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寢兵平議

此篇爲前歲之作，《天籟》徵文姑以塞責而已，思勉自識。

中國固右文之國也。數千年來，學士之論議，廟堂所設施者，皆主以文德服人，不尚兵力。自五口通商以來，兵出屢北，外人之侵削我者，且日益深入。於是國人之議論，幡然一變。謂居今之世，非尚武無以自存。於是有清末之張皇練兵。夫居今之世，而欲與人戰，非徒有兵而已也。而當時一切作戰之具，皆闕焉不備。又其時所謂練兵者，上焉者則欲藉是攬權勢，飽囊橐；下焉者則苟圖衣食而已；本無哀矜惻怛、救民衛國之誠；故其兵卒不可用，然亦既聚若干人而授之以利器矣。有所壅必有所洩，遂成今日軍人跋扈之局。我國民身受其害，創巨痛深；又目擊夫歐洲大戰，殺人之多，靡財之巨，爲亘古所未聞也。於是輿論又翻然一變，而非攻寢兵之説大盛。夫所貴乎深識之士者，爲其能遠覽古今而不爲一時之事所眩惑也。昔之張脈僨興，謂非殺人無以自存者固非；今之頽然自放，幾欲舉兵而盡去之者，又寧遽是邪？然今之人好爲究極之論，徒語今日兵未可去，未足以服其心也。頃讀《東方雜志》威爾遜、濮蘭德辯論之辭二十卷二十四號，於兵之果可去否，頗爲探原之論。感念吾國先民所言，深切著明，有什伯於此者。不揣檮昧，粗理其緒，與留心時事及好談國故者一商榷焉。

吾國學術，備於先秦。先秦諸子中，陰陽家頗雜迷信之談，不周人事，姑措勿論；道家、名家皆徒言空理，不及實事；兵家、縱横家僅效一節之用；其綜攬全局，且治制素具，可舉而措之者，惟儒、墨、法三家耳。法家醉心富强，欲一其民於農戰，以求勝敵，實與兵家言相表裏。至於兵之“當用與否”，“能去與否”，未嘗及也。其及此者，厥惟儒、墨二家。墨家非攻而重守禦，其書具存，其旨易考。儒家於兵，頗乏徹底之論。且儒家最重仁，又尚德化；而《論語》記子所慎齊、戰、疾；《郊特牲》又記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舊説以此爲孔子引成語，而下文“蓋得其道矣”爲孔子之詞，似非。六經大義，亟稱堯舜禪讓，又推崇湯武革命；似並不免矛盾之談，謂其足與墨家旗鼓相當，已足啓人疑竇；況崇儒而黜墨乎？然吾謂墨家之學，本出於儒。特以救時之急，别樹一幟。故其所謂非攻寢兵者，不過聊以澹當時干戈之禍，爲愚俗人言之。至於探本窮原，論兵之當用與否，能去與否，則墨家初無其義，其説反在儒家，而墨子亦不之背也。此説大與時流異，亦爲昔人所未道，不得不畧論之。

墨家宗旨，曰尚賢，曰尚同，曰兼愛，曰天志，曰非攻，曰節用，曰節葬，曰明鬼，曰非樂，曰非命，而以其所謂貴義者行之。今其書除各本篇外，《法儀》則論天志，《公輸》則論非攻，《七患》、《辭過》則論節用，《三辯》則論非樂；《耕柱》、《魯問》二篇，雜記墨子言行，其旨亦不外此。《經》上下，《經説》上下，《大小取》六篇，爲名家言，墨家所以持論。《備城門》以下諸篇，則兵家言，墨家守禦之術也。其《非儒》、《公孟》二篇，皆專辟儒家；而《修身》、《親士》、《當染》三篇，顧絶與儒家言類。論者因謂此三篇係後人以儒書竄入，非墨子所固有。予案《淮南要畧》謂“墨子學儒者之術，受孔子之業，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悦，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説極確。墨道之出於夏，予《辯梁任公〈陰陽五行説之來歷〉》，已極言之。至其學出於儒，則知者尤鮮。予謂墨子之非儒，特以與其宗旨不同者爲限，其餘則不但不相非，且多相合。何以言之？案今《墨子》書引《詩》、《書》之文最多。予昔嘗輯之。然但及其與今《詩》、《書》之文同，及確爲《詩》、《書》佚文者。至《墨子》書與今文家經説同處，則未能編考，故猶未克成書。夫與《詩》、《書》本文同，猶可委爲同本於古。至與今文家經説同，則實爲墨出於儒之鐵證矣。諸家中最重古籍者，厥惟儒家。墨家非儒，雖謂累壽不能盡其學；然特爲不達其義，不能致用者言之；至於學以愈愚，則初不之廢。《貴義篇》：“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可以爲證。墨家三表之法，即曰“上本之古聖王之事”，而安得廢書不讀哉？然則墨子所引《詩》、《書》之辭，可決其出於儒家矣。又《公孟篇》：“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此可見墨子於孔子之論，不盡相非。今案墨子非儒之論，除本篇外，又見於《耕柱》、《公孟》二篇。其所非者：儒家之喪服喪禮，以其違節葬之旨也；儒家親迎之禮，以其尊妻侔於父兄，違尚同之旨也；儒家執有命之論，以其違非命之旨也；非其貪飲食，惰作務，以與貴儉之旨背也；非其徒古其服及言；非其君子若鍾，擊之則鳴，不擊則不鳴之説，以其與貴義之旨背也；非其循而不作，以如是，則不敢輕變當代之法，與墨子背周道之旨不合也。非其勝不逐奔，掩函弗射，以其不如非攻之論之徹底也。此外詆毁孔子之詞，則不必皆出墨子之口。讀古子部與讀後世集部之書異。子者，一家之學；集者，一人之書。集之學術，不必專於一家；子之著述，亦不必出自一手；凡治此一家之學者，有所造述，皆并入焉。近人每以讀集之法讀子，子書中語，有非本人所應道者，即斷爲僞。殊不知有心作僞者，必留意彌縫，安肯存此罅隙，以待後人攻擊乎？墨子生卒年歲，今難確考，要必後孔子不遠。今其書詆孔子者，其辭多誣，即可知爲後學所附益。然則《修身》、《親士》、《當染》三篇之大同於儒，初不足怪矣。此墨學原出於儒，後亦不盡立異之徵也。

儒家論兵之語，今見於儒書中者，僅東鱗西爪之辭。其首尾完具者，轉存於雜家之《吕覽》及《淮南王書》中。《荀子》晚出，雖儒其貌，實法其心。其真僞，予頗疑之。見《辯梁任公〈陰陽五行説之來歷〉》。法家言固與兵家言相表裏，故《荀子·議兵篇》，亦殆皆兵家言。兵家言亦多與儒家同者；然儒家言兵，欲以行義；兵家言兵，欲以勝敵；其術同，而所以用其術者不同，故兵果當用與否，能去與否，兵家初不之及。此二家之所以異也。《荀子》此篇，雖崇仁義，然兵家言固無不本之仁義者。荀子難臨武君之辭，乃以兵家言之精者難兵家言之粗者，非以儒家難兵家也。今案《吕覽》編次，最爲整齊。其書凡分八覽、六論、十二紀，《吕覽》編次，當從《史記·吕不韋列傳》，以“覽”居首，“紀”居末。梁玉繩謂世稱《吕覽》，舉其居首者言之是也。《序意》在十二紀之後，尤其確證。畢沅誤解《禮運》鄭《注》，謂以十二紀居首，爲《春秋》所由名。其實鄭《注》並無此意。《四庫提要》謂劉知幾撰《史通》内外篇，《自序》亦在内篇之末。因疑“紀”爲内篇，“覽”與“論”爲外篇雜篇，尤非。古人著書，序無不在全書之後者。《吕覽》並無内外雜篇之名，何得援唐人著述，鑿空立説乎？此書首“覽”，而“覽”首《有始》，從天地開闢説起，亦可見其條理之整齊也。一篇之中，義皆相貫。其於首節之下，别立標題者，蓋後人所爲，用便識别，非其書本然也。《吕覽》編次，最不可解者，則十二紀下所附諸篇，似乎與“紀”渺不相涉。然古代行政統於明堂；十二紀與《禮記·月令》、《淮南·時則訓》大同。《淮南》明言此爲明堂之制；故因述每月所行之政，并及行政之義也。如《孟春紀》下四篇：曰《本生》，曰《重己》，皆言養生之理。曰《貴公》，曰《去私》，義如其題。蓋天下之本在身，春爲生之始，故《孟春》、《仲春》、《季春》三紀，皆論養生修己之道；而人我相對，人君又以治人爲職，故又推及觀人用人之方也。又如《孟秋》、《仲秋》二紀，皆論用兵之事，而《季秋紀》下言《順民》、《知士》、《審己》、《精通》，亦似乎不類。然《順民》、《知士》，乃作戰之本；《審己》者慎戰之理；《精通》言聖人行德乎已，而四荒咸飭其仁，亦不戰屈人之意，義實相貫也。義既相貫，即毋庸另加標題。故自《漢·志》以下，皆作二十六篇。至《玉海》引王應麟，乃有百六十篇之説。而諸標題，又多不與書意合者。如《先識覽》之《悔過》，乃承上篇《知接》而言，上篇言知者所接遠，愚者所接近，就耳目言。此篇則推廣之，及於心智。與悔過義全無涉。因篇中引秦穆孟明之事，遂以悔過名篇，實不免於滅裂也。知必後人所爲矣。今其書除《孟秋》、《仲秋》二紀似兵家言，《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諸覽及《士容》論雜、名、法家言，《士容》論又多農家言外，餘皆儒、道二家之言。至《淮南王書》，則雖稱雜家，而道家言實居十七八，昔人久有論列矣。予案吾國學術界，有一公案，蒙昧千年，迄無人能發其覆者，則神仙家竊取儒、道二家公有之説，冒托於道，而世亦遂徒知其與道家有關係，舉其所竊之術，不敢認爲儒家所有，並因此於儒道二家之間，立一至嚴之界是也。九流之學，流異源同。此説甚長，當别論之。儒家言哲理之辭，蓋備於《易》。《易》之義，實與《老子》相出入。魏晉人談玄學，率以《易》、《老》并稱，即其一證。今文《易》至永嘉之亂乃亡。神仙家蓋起於燕、齊之間，因其地常有海市，乃生所謂仙人不死之説？夫冀不死者俗情；謂人可不死者，天下之至愚也。此本不足語於道術，而其説亦至易破。徒以當時之人，不知光綫屈折之理，目睹海氣變幻，遂信其説之不誣。説既盛行，則雖智者亦不能無惑。故齊威宣、燕昭王、秦始皇、漢武帝，皆一時雄主，猶甘心焉。《左氏》載齊景公問晏子：“古而無死，其樂如何？”古無爲不死之説者，景公所稱，亦神仙家言也。此事亦見《韓詩外傳》。景公亦齊有爲之主也。然其術屢試無驗；至漢武喟然嘆曰：世安有神仙？而怪迂之王，阿諛苟合之技窮矣。魏、晉以後，乃挾其服餌之術，以遊士大夫間。夫既與士大夫遊，則不能不稍有哲理以自文。然神仙家固一無所有也。適會其時，《易》、《老》之學盛行，遂剽取焉以自塗附。河洛圖書之存於道家，即其證也。宋儒好以圖書言《易》，清儒力攻之。然所能言者，《圖》《書》原出道藏，在儒家無傳授之跡耳；如何與《易》説不合，不能舉也。方東樹説。此説頗中肯也。西諺云：算帳只怕數目字。圖數皆言數之物，果與《易》無關，何以能推之皆合，且又可以之演範乎？然則此物爲儒家所故有，特後爲神仙家所竊，昭然明矣。《漢·志》：《易》家有“《淮南》《道訓》二篇。”《注》：“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説。”今《淮南王書》，引《易》之辭最多。其首篇《原道訓》，或即《漢志》所謂《道訓》者？篇中甚稱道之精微廣大，無所不包，正與《老子》符合。按《漢志》：雜家，“《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本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今所傳《淮南王書》，正二十一篇，其爲内篇，似無疑義。然高誘叙：謂“……與蘇飛、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虚守静，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壽天載地；説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環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採以驗經傳。……光禄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云云。述外篇篇數，與《漢志》不合。《漢志》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卷數與誘所述外篇篇數卻符。然置《漢志》外三十三篇不言，而指其《雜子星》爲外篇，似終未合。今《淮南·要畧》，兩稱著二十篇。蓋《要畧》爲全書自叙，未計入。《要畧》云：“……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又云：“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説。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可知此書之意，全以道與事相對舉。頗疑《要畧》一篇，固可計入可不計入；《原道》一篇，亦與全書可合可分；合此二篇計之，共二十一篇；去此二篇，則所餘者適得十九篇也。高《注》久非故物，此序詞意錯亂，其遭後人竄改，更無疑義。頗疑此序中本有專指《原道訓》之詞，又有别論十九篇之語，本無内外篇之名，今皆爲後人所亂矣。《漢志》言安聘明易者九人。高叙大山、小山，雖不能知爲何人，然稱號相同，或亦如《書》之大小夏侯，《詩》之大小毛公。一家之學，本可作一人計，則合蘇飛等八人，適得九人矣。《漢志》稱二十一篇者，或《道訓》雖入《易》家，而仍存於内篇中；或本作二十篇，而後人妄加一字也。書闕有間，證據太乏；雖有此疑，未敢自信；姑識之，以俟海内之博聞君子。然則儒道二家哲學之説，實無大異同。《吕覽》、《淮南》與其謂多道家言，無寧謂多儒家語矣。孔子經世之道，備於《春秋》。尊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可見義戰二字，爲孔子論兵宗旨。《吕覽·孟秋紀》論兵之辭，第一語即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與孟子合。其餘論兵之語，亦多與孟子合者。而《淮南·兵畧》，又與《吕覽》之言大同。然則此二篇實儒家論兵之語，存於今最完具者，可無疑矣。《史記·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吕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絶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此所行者，皆儒家之義也。《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絶世。”不韋所行，即興滅國繼絶世之義也。不韋進身，誠不以正。然自非孔子，誰能盡合禮義？伊尹負俎，百里自鬻，王伯之佐，皆有之矣。古之大賈，本非不學無術者所能爲。不韋能招致賓客，又能行其所聞如此。使秦終相之，或能布德行化，不致如後來李斯之所爲，以過剛而致摧折，未可知也。淮南王之反也。《漢書》述其原因曰：“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又述其事曰：“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洩事。乃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内，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之。”及淮南孽孫建發太子欲殺漢中尉。漢使逮捕太子。王欲發兵，未決，而太子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係，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即自刑不殊。觀其父子一心，深謀積歲，所行者，蓋亦《春秋》大復仇之義矣？以下引儒家論兵之語，皆此二篇之辭，不再分别。

儒、墨二家論兵之書既明，乃可進較其義之長短。今案墨子救世之誠，誠可佩仰，然其持論則實粗淺。彼蓋特爲愚俗人説法，故但就事實立言，探本窮源之論，非其所及也。《墨子》非攻之論見於本篇及《魯問》、《公輸》二篇。《公輸篇》所記之事，殆誕謾不足信。《非攻》上篇言攻國之不義；中篇言其不利；下篇則並謂其上不中天之利，中不中鬼之利，與《天志》、《明鬼》之説相關聯。《魯問篇》雜記墨子言行，多涉非攻者，其義亦不外此。墨翟而後，主寢兵者，莫如宋鈃，《莊子·天下篇》離墨翟與宋鈃而二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則以二子并舉。今案《莊子》論宋鈃、尹文，謂其“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説下教，……强聒不捨”。則其道正與墨子同。其别之於墨翟、禽滑厘者，得毋以墨之道大，宋、尹尚有所不能該者邪？今難質言。要其道大同，則可信也。宋鈃者，即《孟子》之宋。《孟子》記其將説罷秦楚之兵，而曰：“我將言其不利。”説亦與墨子同，而又益之以寡欲。《荀子·天論篇》：謂“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解蔽篇》謂“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正論篇》記其言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又曰：“子宋子曰：人之情慾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是過也。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説，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慾之寡也。”《莊子》謂宋鈃、尹文：“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蓋即謂此？《墨子》但言攻之不義不利，以抑人好鬥之念；宋子則兼言見侮本不爲辱，人情本不欲多，以絶其争心之萌；其説蓋益進矣。然問以兵果當用否，能去與否，墨子無辭也，墨子後學亦無辭也。《非攻》下篇：或以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難墨子，墨子乃曰：“彼非所謂攻也，謂誅也。”攻與誅之異究若何，墨子未嘗及。推其意，用兵得如禹、湯、武，亦足矣；是仍與儒家義兵之旨無異也。且其言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天下處攻伐久矣！……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則同憂之，大國攻小國，則同救之。小國之城郭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絶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效大國，則小國之君説。人勞我佚，則我甲兵强。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争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此則仍是行義以强其國，以求勝敵耳。然則墨子之所非，不過當時之所謂攻國。至於兵，則墨子非謂其竟不可用，亦非謂其竟可不用，與今之所謂無扺抗者絶異。特以上説下教，皆爲愚俗人説法，故但就眼前事實立論耳。其後由非攻變爲偃兵，一若兵竟可以不用者，則墨家末學之流失，非墨子之説本然也。

儒家則不然，不徒對一時立言，而兼爲探本窮原之論。故於墨家偃兵之説，特加以詰難。其言曰：“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又曰：“兵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鬥，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臣之争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説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又曰：“凡有血氣之屬：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嚙，有毒者螫，有蹏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史記·律書》：“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與此義同。皆以兵之原，出於人之性而無可如何。蓋古之原兵，本有二説：（一）本諸人有鬥争之心，（二）謂由養人之物之不給。由前之説，則《吕覽》、《淮南》所道是也。由後之説，則法家主之。法家以争奪之禍，皆原於養之不給，故最嚴度量分界。荀子者，在儒家爲後起，受法家之熏染最深。《荀子》書予頗疑其僞，見前。即謂不僞，而陽儒陰法，亦必無可逃也。故其言亦如是，《漢書·刑法志》，取以爲論兵之辭。其言曰：“夫人，……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争心將作。”此數語之義，全出《荀子·王制、富國》兩篇；特《荀子》以之論政，《漢書》則以之原兵耳。夫人之生，不能無資於物；養生之物不足，不能無争奪之禍；儒家非不知之。《兵畧訓》：“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争。”亦兼及此義。然其論兵之原，終以爲在彼不在此，則取其所重者耳。不見世之争訟者乎？行千金之賄，廢窮年之業，以争尺寸之地，較錙銖之財。計其所費，蓋什伯於所求矣！然終不肯以彼易此。夫固曰：非以争利，將以求勝耳。此老於世故者人人所能言也。又不見夫易姓革命之際乎？當勝朝之末，天下雖云貧窘，顧養欲給求之物，必遠富於興朝勘定之初，然叔世競起稱兵，新朝轉思休息者，分之均不均異，故人心之平不平殊也。夫事生於心，故欲除去一事者，必先將人之心念除去。歷代暴君肆虐，人民非不奮起逐之，然不轉瞬而復立一君。則人心立君之念未除也。富者侵陵以甚，貧民亦時起肆劫奪，然不轉瞬而復爲之役，則其心未知貧富階級之可去也。今兵争之禍亦亟矣！世之求息争者，不曰定憲法，則曰省自治；又不然，則欲合全國之握兵者，使之會議於一堂；更不然，則謂何不合兵大戰，以圖速決，而焉用是遲疑審慎爲？不知事原於心，其遲速緩急亦然。人人有相賊殺猜忌之心，斷非空文所能約束，會聚所能銷弭；人人有彎弓盤馬，徘徊持重之心，亦決非厭亂望治之情，所能促之速戰也。然則鬥争之繫於人心亦大矣。今觀《墨子》，則其所斤斤計較者，皆在物質之末。殊不知天下非物質不足之爲患，有物質而不能用之之爲患。《論語》：“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顔淵》。已於斯義，闡發無餘。故荀子亦駁墨子曰：“不足非天下之公患，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職是故，儒家之言致泰平，不徒重制民之産，而必兼重禮樂。禮樂者，所以消人鬥争之心者也。然禮樂果興，兵争遂可永絶乎？是又不能。何者？争之原，固出於人性而無如何，人之有其相賊殺之性，猶其有相愛好之心。故《淮南》原兵，必以喜而相戲，與怒而相害并舉。以今科學之理言之，則是蓄力有餘，欲消耗之耳。佛謂淫殺同原，理正如此。信如是也，欲偃兵，非並《墨子》所謂兼愛者去之不可矣。禮樂雖能調和人之情感於一時，初不能絶其本根。此理《淮南》已早言之。《精神訓》。至於人情遷移，則禮樂之具雖陳，而其情亦異。此老聃所以有“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信”之論，而儒家雖隆禮樂，亦時有不可專恃之辭也。如《論語·陽貨》載“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是。此等議論，儒家甚多，斷不能以道家之薄禮樂，儒家之重禮樂，謂其根本不同也。要之，是非善惡，永相對待。無善則惡之名無自生，無惡則善之名亦不立。人之情，誰不欲有善而無惡？然即此一念，則已有所謂善，而惡亦隨之而起矣。古之聖人，其好善豈不如人？然終不敢謂天下可有善無惡者，正以人之願欲爲一事，事之能否又爲一事，不得蔽於情感，而抹殺事實也。此其所以爲聖也。

抑人之有心，必發爲事而後見。心藏難喻，事顯易徵，但言人心之好争，而不能就事以明之，猶未足以服人也。吾謂即就事論，兵亦不能盡去。何則？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人至出力以作一事，即係用兵。然則欲去兵，除非天下之事，悉無障礙於人，不待出力以除之而後可。然果能乎不能乎？夫宇宙之化，無一息而不變；而人之情，則恒欲得一常行之道以爲安。耕農者必爲卒歲之圖；築室者欲作終身之計；規治制者欲立一法，行之百年；治學問者，冀得真理，萬世不變，皆是物也，夫宇宙自然之化，無一息而不變，則一切有爲之法，才建立而已非。特積不久則弊不彰，人不能見耳。及其久而弊著，固不能不出力以除之。出力即用兵矣。《恃君覽》：“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臟、六腑。肌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汗，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蕢。國亦有鬱。……國鬱處久，則百惡并起，而萬災叢至矣。”《吕覽》此論以鬱之原，歸之主德不通，民意不達。蓋亦規誨人主之辭，初非究極之論。若言其極，則事之不免於鬱，實人性之好常有以致之，以其與大化之遷流不息背也。然欲人無守常之情，固不可得。居室者終歲必掃除，操琴瑟不調甚者，必改弦而更張之。夫掃除更張，豈不甚勞？然欲免於是，則必不圖安居，不製琴瑟而後可。何則？圖安居則必有若干時不事掃除，製琴瑟則必有若干時不事改弦矣。而不事掃除，不事改弦，則終必至塵穢積而不調甚也。故宇宙之真相，終古在一開一闔，一張一弛之中。夫其遷流之狀，誠如環之無端。然但就一事言之，固可見其盛衰消長之跡。世間一切可名之事；方其肇始，如草木之有萌蘖焉，固甚微也。自此日躋於盛，至其盛之既極，乃復日即於衰。正如人之登山，由麓至巔，則步步上升；由巔至麓，復步步下降。而其登峰造極之頃，即其舉武下降之時。董子所謂“中者天地之大極，長短之隆，不得過中”也。事至極盛之時，即其鬱而將變之候；至其大衰之日，即爲掃除更張之時。兵戈之作，恒於斯也。然則就事言之，兵之不能盡去亦審矣。而推其原，則仍出於人性之本然也。

故儒家之於兵也，只求所以減殺其禍者，而不求其竟不用。兵之禍而減殺至極，則所謂義兵是矣。世多以一用兵即必爲禍，亦淺者之談。兵固有害；亦有其利，利害相消，而利猶見其有餘，固不能謂其無利也。今即就粗者言之。夫既曰義兵，則決無賊虐之舉。故其言曰：“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又曰：“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説，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於深溪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堤也。”此與《孟子》言“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悦”之義合。且也，欲言義兵，必先得民心。故其言又曰：“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助，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强；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又曰：“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向；因民而慮，天下爲鬥。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善用兵者，用其爲己用也。”又曰：“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鬥者，積恩先施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此又與《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濟”之義合。又兵而出於義，則其用之不得不慎。故惟無戰，戰則必勝。以其戰則必勝也，乃反可幾於不戰。故其言曰：“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又曰：“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又曰：“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皆言乎用之之慎也。又曰：“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又曰：“敵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又曰：“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利，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㥄沮膽其處。”又曰：“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兩軍相當，鼓錞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此言義兵之戰無不勝，而幾於不戰也。又與《孟子》言“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義合。然則從儒家之言，兵之禍亦澹矣，然終不謂其竟可不用者，則以事實固不能然。夫事之發，不發於發之日，必有其所由兆，兵也者，非至兩軍相接之時，而後發焉者也。人類之惡業，積之已久，至於無可彌縫，乃爲是潰敗決裂云爾。此正如患癰疽者，人徒見其血肉崩潰，呼號宛轉，以爲天下之至慘；而不知其病之伏處者已久；至此而哀之，固爲所見之晚；抑不如是，其禍將有更烈於此者也。夫使社會之組織，平和安固，如人之四體既正，膚革充盈焉；持是以與兵争較，兵争誠慘毒矣。若其種種罪惡，陳陳相因；積重如山，疾苦如海。而猶責以蹈常習故，禁其除舊佈新。持是以與兵争較，吾未知其慘毒之孰爲酷烈也。故曰：“履霜之屩，寒於堅冰；未雨之鳥，戚於漂摇；痹癆之疾，殆於疽癰；將萎之花，慘於槁木。”夫兵者兇器，戰者危事，聖人寧不之知？然終不作去兵之論者，則以利害之數，隱曲難明，非逕直之辭，所可武斷也。故曰：“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亡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又曰：“夫兵不可偃，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若用藥者，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又曰：“聖人之用兵也，若櫛發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天下事有共相，亦有異相，安得蔽以一概之論哉。至於專以攻爲不義，説尤無以自完。夫誠能無兵則已，亦既不能，攻與守則何擇？豈不義者來攻我，我則可拒之；往伐之則必不可乎？設彼終不來伐我，我遂將坐視其肆行不義，而不之正乎？故儒家之論，不以攻不攻辨是非，而以義不義爲準的。所謂“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也。故曰：“凡爲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世之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則長有道而息無道之術不行矣。”此誠明辯之論也。或謂攻不攻顯而易别，義不義初無定評。儒家樹義雖精，然人人得自托於義以攻人，又孰從而正之？夫用兵亦多術矣。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果使天下皆以攻人爲非，守禦爲是；彼善用兵者，獨不能致人之攻，既享其名，又竊其利乎？善夫！莊生之言曰：“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仁義而竊之。”夫用兵則亦多術矣！而豈持一概之論者，所能禁圉哉？

要而言之：墨子救世之誠，誠可佩仰，然其持論則實粗淺。此不獨非攻然，其他議論，亦莫不然。所以至後世而其術遂絶者，半亦由此。以社會進化，已歷殷、周而至秦、漢，而彼仍持夏道故也。然必謂墨子見不及此，則又不然。彼蓋爲救世起見，上説下教，日强聒於王公大人，匹夫徒步之士之前，此等人固將曰卑之無甚高論；故抹殺一切深奥之談，但就粗淺之義立説也。夫讀書者貴知人論世，誠不得以此遽詆墨子；然若執二千年前不能自圓其説之論，更欲張之於今日，則又傎矣。墨子之學，亦非必前無所承。《左氏》載華元、向戌，皆嘗合晉、楚之成。墨子：或曰宋人，或曰宋大夫，縱不必信，亦必與宋有關係。墨子用夏政，夏道尚忠。華元爲羊斟所陷，及歸，仍以子之馬然，爲之掩飾；登子反之牀而告之以情，皆所謂忠也。以楚莊之强，圍之至於易子析骸而卒不克，其守禦之術，亦不可謂不功矣。得毋夏道固未絶於宋，而墨子實承其餘緒與？果然，則墨子《非攻》之説，或遠祖華元、向戌。夫華元、向戌之所爲，則亦不過欲合晉、楚之成，稍澹當日干戈之禍而已，固未必有究極之論也。

（原刊《天籟報》滬江大學建校二十週年紀念特刊，一九二六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