义）这两者以新的生命……的确，我们几乎都或迟或早背离了他，也都或多或少地完全背离了他。”（库利，1920）今天，斯宾塞在社会科学家中已不受青睐，这些社会科学家反对他关于社会进化就是进步的思想。

在美国内战以后的30年中，如不把握斯宾塞便不可能活跃在理论工作的任何领域。斯宾塞的书在美国销售极为广泛。在它出版的最初43年中，共销出约37万册，“这一数字对于诸如哲学和社会学这样的困难领域的著作来说，乃是史无前例的”（霍夫斯塔特，1944）。斯宾塞的支持者包括美孚石油公司总裁约翰·D·洛克菲勒、铁路大王詹姆斯·J·希尔以及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后者成为斯宾塞的私人朋友和崇拜者。⁽⁴⁾斯宾塞向这些企业领导人讲述他们想要听的东西：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他论证说，资本主义所展示的无情的经济竞争应受到鼓励，以便人类社会获得可与展现于自然之中的效率相媲美的效率（米勒和范卢，1982）。在《社会静力学》（1851）中，斯宾塞声称，自由企业保证了个人和机构迅速地适应于其变化的环境。那些不能适应的人所遭受的痛苦提供了一种激励因素，以便下一次做得更好（鲍勒，1990）。因此，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理想机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声名扫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斯宾塞促使了进化论的普及。事实上，他的主要作用就是普及达尔文的进化论。

非语言传播

对于传播学学者来说，达尔文特别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它出版于1873年，即《物种起源》问世13年后，《人的由来》问世1年后。《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也是一本畅销书。在它出版的那天，引人注目地售出5267本。这部著作创建了非语言传播的领域，尽管达尔文没有这么称呼。他论证说，如果不理解动物的情感表达，就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表达。“我们的情感表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我们的进化论来决定的。”（埃克曼，1973）达尔文通过描绘婴儿和儿童（这部分地依靠观察他自己的男婴而获得）、各种文化中的成年人、精神病患者，以及诸如猿和狗那样的动物的情感表达，来支持他的非语言传播的起源理论。

在纪念《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出版100周年时，P·埃克曼（Paul Ekman）（1973）——一位最主要的非语言传播领域的学者——收集了与达尔文的非语言传播理论有关的当代研究依据。他的主要结论是：“达尔文的许多观察，他的大部分理论解释和预测，都被当前的知识所证实。”研究证据表明，诸如生气、害怕和喜悦等某些普遍的面部表情可能源于对面部表情的某些天生的、遗传的作用。与某些情感有联系的面部肌肉运动的特殊模式起源于遗传的作用，而不是后天学习来的（埃克曼，1973）。

群体生态学理论

作为从单一组织向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组织的分析层面上的一种转变，组织生态观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由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的M·汉南（Michael Hannan）和J·弗里曼（John Freeman）教授发展起来的群体生态学理论（population ecology theory），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的，尽管他们没有承认这个基础（汉南和弗里曼，1977；弗里曼和汉南，1989；扬，1988，1989）⁽⁵⁾。群体生态学理论使用了诸如生态龛宽度（niche width）⁽⁶⁾、环境、对稀有资源的竞争和生存等等进化的概念，以便预测各种组织在时间过程中的生死存亡。这个理论被用来理解种种组织的生存状况。汉南和弗里曼用诸如一座城市的所有餐馆中的各色人种、用像北加利福尼亚硅谷中的半导体公司里的各色人种，来检验他们的群体生态学理论。J·迪米克（John Dimmick）和E·W·罗森比勒（Eric W.Rothenbuhler）（1987）以其研究的大众媒体机构的群体生态学，解释为什么有些像无线电广播那样的媒体产业正在部分地被电视产业所取代的问题。

群体生态学理论的一般目的是解释一个系统内的各种单位的生存和灭绝的原因。群体生态学研究者反对过去许多有关组织行为的研究，后者观察一个单一组织的内部，并且只就一个时间搜集资料。相反，群体生态学搜集动态的资料，并且在一个不同的分析层次上进行操作：即在群体组织的层次上（由此，就有了“群体生态学”的名称）。研究群体的恰当范围——例如，一个城市中的所有餐馆——并非总是像人们可能喜欢的那样泾渭分明。到底什么是一种组织呢？答案肯定通常多少有些是任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