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之遷都與還都

查考我國的歷史，遷都之事多，而還都之事少；即或有之，亦和現在的還都，意義大不相同；所以我們這一次的還都，確可以説是空前的盛事。

唐虞以前，都邑已不可深考了。夏代都城，究在何處，亦還是問題，但《世本》説禹都陽城，又説桀都陽城，則夏代的都邑，似乎無多遷徙，但夏代有太康失國的一個動亂，其都城又不能全無變動，《左氏》襄公四年説：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夏民爲羿所因，夏之都城，必曾一度爲羿所據，而哀公元年，又説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則少康恢復夏業時，似乎把舊都也恢復過來，而仍還居於其地，這一個推測如確，少康便是歷史上可考的光榮還都的第一人了。殷代的都邑，遷徙最多，其中盤庚的涉河南治亳，《史記》上説他是回復成湯的舊居，這也可稱爲還都，盤庚也是殷代的賢君，如此，在三代以後，倒已有足資紀念的還都兩次了。但夏殷兩代，年代究竟太遠了，史料傳者太少，其時之真相如何，究竟不易評論。

因不能還都而蒙受極大的損失的，歷史上最早可考的，便要推東周。東周平王元年，爲西元前七七〇年，下距秦始皇盡滅六國的前二二一年，凡五百四十九年，其時間不可謂不長。西周之世，西畿應爲聲明文物之地，然直至戰國時，論秦者尚稱其雜戎狄之俗，在秦孝公變法自强以前，因此爲東方諸侯所排擯，不得與於會盟之列，可見西周之亡，西畿之地，遭受破壞的殘酷。當西畿未失之時，周朝合東西兩畿之地，猶足以當春秋時之齊、晉、秦、楚，此其所以在西周時，大體上，能够維持其爲共主的資格。到西畿既失之後，形勢就大不相同了。昔人論周之東遷，恒以爲莫大之失策，誠非無所見而云然。

三代以下，秦朝運祚短促，自不會有還都之事。前漢二百十年，亦始終未能移都。莽末大亂，後漢光武起，不光復舊物而建都洛陽。這就繼承漢的基業説，也可以説是未能還都。光武所以不都長安，大概因赤眉亂後，三輔之地，破壞得利害了，修復遷移，所費太巨之故。這未嘗非愛惜民力之意，然通前後而觀之，則光武的不能還都，中國在國勢上，實頗受到損失。中國在前代，建國的重心，實在黄河流域。當這時期，能向西、北兩方面拓展，則規模遠大，而國勢可以盛强，若退居河南，徒和當時富力的重心山東相聯絡，則未免易即於晏安，而國勢亦漸以陵替。這一點，近人錢賓四君考論得最爲深切著明，詳見其所著之《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本。兹因限於篇幅，不能備引，然原書殊有參考的價值，甚望得之者能够一讀。後漢末年，董卓亂政，爲東方州郡所討伐；卓乃迫脅獻帝，還都長安，此乃所以避兵鋒，作負隅之勢，並非能恢復前漢的規模，自然説不上還都。董卓敗後，李傕、郭汜攻陷長安，獻帝爲所劫持，更不自由，後乃設法逃歸洛陽。這亦是逃難而已，更説不上還都，既非能够還都，自然不能自立，所以不久，又被曹操劫遷到許昌去了。曹魏篡漢，還都洛陽，而西晉因之，迄亦未能再振。懷愍之難，洛陽、長安相繼淪陷，而中國在北方的政權遂中斷。

東晉元帝，以西元三一七年立國江東，自此至五八九年陳亡，凡約二百七十三年，迄未能光復舊物。其中惟桓温於三五六年擊破姚襄，曾一度恢復洛陽。當時温曾抗表請還都舊京。然此時河南破壞已甚，不易立足，遑論進取？自非有不世出之畧者，不易爲此非常之舉。當時東晉的朝廷，則何足以語此？而且桓温的請還都，亦非真有恢復中原之意，不過上流的勢力，全在其手中，如果還都，則中央的政權，亦必歸其掌握罷了。所以晉朝諸臣所籌畫者，倒是如何拒絶他的請求。桓温此時的實力，還未能迫脅晉朝北遷，還都之説，自然成爲空論。到三六五年，洛陽就又爲前燕所陷了。四一六年，劉裕破後秦，又恢復洛陽。其明年，并復長安，晉南北朝時中國之兵威，實以此時爲最振。但裕已年老，後方又有問題，駐節北方，經畧趙魏之議，終於不能實行。師還未幾，長安再陷。宋文帝時，屢次北伐，皆遭慘敗，馴至胡馬飲江，洛陽自亦無從保守了。這是有可以恢復的機會，因内部的矛盾而失之的。

宋、齊、梁、陳四朝，南方的形勢，迄較北方爲弱，然都城則從未動摇過。惟五四九年，臺城嘗爲侯景所陷，侯景此時，名義上雖係梁臣，實係北來的勢力，這亦不啻都城陷於敵手了。元帝立國江陵，賴王僧辯和陳武帝之力，得以恢復建康。此時理應即行還都。然而濡滯不決，遂使敵國生心，漢姦作倀。元帝之侄岳陽王詧，聯合西魏，乘江陵兵備空虚，將其攻陷。此時敵我兵力懸殊，元帝理應出走，即不能達到建康，暫避在今湖南境内，亦是無妨的，西魏未必再有兵力進取。乃又不能決計，而徒爲不足恃之守備，這不可謂非失策了。岳陽王自此立國江陵，在其境内稱帝，望北朝則稱臣，這是十足的一個僞組織了。王僧辯和陳武帝，立元帝之子敬帝於建康，南朝的統緒，賴以不墜，然又出了一個漢姦：梁武帝之子貞陽侯淵明，先以戰敗爲東魏所俘，此時東魏已爲齊所篡，又發兵送之來，王僧辯拒戰不勝，竟降之，把他迎接進來，奉之爲君，而廢敬帝爲太子。王僧辯是削平侯景的元勛，陳武帝的資望，還在他之下，乃固一戰不勝，甘心從逆，這和現在汪兆銘、陳公博等以黨國要人而甘心附敵，頗有些相像，而此時建康的政府，亦不能不謂爲僞組織了。幸得陳武帝密定大計，討殺王僧辯，廢黜淵明，重立敬帝，而南朝乃得恢復其獨立。然還有一班漢姦，勾結敵兵，大舉入犯，業經渡江打到建康了。此時的形勢，可謂極其危急。幸又得陳武帝奮其智勇，百姓齊心，將士效命，把他們一舉殲滅。這一次的戰役，和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保衛首都的龍潭戰役，頗爲相像。然龍潭戰役，究竟還是鬩墻之争，這一次則其所打擊的直接是異族，其關係實更爲重大了。所以陳武帝實在是一個民族偉人。

拓跋魏的根據地，本在平城。自孝文帝遷都洛陽，乃能大接受中國的文化。這本是鮮卑民族的一個大進步。但因其屬於北邊，措置不甚妥帖，又其南遷的政府，腐敗不堪，遂至引起北方武力的再度南下。洛陽累遭兵燹。孝文帝旋爲高歡所逼，棄之而入關，臨行時，望着黄河向臣下説道：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獲還復舊都，卿等之力也。則其意未嘗不渴望着還都。然此時關中全在宇文氏之手，安有容其展佈的餘地？孝文一入關，即爲宇文泰所弑，往後諸君，自然更不必説起了。此時西方的重點，仍在長安，東方則在晉陽及鄴，洛陽初無關輕重。及隋唐三世，乃又以長安爲西都，洛陽爲東都，恢復到周、漢時代的舊觀。

隋朝運祚短促，不足論。到唐代，屬外的聲威，也恢復到漢朝的老樣子了。唐朝的盛運，大約自貞觀至開元，天寶以後，則長安全失其長駕遠馭的作用了。同一都邑，而盛衰前後不同，此中原因固多，然有一點，關係甚爲重要，而讀史者能注意到的頗少，今特爲指出之。案漢唐盛時，守衛皆非僅在邊境。漢朝對漠南北，屢次出兵，威棱遠憺，使其地的野蠻民族，無從養成氣力，固不必論。唐朝的出兵，雖不如漢朝的頻數，然平突厥、薛延陀後，亦設立兩都護府，以管理漠南北之地。此外漢朝設立西域都護，以維護天山南北兩條通路；唐朝設立西域四鎮，亦在西域地方，造成四個據點。此等綫的維護，點的佔據，固然不足語於民族同化。然拓殖的大業，管理夷狄而即在夷狄之地，防其跋扈，制止其互相吞併及勾結；把小變消弭了，大變自無從發生，此即古語所謂守在四夷。所以唐初邊境上的守兵，是極少的。到開元時，雖看似武功煊赫，然此等規模，業已失墜，於是爲了要控制四夷，保衛邊境，不得不設立節度使，藩鎮之權重，而内地守備空虚，就引起安史之亂，此後節鎮遍於内地，所憂者專在蕭墻之内了。長安的形勢，足以長駕遠馭，誠如錢賓四君所云，然亦須國家之政策，有以與之配合，斷非徒恃都邑之形勢而已足。此點，凡侈談都邑的形勢者，皆不可不注意及之。

唐朝安史亂時，玄宗奔蜀。其後僖宗又以黄巢之亂奔蜀。代宗以吐蕃入犯，曾一度幸陝州。德宗以朱泚背叛奔興元，李懷光叛，再奔奉天。僖宗自蜀還後，又爲叛臣所逼，奔寶鷄。昭宗亦曾數次播遷。後皆復還長安，然此等亦只是逃難，並非遷都，既非遷都，自然無所謂還都了。

當外敵憑陵之際，都城有宜於遷徙的，有不宜於遷徙的。敵人的力量，本屬有限，我一摇動，所損失者甚大。且在專制之世，國民向不問國事，抗敵的意志，縱或堅强，因没有組織，無路以自效於國家，反攻的整備，即非旦夕所可完成。因一個動摇，勢如崩山，淪陷之區，勢必加廣，倘使能够堅持一下，這種損失，都是可以免掉的。在此情形之下，自以堅守爲是，這是宋朝澶淵之役，明朝土木之役，寇萊公、于忠肅公之功所以不可没。若都城實不能守，而政府必堅守之以與之俱亡，則一朝淪陷，國政反失其中樞，退守反攻，更加無人策畫，糜爛之局，遂益無從收拾，則自以在適當時期，脱出爲是，此明思宗之煤山殉國，所以雖然壯烈，而論者仍譏爲失計。當明末，滿人雖席方興之勢，其實力實極有限。試看他乘南都之荒淫，諸將之不和，流寇之不成氣候，宜若可以席卷中原，然仍只能打到江南及陝西爲止，此後的進展，全然是一班漢姦替他效力，便可知明思宗當日，如其遷都南京，其局面，必不至如後來弘光帝之糟了。

中國歷代，所謂南北分裂，總是以長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對抗的，若南嶺以南，則根本未能爲輕重於天下。據此以與異族對抗的，當自宋之益王、衛王始，然其細已甚了。明唐王據福建，桂王據滇桂，聲勢始稍壯。太平天國起於廣西，討伐幾遍十八行省，事雖無成，其聲勢，又非桂王之比了。辛亥革命之成功，雖若係於武漢的起事，然其根原，實在來自南方的。此次抗戰，又以西南西北爲根據地，卒奏克捷之烈，而有今日光榮還都。這是世運的轉變，要合前後而觀之，然後才知其偉大。

大凡一個國家，總有其一個或若干個重要地點，此等重要地點，或爲財富之所萃，或爲兵力之所存，或爲文化之所寄。其中文化一端，尤爲重要。因爲這是民族的靈魂，雖無形而其力量實極偉大。羅馬帝國之所以衰亡，斷不能謂其和羅馬之喪失，没有關係。大食帝國文治武功之燦爛，至近世乃漸即衰微，其和報達之遭受蹂躪，亦決不能是没有關係的。不必文明的大國，即較落後的民族，亦是如此。五胡之中，鮮卑慕容氏，程度要算最高，然自侵入中原以後，其在遼西的許多根據地，一時喪失，即其極意經營的龍城，亦不能保持，則其亡也忽焉。拓跋魏的文化，要比慕容氏落後得多，然平城之一據點，保存較久，則其命運亦較長。契丹泱泱大風，一朝瓦解，亦因天祚帝荒於遊畋，置國家之重心臨潢一帶於不顧之故。歷代侵入中國的異族，知道要保存其根據地的，莫如女真，金世宗惓惓於上京舊俗，要想加以保持，尚未有何等設施。到清朝，就要封鎖東北，不許漢人移殖，然仍爲漢族偉大的移殖力所突破。若元朝，雖失其在中國之地，然蒙古地方，依舊保存，則至今日仍不失爲一大族。此可見每一民族根據地關係之重要。此等重要地點，幅員廣大，人口衆多，文化分佈平均之國，要多一些。所以洛陽、長安，在中國所發生的作用，不如羅馬、報達等在西方的重要。然其中仍有最重要的，如現在的首都南京即是。因爲在現在，全國財富和文化的重心，還在長江下游一帶，這一帶，我們必須保持，民族的精神，才覺健全，而亦易發揮其威力，所以這一次的還都，是有極偉大的意義的。

還都之事，歷史上雖非無有，然其意義，都是和現在不同的，所以這一次的還都，確是空前的盛事。所以能成此偉烈，則（一）由民族主義的昌盛。全國人民，抗敵的意志，一致堅强，所以任何地方，都成爲抗敵有力的根據地。首都雖然淪陷，不怕没有憑藉，以圖恢復。（二）亦由於當局領導的得法。以中國之大，斷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所能够毁滅的。有時國土淪陷而不能恢復，不是他人力量的强大，倒是自己意志薄弱。或則恢復之圖，長期停頓，如東晉、南朝之所爲。或則靦顔事敵，如南宋之所爲。一經洩氣，自然現有的力量，無從發揮，新增的力量，無從培養了。我們這一次所以克奏偉績，就在抗戰始終没有一日停頓過。所以敵人的力量，雖亦不可不謂之相當强大，終於給我們打倒了。此等政策的轉變，亦即歷史文化偉大的轉變，身當其境者不自覺，將來的史家，自能言之。

（原刊《啓示》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四六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