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大学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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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在欧洲的兴起

精神分析理论最初在维也纳获得发展,然后扩展到瑞士和德国。今天,欧洲将弗洛伊德作为一个昔日的天才来缅怀,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精神分析学。美国现在是世界精神分析的中心。精神分析理论如何从维也纳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然后又越过了大西洋的呢?

弗洛伊德不是一个孤立的科学天才。他与其他人一起发展了他的科学理论;先是约瑟夫·布罗伊尔,然后是威廉·弗利斯,再以后是一群规模迅速扩大的追随者。1902年,他开始在家里举行每周一次的讨论小组,以便将精神分析学传授给四个主要的追随者。到了1906年,这个星期三的晚间小组扩大为17个成员,此时弗洛伊德开始与苏黎世的卡尔·G·荣格通信,后者已就精神分析方法作了好几年的实验。1907年,荣格来到维也纳会见弗洛伊德,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牢固的联系。一年以后,荣格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来自6个国家的40个人参加了大会(萨洛韦,1991)。弗洛伊德的星期三晚间小组重新命名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在1910年的第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一个国际协会得以组织起来,荣格为其主席。(8)精神分析理论迅速地扩展开来。

由于它的成功,这场非正式的社会运动逐渐被政府机构化而成为一个正式的组织。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决定,任何希望成为一个精神分析者的个体都首先应该和有经验的精神分析者一起进行个人的训练性分析。这个要求对那些能够开业从事精神分析的人作出了限制,并且要求在财务上作出巨大牺牲,以及放弃个体隐私,而且的确是放弃整个自我(埃伦伯格,1970)。“弗洛伊德不是留在业已建立的医学机构中培养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医生,而是创造了他自己的培训机构,并试图使精神分析学家独立于医学院”(萨洛韦,1991)。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早期年代,其他国家的一些个人为获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到维也纳,并因此被培养成精神分析学家。不久,越来越多的个人受弗洛伊德的著作及其日益高涨的声望所吸引,到维也纳来寻求精神分析方面的培养。后来,精神分析训练中心在柏林和维也纳建立,尽管没有建立在大学里,这或许表明:在人们看来,精神分析离开传统的知识结构是多么的遥远。精神分析的培养作为一种博士后的专业,主要限于医科医生,而不是成为心理学方面的医学教育的一个专门领域。

最终,精神分析运动被政府机构化为一套专业协会、培训单位以及其他相互竞争和重叠的组织。弗洛伊德和他的直接追随者的科学创造力的最初迸发没有能够延续下去。对于对个体机能障碍和人类行为都持有某种理论观点的医生来说,精神分析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

弗洛伊德认为,作为1910年国际精神分析大会的主席,荣格的眼界有助于将精神分析建成某种超出维也纳人和犹太人的科学的东西(阿皮戈南斯和扎拉特,1979)。一方面,弗洛伊德是一个特别和善的人,充满智慧和幽默,而且相当有魅力。但是,他也是一个很专制的领导者,经常在保留对关键问题的真正决定权的同时,将其他人置于一种傀儡的位置,这一策略是导致弗洛伊德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之间的冲突的一个原因。与荣格的分裂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卡尔·G·荣格(1875—1961)是苏黎世布格霍尔茨利精神病院的一名精神病医生。他比弗洛伊德小19岁。作为一名瑞士医生,荣格曾在苏黎世大学任教,后来辞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他对弗洛伊德的兴趣始于他1900年阅读《释梦》一书时。两个人开始通信,最终在1907年会面。不久,弗洛伊德将荣格称为精神分析运动的“皇太子”。荣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他对弗洛伊德的尊敬就像某种“宗教狂热”的东西一样(阿皮戈南斯和扎拉特,1979),但是,荣格不是全盘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他还在1912年出版的著作《无意识心理学》中对弗洛伊德的思想进行了批判,该著作的出版造成了他与弗洛伊德的分裂。这一分裂在1914年成为决定性的,他们再也没有见面(舒尔茨,1975)。两者的主要分歧涉及“利比多”的性质。对于荣格来说,“利比多”是一个一般性的生命动能。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它是一种性的动能。荣格还反对俄狄浦斯情结。他因其“类型”(archetypes)概念而广为人知,这是普遍的、原发性的概念。最终,荣格不仅中止了与弗洛伊德的关系,而且彻底离开了精神分析运动。

面对来自公众、特别是来自医学界的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弗洛伊德在其追随者对他的崇拜的促使下,形成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但弗洛伊德的每个追随者最终都和他决裂了。荣格论证说,弗洛伊德过分强调儿童性欲。另一个弗洛伊德的早期追随者——卡伦·霍尼(Karen Horney, 1885—1952)——认为他误解了妇女,并对他的阴茎羡慕概念提出了置疑。霍尼曾在柏林大学获得医学学位,1914—1918年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学习,后来成为那里的一名工作人员,直到1932年流亡芝加哥。她对弗洛伊德的大部分理论都持反对意见,声称弗洛伊德在他的构想中过分强调了生物学,却不那么看重文化的因素。她坚持认为,当儿童在一个有潜在敌意的世界中感到孤立无助时,他会有一种基本的焦虑(舒尔茨,1975)。

A·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比弗洛伊德小14岁,是弗洛伊德的一个虔诚的维也纳追随者。阿德勒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富有家庭里,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他是弗洛伊德星期三晚间讨论小组的一个创始成员,最终因为降低“性”的重要性而与弗洛伊德发生分歧,他认为个体心理学是由社会因素所决定的,是由人与他人的关系所决定的(舒尔茨,1975)。阿德勒并不认为“利比多”是精神生活的主要动力源泉。1911年,阿德勒与弗洛伊德决裂,成立了一个持不同意见的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