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学派

以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著称的批判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的一种理智结合（图4.2）。这一独特的理论团体最初的正式名称是社会研究所，它1923年成立于德国的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其他人在20世纪60年代所给予他们的名称，此时，这个学派已经度过了它的理论高峰。一般来说，他们喜欢被称作批判的理论家，这个名称是由他们的领导人M·霍克海默在他的文章《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1937）中所起的，而霍克海默是在1930年成为社会研究所所长的。批判理论是霍克海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个词是从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政治经济批判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的传统做法中派生而来。

“批判学派”这样一个名称不仅适合于最初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十几个或更多的重要知识分子，而且也适合于几百个其他的当代学者，他们认为自己是早先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精神后裔，或至少在思想上与其十分接近（图4.2）。一个可能提出的问题是：今天的批判学派是否始终足以被视作一个单一的思想流派，但是，我们这里沿循着将他们称为批判学派的通常惯例，同时承认无论是今天的批判学派，还是20世纪30和4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都不能代表一个统一的理论事业。

批判学派主要的历史事件都被列在表4.1中。关于这个学派，有几十本书和几百篇文章，但最有权威的论述是M·杰伊（Martin Jay）的《辩证的想象》（1973），这部著作在写作时，“主要的人物都还活着，并可接受采访，通信和他们的私人文件没被丢掉和散失，而且他们的年事已高，已不介意使用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东西”（昆顿，1974）。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侧重于马克思、弗洛伊德以及先锋派的艺术和文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学者是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受到“驱使而偏离正统学说——即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而被削弱的、莫斯科式的马克思主义，偏离它的思想僵化，偏离它将艺术和文学置于宣传的束缚之下的做法，偏离它对当代文化中的任何不能明确实现俄国国家权力之直接目的的东西——从弗洛伊德到超现实主义——的恶语中伤”（昆顿，1974）。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左派马克思主义的，但也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哲学的、文学的、人道主义的和理智的。

这些学者所受的训练主要是哲学方面的，所以他们并不强调经验的资料收集工作，但是，把他们看作是非经验主义的或反经验主义的学者，这也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更确切地说，他们观察他们正在批判的社会的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他们的研究对象的历史。在有些场合，他们进行调查研究，如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对工人阶级家庭和权威的态度进行调查。在一些罕见的场合下，他们利用量化类的态度标准，如阿多诺等人的著作《权威人格》（1950）。

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核心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洛文塔尔——是真正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除了具有高层次的学术素质外，在学术工作方面彼此合作的程度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写作，仔细地相互评论各自的文章（尽管不是和谐一致的），并在广泛和多次修改后将这些文章发表在他们的杂志上。他们之间的对话是这个学派的理论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的结合得益于研究所并不隶属某个单一大学的系或科，也得益于研究所重视学术研究，而不是大学教学（杰伊，1988）。

批判的理论家享有一种不受阻碍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这先是在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出现的，然后，希特勒于1933年掌权之后，是在美国发生的（昆顿，1974）。⁽²⁾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有政治自由，而且还有经济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得益于谷物巨商H·韦尔所提供的慷慨资助。因此，批判的理论家出于一种社会良心而自由行事，支持非同一般的事业，反对强大有力的现存力量。几乎所有的法兰克福学者都能够逃脱希特勒的控制（阿多诺等了很长时间，差一点儿没做到，W·本雅明以为自己无法逃脱，所以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上自杀）。⁽³⁾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能够把他们的基金从法兰克福转移到美国，尽管这笔基金最终不足以支持他们在纽约的工作。⁽⁴⁾

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学说由以下批判所构成：（1）对于实证主义（关于真实的、“实证的”事实可以从观察和实验中获得的信念）的批判，声称社会科学是一种虚假意识，它“在价值中立的骗人外衣的掩盖下认可现状”（昆顿，1974）；（2）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为它没有完全摆脱实证主义，也因为它认为，“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这场革命将消灭异化和统治”（昆顿，1974）；（3）对于社会的批判，因为它具有引导个体对其状况采取虚假接受的态度的非理性因素。批判学派试图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入意识。因此，批判的理论家的行为旨在导致一个没有人类剥削的理想社会。在这方面，他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范立场。

好挖苦人的观察者们将在曼哈顿逗留时期的社会研究所称为“咖啡馆马克斯”（Café Max），就是说，不带“r”的“咖啡馆马克思”（Café Marx），以纪念它的导师：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⁵⁾他们声称，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正在丧失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方向。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聚会竟然会重新安顿在纽约——一个比法兰克福更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心，这也的确是个自相矛盾的事。这个悖论或许能够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社会研究所在旅居期间强烈地抵制与美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例如，研究所继续用德文出版它的杂志，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潜在读者中很少有人能够读懂这种语言。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只是将纽约当作他们的暂时家园，虽然他们在美国一呆就是17年。

哪些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

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是犹太中上层家庭的子弟。他们的父辈是成功的资本主义者：M·霍克海默的父亲是一个优秀的工厂主，阿多诺的父亲是一个酒商，L·洛文塔尔的父亲是一个医生。他们父母的影响使得未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受到了极好的正规教育。一般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的父母都强迫他们的儿子随同其父亲参与家庭的事业，这样的职业安排为他们儿子所反对。他们也从其父母的资本主义倾向转向马克思主义。在纳粹德国，犹太主义是一种异己的经历，它使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特别意识到作为权威主义之基础的偏见和反犹主义（他们所研究的一个题目）。或许他们的犹太身份帮助他们认同了偏见的其他对象，而且更一般地认同了社会的受压迫者。

当社会研究所1923年正式开始运行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中，只有M·霍克海默是它的成员，L·洛文塔尔1926年成为其成员，T·阿多诺1928年成为其成员，H·马尔库塞1933年成为其成员。学派的主要兴趣随着新成员的增加而发生变化。由于阿多诺的加入，有了对于音乐的重视；由于洛文塔尔的加入，有了对于文学的分析。后来，具有精神分析实践经验（尽管未受过以医生为目的的培养）的E·弗洛姆引入了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兴趣，H·马尔库塞也是这样。就将马克思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结合起来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学术团体都还没这么尝试过。这两个有着激烈反差的理论似乎不能融合，但是，它们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却携起手来。

有几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在他们接受正规教育期间没受过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培养，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搞社会研究的人。M·霍克海默（1895—1971）以一篇关于康德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加入社会研究所之前，他作为助理教授在法兰克福大学教哲学。T·阿多诺（1903—1969）也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作为阿诺德·勋伯格先锋派音乐家小组成员在维也纳学习音乐。阿多诺被描绘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最令人炫目的、趣味高雅的人，（也得说）是最难以理解的人”（昆顿，1974）。他表现出一种生硬的个性和一种转弯抹角的写作风格。在居住美国的日子里，他傲慢地坚持他的欧洲生活方式。他撰写了反对爵士音乐的讽刺文章，滔滔不绝地谈论“严肃音乐”的优越性（对于阿多诺来说，“严肃音乐”不一定是古典音乐，而是使个体能够认真思考的音乐）。

L·洛文塔尔（生于1900年）尽管也学习文学、历史和社会学，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E·弗洛姆（1900—1980）受到强化的犹太教教育，以便与他的姓——“fromm”（弗洛姆）意思是“pious”（虔诚）——保持一致（布尔斯廷，1991）。他研究哲学人类学，专事宗教研究，22岁时在海德堡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在对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精神分析运动都作出贡献的精神分析家中，弗洛姆一度位于最流行、最多产的人之列。他的著作，《逃避自由》（1941）、《健全社会》（1955）、《爱的艺术》（1956）和《禅宗与心理分析》（1960）均为畅销书，拥有广泛的热情专一的读者……他对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影响和关联丝毫不亚于其他精神分析学派的作者。”（布尔斯廷，1991）弗洛姆的这些流传广泛的著作写在他于1938年与社会研究所中断来往之后。

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结合

当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的想法似乎还是离奇的。那时，有一个追随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政府——即苏联——使弗洛伊德的思想不受欢迎。而且，弗洛伊德关于社会变革的悲观主义似乎与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也不相吻合（杰伊，1973）。虽然社会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兴趣只是慢慢滋长起来的。研究所的头7年，就是直到M·霍克海默1930年成为所长时，主要是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1926年参加研究所的L·洛文塔尔从事精神分析，并鼓励霍克海默进行同样的工作。在弗洛伊德的学生K·兰多尔（Karl Landauer）的指导下，霍克海默从1929年开始这么做了（赫尔德，1980）。由于霍克海默的帮助，一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研究所在法兰克福大学得以成立，它由兰多尔任所长。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与这个新成立的弗洛伊德研究所保持着松散的联系，不久，弗洛伊德研究所的一个核心人物E·弗洛姆加入了社会研究所。

世界性事件促使法兰克福学派逐渐从其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移开来。1933年，希特勒接管魏玛共和国，结束了社会主义政党在德国的命运，也结束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后来，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它导致了对于波兰的侵略）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俄国共产主义（它始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终结。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最终成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

随着他们逐渐摆脱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迷恋，他们也慢慢地采纳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弗洛伊德关于个体的社会心理学的微观层次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变革的解释的宏观层次。E·弗洛姆是一个热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认为马克思的框架不完整；他主张，弗洛伊德的观点也需要得到充实。弗洛伊德将社会结构当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接受下来。马克思将心理因素排斥在他对于决定社会结构的经济因素的解释之外。弗洛姆认为，个体的家庭社会化是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力量，甚至成人的社会化作为社会变化的一个手段都是重要的。

E·弗洛姆特别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某些方面展开批判。例如，他反对弗洛伊德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声称这个情结只有在父权社会才会发生。这一批判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某种社会分析应该被限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而更加宽泛的一般化是危险的。1938年左右，弗洛姆退出法兰克福学派队伍，移居美国。当他主动退出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他进行了攻击。尽管弗洛伊德理论的作用在20世纪40年代被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多少有点降低了，但这些学者继续研究权威和家庭，并最终导致了阿多诺等人的重要著作：《权威人格》。它表明了一种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

权威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

考虑到德国纳粹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迫害，这些人之对法西斯主义根源发生兴趣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他们对于法西斯主义根源的解释既依据于马克思主义，又根据了精神分析理论。他们论证说，竞争的资本主义为法西斯式的垄断的资本主义所替代，以对付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反映在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采纳了弗洛伊德将文明作为对人类本能的一种压抑来批判的做法，论证说法西斯主义压迫是权威人格的一种功能，它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被灌输给资产阶级家庭的这样一种观点：极权主义是面对经济危机而保存现存社会结构的一个手段。

思想影响的漫长踪迹导致了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权威人格”的研究项目。1930年左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家和马克思主义者W·赖希（Wilhelm Reich）观察到，性压抑引起了法西斯主义。在迁移柏林——他本人在那里经历了希特勒的上台——以后，赖希将法西斯的根源追溯到德国中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成员的个性结构（萨姆森，1986）。

E·弗洛姆也从一个精神分析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认识赖希，他随后接手了权威主义的研究。1929年和1930年，希特勒掌权后不久，弗洛姆和他在社会研究所的诸同事对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1150名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进行了调查。个人访问被记录下来，然后进行精神分析（这是精神分析方法的一种独特的使用，这在美国有关权威人格的研究中也被以类似的方法加以运用）。欧洲研究的理论框架、它的某些结果（诸如受过权威主义父母培养的受压抑的个体后被法西斯主义吸引）为霍克海默的《权威和家庭研究》（1936）和弗洛姆的名作《逃避自由》（1941）所探讨。这一关于权威主义的欧洲研究促成了《权威人格》的诞生，它是一部在美国完成的有关偏见的大型经验研究。

反犹主义并不是1920—1930年在欧洲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还没有开始，但它是“权威人格”研究的重点。阶级意识在美国的权威研究中作为一个因素退出人们的视野。“赖希原来的问题被加以改造，以适应一种自由的、经验主义的、个体心理学的框架。”（萨姆森，1986）相对于欧洲的《权威和家庭研究》，美国的对应物是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它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和美国式的量化心理学（它以阿多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合作者D·列文森、R·N·桑福特和E·F·布伦维克为代表）的混合品。这四个合作者都具有精神分析的倾向。四个学者怎样走到一起从事最为著名的偏见研究？这只是个偶然和机遇的故事了。

权威人格

用于《权威人格》研究的资料收集始于1943年，此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务长征求该校心理学家N·桑福特（Nevitt Sanford）的意见，问他能否使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助者的500美元，以从事一项关于反犹主义的研究。桑福特接受了这笔基金，雇用了他的一个博士生D·列文森（Daniel Levinson），很快又邀请了伯克利儿童福利会（今天，它的名称是人类发展研究会）的心理学家E·F·布伦维克（Else Frenkel-Brunswik）加入这个项目。以后，霍克海默开始对伯克利的研究发生兴趣，并通过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获得更充足的资金（从1945—1948年3年中，每年约4万美元），以从事对偏见的一系列研究项目。⁽⁶⁾霍克海默建议阿多诺加入伯克利的研究队伍，所以阿多诺每隔几个星期往返于洛杉矶（他当时住在那里）和伯克利之间，参加一次项目成员会议。

有多名作者介入的著作很少是真正合作性的，但是《权威人格》看来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四个作者中有三个是犹太人，第四个人——内维特·桑福特——是一个南部的新教徒。毋庸置疑，他们的背景对他们研究的性质产生了作用。弗洛伊德的影响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进入《权威人格》研究。桑福特与H·默里（Henry Murray）一起学习过，后者是一个曾在哈佛大学介绍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家。那时，桑福特从H·萨克斯（Hans Sachs）——他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同事——那里接受精神分析培训课程（桑福特，1986）。1940年，当桑福特开始在伯克利心理学系教书时，他坚持进行业余的精神分析实践，在一大早和傍晚给病人看病（桑福特，1986）。

E·F·布伦维克也曾一直从事精神分析，但将对弗洛伊德的倾向与量化心理学的爱好结合起来。布伦维克（1908—1958）是一个中欧人，曾在维也纳大学随K·比勒（Karl Büher）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她继续留在这个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同时进行精神分析，直到1938年纳粹占领维也纳、迫使F·布伦维克和她的丈夫——E·布伦维克（Egon Brunswik）——移居美国时为止（列文森，1990）。在当时有关（禁止）任人唯亲的规则影响下，E·布伦维克在伯克利的心理学教师的任命排斥了她取得终身教师职位的可能性，所以，F·布伦维克为伯克利儿童福利研究会所聘用，从事研究工作（史密斯，1990）。1943年，她参加了由桑福特、列文森和阿多诺所进行的权威研究。

阿多诺“是一个最令人兴奋的理性伙伴。他具有在我们看来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深邃把握的知识，熟知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内部和外部，尤其是，有说不完的近乎下流的玩笑。在思考‘F’（Fascism，法西斯主义）级的条目时，他这个人非常有帮助”（桑福特，1986）。T·曼（Thoms Mann）是德国流亡知识分子，20世纪40年代初住在洛杉矶离阿多诺不远的地方，他这样描绘批判的理论家：“阿多诺……与他的老朋友W·本雅明相似，也是一个智力型的人，不妥协，生不逢时，从事最高层次的工作。他生长在一个完全由理论（也包括政治理论）和艺术——主要是音乐——兴趣所笼罩的氛围内，因此，他研究哲学和音乐……在其一生中，这个具有非凡才能的人拒绝在哲学职位和艺术职位之间进行选择。他认为，他在这两个不同领域中实际上追求着同样的东西。他的辩证的思想转折以及对社会史的爱好是与对音乐的热情相互连结在一起的。”（曼，1961）

D·列文森是伯克利的一个心理学博士生，曾上过N·桑福特带有精神分析观点的课程。因此，《权威人格》的四个合作者除他们个人的定量心理学方法的技能，以及除阿多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外，都具有某种弗洛伊德的观点。

这四位学者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犹太人有偏见的个体是否也是对其他外在团体有偏见？他们编制了“E”（ethnocentrism，种族中心主义）等级表，以便发现问题的答案。此时，这些学者又想弄清楚造成偏见的深层情感是否需要以其他的方式得到表达的问题，这里，出现的是“F”（Fascism，法西斯主义）量表（桑福特，1986）。在五点“李克特型”（强烈地赞同、赞同、未决定、不赞同、强烈地不赞同）的典型量表项“E”和“F”量表项中，类型等级条目是：

1．犹太商人的一个麻烦是：他们经常在一起，以防其他人在竞争中有公平的机会（E）。

2．在近50年中，真正的崇美主义的最大危险来自外国的思想和鼓动者（E）。

3．对于权威的服从与尊重是儿童应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F）。

4．侮辱我们自尊心的行为应受到惩处（F）。

他们发现，这些级别是如此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以至于他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反犹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统都是被他们称之为“权威主义者”的一般性格结构的组成部分。在一个书评中，B·史密斯（Brewester Smith）（1950）声称：“就比喻的意义来说，加利福尼亚的研究者们开始追踪黑背豺的足迹，却发现他们自己落入了巨兽的控制。”他们的研究选择的时间增加了对这一研究的社会意义：希特勒对于欧洲犹太人的迫害已使反犹主义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随着对希特勒的集中营的发现，美国对于大屠杀的恐惧变得明显了。麦卡锡主义在美国蠢蠢欲动，这个国家似乎要转向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然而，反犹主义还没有在社会心理学家那里得到太多的研究。

由伯克利的研究者们所确认的权威主义人格是软弱的和有依附性的，但是试图通过实施一种惩罚性的、传统的道德来维持法律和秩序。权威主义个体以老一套的范畴思考，并强烈地感受到对于所有外部团体的偏见。个体之根本性的软弱和自卑的自我态势导致了一场“痛苦的斗争，以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他实际上属于强者和优秀者”（史密斯，1950）。

研究资料主要来自2099名被访者——伯克利的学生，旧金山的精神病病人，圣昆廷的监狱犯人，“狮子和扶轮社”的会员，以及各种其他团体。他们填写E和F级的问卷，并提供了有关他们自己的其他资料。这个样本虽然大而多样，但在美国人口中并不具有代表性。然后，伯克利的学者从数以千计的调查对象中挑选了80个被访者——他们的分数位于E量表中的最高处和最低处，并对他们进行无限制的个人访谈。提出的问题有关职业、收入、宗教、政治、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和种族。访问报告然后从种族中心主义出发来记分，一种隐蔽的分析得以形成，以便预测每一个被访者在E量表的基础上是处于高的还是低的种族中心主义的位置。两种测度方法（无限制的访谈和种族中心主义的态度等级）在85%的案例中是一致的。80个高或低的种族中心主义（测试）个体也被要求回答TAT（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主题统觉测试）的投射技术，这些资料然后得到分析，以用作偏见的指数。最后，有关两个人——一个是高的种族中心主义，一个是低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深度案例研究通过精神分析技术得以进行。

总之，《权威人格》既标志着心理测试和精神分析观点的混合，也代表着调查、临床和投射法的一个三角测量术。它所产生的1000页的书卷是“图书馆书架上的一个有形标志”（史密斯，1950），也是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于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偏见——的令人赞叹的表现。

1950年前，偏见研究在美国的心理学家中并不流行。《权威人格》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在从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中，F量表被用于已经出版的研究中，包括3万名美国被访者，加上来自23个其他国家的1.5万名被访者（桑福特，1986）。不管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权威人格》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它的确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有成员的最著名的作品。不幸的是，从这一重要的研究中没有引发出关于个体如何成为有偏见的这一问题的探讨。此类探讨本该从一种社会学的和传播的视野出发。不过，60年代的一系列传播研究利用了M·罗卡埃克（Milton Rokeach）的教条主义量表⁽⁷⁾，将它作为确定说服试验中个体受传播讯息的影响程度的一个介入性变量。

返回法兰克福，返回弗洛伊德

195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以后，法兰克福学派恢复对于弗洛伊德的重视。研究所再次对精神分析理论发生兴趣，而这种兴趣是由马尔库塞所引导的，后者在1932年已经加盟了研究所，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表现出来的。和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一样，马尔库塞（生于1898年）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的儿子，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西班牙内战和苏联的斯大林的清洗，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不满，并成为一名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杰伊，1973）。在一个漫长的酝酿期之后，马尔库塞的重要著作《爱欲与文明》（1955）出版了。这部著作建立在弗洛伊德的生命直觉（爱欲）和死亡直觉（死欲）的概念的基础上，并将其置于一种社会经济的背景之中。马尔库塞论证说，在某些物质条件下，个体能够摆脱性压抑和死亡直觉，因此一个不受限制的生命直觉会繁盛起来。马尔库塞的其他重要著作是《单向度的人》（1964），这部著作使他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学生运动的崇拜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批判后资本主义，因为后资本主义用大众媒体广告操纵着人们的精神，这样人们就会渴望消费产品，就会丧失他们的批判的和抗争性的思想路线（昆顿，1974）。但是，当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真正反对现存的制度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学者们则因为学生由激进主义引起的幼稚的破坏性而感到灰心丧气。

在最近几十年中，法兰克福哥德大学的社会研究所的思想影响逐渐黯淡。随着早先一批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的退休和去世，批判理论的精神力量延伸开来，吸引着不同国家的众多学者都运用一种批判的观点。因此，一个广泛的批判学者的圈子崛起了。

批判学派和传播研究中的经验学派

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对于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极其不同。批判学者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主义学者认为媒介能够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并能够引导渐进的社会变化。对于批判学者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谁拥有和控制大众媒介，这是一种宏观的看法。经验主义学者主要关注媒介对于个体受众成员的效果，这是一种微观的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及期间，批判学者强烈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因此，他们的学术兴趣自然而然地转向宣传、偏见和其他与希特勒上台有关的议题。大部分的当代批判学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们的一般方向上，或多或少可能是左派的。的确，他们质问社会现状，并且经常反对现存的制度。

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历史原因可追溯到他们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开始的时候——批判学者一般都反对实证主义，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倾向于哲学。他们对经验主义数据持批判态度，尽管这些数据在《权威人格》中得到了应用，且在1950年后社会研究所返回法兰克福时也得到了应用。事实上，1950年以后的研究所在将美国社会研究方法介绍给欧洲学者方面是颇有影响的。

批判的学者注重解放。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社会研究中谁有所得，谁有所失？在大众传播和社会的问题上（海巴特，1983），他们探求媒介使个体异化、使通俗文化商业化的途径。有些批判学者从事文学批评，有时候将这种批评和内容分析结合起来。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洛文塔尔对有关名人的杂志文章的研究（1944），这些文章发表在1901年的《烧碳人》和1941年的《星期六晚邮报》上。洛文塔尔表明，在美国历史上的这40年期间，发生了从生产的英雄到消费的英雄的变化（海巴特，1983）。

有一个批判的学者相信媒介唤醒意识的能力，他就是W·本雅明（1892—1940）。他生在德国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作为阿多诺的一个朋友，本雅明与社会研究所长期保持联系，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并从研究所的捐款中获得了一笔津贴。在与德国学术界的一次不幸的交往之后，本雅明迁移到巴黎。他与B·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友情在通俗艺术的革命性潜力方面引起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表达在《理解布莱希特》（本雅明，1966）中。1940年，当希特勒的装甲车侵入法国的时候，本雅明延误了他的逃亡，尽管他在纽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事们不顾一切地请求他这么做。他几乎得到了自由。

今天，批判的学者和经验主义的学者的截然相反的理论观点经常将他们带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事实上，批判的和经验主义的裂痕是今日传播领域中的最明显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