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理论：一种解释
弗洛伊德最重要的概念化工作之一涉及无意识。精神分析理论试图通过考察个体内在的东西、特别是探究个体的无意识来解释人的行为。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灵分为三个自我意识的层次：（1）意识，对此，一个个体可以不怎么困难地予以理解和向他人描述；（2）前意识，一个个体可以将之召唤到意识当中；（3）无意识，它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不能进入一个个体的自觉意识，除非这个个体依靠精神分析家的帮助。抑制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它，一个个体阻止某些儿时的事件和其他东西成为在自觉意识中可以获得的东西。偏见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它，无意识层面的神经性的或精神的焦虑被转化为有意识的恐惧。因此，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有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之间有可能发生交换。弗洛伊德试图采取诸如催眠术、自由联想、梦的分析和对弗洛伊德式的过失和玩笑的研究等方法来理解他的病人的无意识。
或许弗洛伊德是在个体之内、而不是在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寻求对于人类行为的解释，因为就由于宗教偏见而曾阻止他进入他所选择的医学研究的职业而言，他已对社会有了某种令人不快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社会对于他所医治的病人的生活产生否定性的影响。他并非强调社会之如何被改变以解决他所治疗的个体失调，而是试图通过帮助他的病人理解其精神失调的原因来治疗他们，因此他们就能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精神分析理论作为对行为的一种内在考察的、个体性的解释，是通过对无意识的理解而发展起来的。
弗洛伊德的方法
弗洛伊德利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以探讨无意识。首先，他尝试催眠术，但当发现催眠术转移了症状却没有彻底医治他的病人时，他最终对催眠术产生了不满。后来，他转向与个人进行长期深入的访谈。弗洛伊德要求他的病人躺在长沙发上放松，与此同时，他鼓励他们说出他们心中想到的任何事情。因为这样一种自由联想常常受到抑制的限制，所以弗洛伊德帮助他的病人克服他们的抑制，其途径是以一种完全不作判断的方式来接受他们所说的任何东西。1892年，弗洛伊德开始使用长沙发，1896年，他发明了“精神分析”一词。他越来越多地使用自由联想技术，从不审查或判断他的病人所说的话，希望以这种方式了解被压抑在他们的无意识中的创伤性事件。
精神分析理论建立在一系列相对小的详细病例研究的基础上。弗洛伊德通常每天为每个病人看1个小时，连续几个月或几年，所以每个病例研究都代表着一种非常具有特征的分析。弗洛伊德的主要知识基础由12个诸如此类的病例研究构成，尽管他也治疗其他几百个病人。他进行过深入研究的12个人是一种相当狭窄的样本。他们都非常富有（他们必须富有，以足够支付弗洛伊德的深入细致的研究的费用），大部分都是精神失调的妇女。他们患有神经病，但不是精神病；就是说，他们并非如此严重地精神失调，以至于非得被送进疯人院。一个例子是安娜·奥，一个维也纳的年轻病人，她的真实姓名是伯莎·帕彭海姆（舒尔茨，1957）。安娜·奥是一个聪明、引人注目、富有魅力的21岁女子。她为剧烈的咳嗽、斜视、恶心、记忆丧失、幻觉和言语困难所烦恼，而她的右臂和头颈瘫痪了。尽管德语是安娜·奥的母语，但她只能讲英语。安娜有6个星期的时间不能喝水，尽管她感到口渴。安娜·奥是一个多少有点典型的歇斯底里症患者，而且她是弗洛伊德病人的代表，因为她来自奥地利的一个最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安佐尔，1986）。
弗洛伊德用来工作的资料由他的病人对于他们过去的生活事件的口头表述所组成，特别是他们童年时期的经历。因此，资料——出现在他的病人意识中的每一件事——是定性的。弗洛伊德并不使用诊断性的实验，也不使用任何其他有关他的病人的人格特点的量化测度，当他的病人和他交谈时，他也从不记笔记，所以他的资料就由他所记住的东西组成（舒尔茨，1975）。他不以一种正式的方式来检验假说，而是确认概念、建立分类、提出他的这些概念间的可能关系，或许用一两个个别病例研究来对之进行阐述，用这一种解释的方式来推论出精神分析理论的组成部分。弗洛伊德将自我分析作为他的研究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留下每一个工作日的最后半小时用于分析他自己的思想、梦和记忆。精神分析理论的许多重要组成部分都产生于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特别是他的梦。事实上，创造精神分析理论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1896年和1901年之间：“弗洛伊德在40岁至45岁期间，通过直接着手对于他自己的梦进行分析而发明了精神分析。”（安佐尔，1986）
批评者们指出，弗洛伊德试图通过描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成功的病例——这就是说，在这些病例中，病人作为某种精神分析治疗的结果，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来阐述精神分析的效用（萨洛韦，1991）。弗洛伊德发表了6个详细的病例史，但是，这6个人中的2个病人仅仅几个月之后，在未获得任何确定性的结果之前便中断了治疗。弗洛伊德一度为被恐马症所缠绕的“小汉斯”治病，并从男孩的父亲那里获得大部分有关他的这个病例的材料。弗洛伊德从未看见他的第四个病例中的病人：丹尼尔·保罗·施赖伯，但是通过施赖伯所发表的自传而分析了这个病例。剩下的两个病例，即拉特·曼和沃尔夫·曼的病例，是最完全、似乎也是最成功的病例，但是即便在这些病例中，被弗洛伊德认为是有效的治疗结果也不可能由其他精神分析学家重新再产生出来（萨洛韦，1991）。由于精神分析的有效性缺乏确切的科学根据，所以对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以它表面上的有效性为基础。
弗洛伊德是对他的病人的口头的和非口头的行为的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他是一个有创造性、有勇气的理论建构者，并且将其他有才能的人的思想吸引到精神分析领域之中，因此，他的理论——作为充分表现他的思想力量的一种理智运动——被推向前进了。不过，弗洛伊德最终和他的几个主要的追随者们发生了争吵，所以，分裂了精神分析运动，并摧毁了这个统一体。
谈话疗法
弗洛伊德是一个仔细的倾听者，在一个钟点、一个钟点地倾听他的神经病人的谈话时，他逐渐地开始创造精神分析理论。这有助于他通过与专业同行们讨论这些病例的途径来延伸他的理论。其中，弗洛伊德早年创立精神分析理论时，他最重要的同事是J·布罗伊尔博士（Josef Breuer，1842—1925），一个杰出的维也纳医生，在所谓谈话疗法中与病人讨论他们的症状，由此达到对这些病人的治疗。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于弗洛伊德对布罗伊尔的谈话疗法的使用及与病人的讨论。精神分析理论是社会性地建立起来的，从弗洛伊德与其病人，与其同事（尤其是布罗伊尔），后来又与其追随者的谈话发展而来（图3.2）。
图3.2 弗洛伊德理论的思想先驱和继承者
布罗伊尔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年长的同事，比弗洛伊德大14岁，在维也纳医学圈内德高望重。他有一个委托人是维也纳最富有者之一，他还将病人转诊给弗洛伊德。布罗伊尔是弗洛伊德的一个热情的、愿意提供资助的朋友，他借给弗洛伊德一大笔钱，而弗洛伊德多年来都无法偿还这些资金，所以他最终对不得不依赖这些钱感到了忿忿不平。布罗伊尔也是弗洛伊德的私人医生。不过，从主要方面来说，布罗伊尔将他自己的业已被确认的科学名声提供给弗洛伊德，这对于将人们引向弗洛伊德的创新思想来说，也是必要的（奈特，1984）。
布罗伊尔的医疗业务主要由被称为“歇斯底里症患者”的年轻妇女组成：她们抱怨身体的种种病症，但实际上不是真的有病。1882年，布罗伊尔告诉他的朋友弗洛伊德有关安娜·奥的病例。她这个病例在弗洛伊德与布罗伊尔的讨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样的讨论，他们推进了精神分析理论。当安娜·奥告诉布罗伊尔博士有关她早年生活的不愉快事件时，她暂时从许多病症中解脱出来。例如，在催眠状态下她告诉布罗伊尔，她有一次看见一只狗喝杯子里的水，这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所以妨碍了她喝水。当安娜·奥从催眠的昏睡状态下苏醒过来时，她要了一杯水，并大口喝起来。她的瘫痪的右臂也由布罗伊尔治疗，这时他强迫她回忆早年生活中的一件痛苦的、创伤性的事情。
最终，安娜·奥从她的歇斯底里症中恢复过来，并成为一个杰出的社会工作者（这在德国是第一个人，在世界上是首批人之一）和女权运动者（阿皮格南奈斯和扎拉特，1979）。谈话疗法——安娜·奥也将之称为“扫烟囱疗法”（chimney sweeping）——被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重新命名为“宣泄”（catharsis）。(4)“宣泄”是通过替代性的手段对某个个体的强烈的情感进行清洗。这个概念最初来自希腊悲剧，如同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那样，这些悲剧常常通过在戏剧舞台上描绘悲剧事件来净化或纯净观众的情感。由于某种“水压式的”（hydraulic）情感论，宣泄被看作是一种对个体有用的释放：内在的情感必须被释放，否则，它们就会“沸溢”或“爆发”。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宣泄是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一个先驱。正像在安娜·奥的病例中那样，凭借从潜意识中回忆已被忘却的、不愉快的事件的途径，病人的症状被消除了。
弗洛伊德说服布罗伊尔和他一起作为《歇斯底里研究》的合作者，这部著作出版于1895年，它考察了6个歇斯底里症的病例，其中之一就是安娜·奥的病例。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精神分析的著作（尽管“精神分析”一词直到1896年才被弗洛伊德所使用），它阐明了诸如移情、抵制和压抑等基本概念。在以后的50多年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逐步展开，在他的各种著作中都有论述，其中的每一本著作都是他当时工作的一种总结。他不断修正他的理论，从不对他的理论体系提供完整的论述。
在与布罗伊尔合作的年月里，弗洛伊德渐渐相信歇斯底里是由性的原因所造成的。他认为，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个体在儿时曾被诱奸过，这种儿时的虐待造成了成年生活中的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的病人叙述说他们儿时曾受到成年人的骚扰，弗洛伊德认为这是真的。这种诱奸理论震惊了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反对意见爆发出来，布罗伊尔最终也和弗洛伊德绝交，认为自己曾经是在压力之下赞同弗洛伊德的诱奸理论的。1896年春季之后，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停止了他们的思想合作；他们再也没有彼此交谈。在弗洛伊德的整个一生中，像这样断绝私人关系的做法竟成为反复出现的模式。
1897年，弗洛伊德自己也放弃了诱奸理论，尽管他仍然坚持认为性的问题是他的病人的精神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取而代之的是，他提出了病人们关于性虐待的叙述来自性的想象的观点。当弗洛伊德意识到他的病人有关诱奸的叙述只是幻想时，他受到了令人震惊的打击。这个严重的失望使他转向探讨无意识的其他方法。
弗洛伊德的创造性疾病和梦的分析
1896年，弗洛伊德的父亲去世，引起了一场中年危机和神经疾病，由此导致弗洛伊德对他自己的梦进行自我分析。在对付他自己的神经病，即一种创造性疾病（creative illness）时，弗洛伊德开始写作《释梦》（1899），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弗洛伊德认为，梦对于理解情感失调的原因来说，包含着有价值的线索。梦发生在睡觉当中，这时心灵的有意识的那一部分最为放松，也不设防线。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梦代表着希望的完成，它们通常是——但并非总是——性的。在从1896年至1899年这几年内，弗洛伊德能够回忆起他的几百个梦的细节，有些回溯到他的儿时经历。然后，他分析这个被回忆起来的材料，就像对他的病人的报告进行精神分析一样，那些报告是病人们与他谈话时作出的。因此，弗洛伊德使用自我分析来与他的压抑倾向斗争。随着《释梦》的出版，弗洛伊德的神经疾病也痊愈了。“这本书可以被称作是一部伪装起来的自传。”（埃伦伯格，1970）
弗洛伊德认为他的主要发现为：梦是某种希望的实现，是某种压抑的、不可接受的性的希望的间接性表达。梦是睡眠的监护者，在梦中通常能够唤醒睡梦者的那些情感被伪装起来，所以它们并不干扰睡眠（埃伦伯格，1970）。梦为弗洛伊德提供了观察无意识心灵的一个窗户——最初是他自己的不安的心灵，然后是其他人的不安的心灵。他关注梦的分析，这是他生涯中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有助于他搞懂自己的精神神经疾病，并阐述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1900年以后，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将这个缺乏信心的年轻开业医生变成了一个新学说和新流派的充满自信的奠基人，他相信他已经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他将这一发现视为他对这个世界所具有的使命”（埃伦伯格，1970）。
移情和认同
移情（transference）是一个病人的情感态度从父母或过去的其他个体向治疗者的转变（舒尔茨，1979）。弗洛伊德认为，对于治疗者的这种非理性的爱的情感或敌对的情感是病人与童年时期的依赖性的重大而又必要的脱离。但是，有时候，移情对于治疗者来说可能是令人烦恼的事情。例如，当布罗伊尔认为他近乎治愈安娜·奥的症状时，她有一天晚上却将他叫到床前，告诉他说她怀上了他的孩子。布罗伊尔如此震惊，以至于次日即离开了维也纳，带着他的妻子去度第二次蜜月。当弗洛伊德从布罗伊尔那里听说这些事时，他认定治疗者必须得对移情过程有所意识，并学会控制它，以便帮助病人从他们的神经疾病中恢复过来。
移情概念成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移情被认为是一个病人能够被治愈的一个必要步骤，因为它可以帮助个体想出他们过去的那些令人不快的人际关系。与移情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认同”（identification），通过这个过程，某个个体接受了另外一个人的特性，并将之体现在他，或她的个性之中。一个个体可以采用另一个人的方式、服装、讲话的风格和其他特性，这另一个人被认为是值得敬佩的，且不易产生导致这个个体焦虑的那种危险。弗洛伊德将“认同”看作是持续长久的心理情感。他认为模仿——模仿另一个人的行为——是一种短暂的认同。(5)
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有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许多东西都来自他与W·弗利斯（Wilhelm Fliess，1858—1928）的广泛通信，后者是一个医生，鼻喉科专家，住在柏林。当弗利斯在维也纳被录取在一个研究生培训课学习时，邂逅弗洛伊德。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愿意倾听弗洛伊德的声音，而弗利斯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从1887年至1902年这15年间，特别是从1895年至1902年这7年间，弗洛伊德一直与弗利斯保持着著名的通信联系。他们每星期都通长信，并在假期和其他时间个别会面，弗洛伊德将这些会面美言为“会谈”（萨斯，1978）。(6)
弗利斯有一些奇特的理论，而弗洛伊德和弗利斯的关系带有“某种悲喜剧的味道”（琼斯，1953）。例如，弗利斯认为，性病是由鼻子粘膜的失调所造成的；弗洛伊德鼻子感染了，弗利斯因此为他作过两次手术。从弗利斯那里，弗洛伊德得到了人的两性体（humanbisexuality）的概念，即每一个人都既有男性的倾向，又有女性的倾向。弗洛伊德与弗利斯——这是一个智力在其之下的人——的强烈友情似乎受到某一时期弗洛伊德对于院校交流的需求的激励，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正在探讨他自己的无意识心灵，并构想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琼斯，1953），就1896—1899年弗洛伊德患神经疾病这一时期来说，弗利斯可能对他特别重要，但是最终，亲密的关系竟恶化为竞争和冲突的情感。友谊变成了仇恨，在1900年9月的最后一次“会谈”以后，弗洛伊德和弗利斯彼此再也没有对过话。
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在1896年至1906年作出的，这10年包括他与弗利斯关系密切的那6年。他将有关歇斯底里症、压抑、梦、婴儿性欲和无意识等经典的精神分析思想摆在了科学界和公众面前。在传播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些方面时，他并没有碰到任何特殊的困难——他能够为他的著作找到出版商，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得到赞赏性的接受，尽管“它们也引起了愤怒和反对”（萨斯，1978）。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存在于母亲和儿子之间的一种乱伦的诱惑——遭致特别厉害的批评。有些批评者说，弗洛伊德并没有十分准确地理解希腊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故事。“实际上，弗洛伊德通过抓住这个故事的某些部分而建构了俄狄浦斯情结，而忽略了其他的部分，并且相当任意地重新解释了他所留下的那些特征”（萨斯，1978）。弗洛伊德借助写出他的梦、然后分析它们、并在《释梦》中将之写出来的途径，从他自己的儿童时代中发现俄狄浦斯情结。他在自己的许多梦中找到了婴儿性欲的根据，包括对父亲与弗洛伊德母亲的性关系的妒忌。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希望的实现：
1．快乐原则，这主要由某种性本质的希望和欲望所构成，它对于个体来说可能是破坏性的，因为它们可以要求并不十分文明的行为。快乐原则统治着无意识。
2．现实原则，它由更有逻辑的、有组织的思想所组成，其中许多思想有助于个体达到快乐原则的目的。现实原则主要在意识层面发挥作用。
这两种类型的希望的实现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而一个个体的行为可以代表一种妥协。(7)
人格发展
弗洛伊德的理论特别注重儿童和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人格发展阶段。他与他的病人的会谈往往是探讨这些病人的童年，因为正如弗洛伊德喜欢说的：“儿童是成人的父亲。”他确定了人格发展的以下阶段：
1．儿童早期性器官发育前的三个阶段。在“口头阶段”，从出生到第二年，婴儿注重嘴的刺激，就像在吸和吃的时候一样。这对于婴儿来说，一般来说是一个幸福的阶段，在此，饥饿的哭声导致了给喂东西的反应。但是，然后牙齿从婴儿的牙床中冒出来，这对婴儿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肛门阶段”，幼小的孩子注重身体的排泄功能。首先，这样一种排泄是种不受禁令约束的快乐，但是，然后如厕训练开始了。对某种本能冲动的外在控制教会孩子延缓减轻肛门紧张的迅即快乐。最后，在发展的“生殖器阶段”——这始于3岁末或4岁的时候，孩子注重性器官。这里，又一次不受禁令约束的过分的性感的快乐被成人社会所控制，导致了俄狄浦斯情结、伊莱克拉特情结（在此，女孩感到在性的方面受其父亲的吸引，并对其母亲感到嫉妒）、（女孩的）阴茎羡慕和（男孩的）阉割焦虑。
2．某种延长了的“潜伏期”，大约从6岁到青春期，在这个时期，随着个体慢慢地成熟，性的欲望逐渐消失。
3．“青少年时期”，在这个时期，性器官发育前的性冲动在青春期复活了。
4．成熟期的“生殖器阶段”，在这个阶段，异性爱的行为通常开始。
弗洛伊德提出，个体的人格由三个系统组成：
1．本我（the id），由生而有之的某种心理本性——诸如本能——的所有东西构成。由人的人格的生物成分构成的本我，借助于作为减少紧张的手段的快乐原则来发挥作用。对于本我来说，不存在善和恶；它不知道道德。
2．自我（the ego）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这里，现实原则暂时中止了快乐原则。由此，个体学会区分心灵中的思想与围绕着个体的外在世界的思想。自我在自身和其环境之间进行调节。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
3．超我（the superego），这是人格的社会成分，代表着自我控制，由社会的传统理想的内在表现所构成，如同父母向其孩子所解释的那样。在这里，个体被教会区分正确和错误，并学会为完美而奋斗、而不是为快乐而奋斗。因此，超我与本我是相冲突的。
在所描绘的生活周期阶段中，人格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往往有着不同的发展。弗洛伊德还发明了“利比多”（libido，用来表示“欲望”的拉丁文）的概念，描绘诸如饥饿、渴和性这样的生命本能（这些生命本能也被称作性欲）的力量。利比多被包括在本我之中。
1904年，弗洛伊德出版了《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一书，在书中，他讨论了导致健忘的各种原因。这本著作还描述了失误动作，它是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舌头、笔和记忆方面的种种错误。这些失误揭示了无意识的希望，弗洛伊德认为后者提供了对于个体心灵的洞见，如同他在《笑话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中所论述的那样。今天，我们将我们的无意识的错误陈述称为弗洛伊德式失误，以此来缅怀弗洛伊德对于这种行为的洞见。1905年，弗洛伊德还发表了《性论三篇》，这本著作由于将性作为人类的主要动机来强调而激怒了公众。性始终处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心。或许弗洛伊德之所以强调性，是因其生理学的方面和它与人类生物学的关联。他受过医学教育，在他的生涯中，他只是逐步地给予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以越来越多的重视。弗洛伊德将性看作是个体失调的一个原因，这或许反映了他对于他那个时代的维也纳人的性压抑的内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