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財産
人與物并生，人以其力取物以自養；至於人與人之間，則祗有協力以對物，更無因物而相争。此邃古之世然也。
此等情狀，其在諸小部落，各自獨立，不相往來之世乎？老子稱：“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史記·貨殖列傳》。今見於《老子》者，詞小異而意大同。《管子》亦稱：俈即帝嚳。堯之時，“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管子·侈靡》。來，疑當作求。蓋各小部落，各自獨立，所與處者，皆本部落之人，故能和親康樂如此也。迨各部落互相并兼，而其形勢一變。
《禮記·禮運》載孔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淮南子·本經訓》亦言古者“機械詐僞，莫藏於心”，而以“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爲後世之事。言民生必兼及國政、外交，固知争奪之原，爲部落之與部落，而人之於人，其小焉者也。然以一人而私有財産，亦即萌於此時。
《白虎通》述三皇以前之俗曰：“臥之詓詓，行之盱盱。飢即求食，飽即棄餘。”此時之人，蓋全未知物之可佔爲己有也，但知其可供人用而已。物雖可供人用，取而用之，亦須勞力。然斯時之人，又未知勞力之可貴也。既不謂我取之即爲我有，則以我所取之物與人，自亦無所謂以我之物與人，蓋純然不分人我者也。然物有限而人之欲無窮，取用之餘，稍感不足，而人我之界，乃隨之而漸起焉。
人我之分，初亦以羣而不以人。此羣佔此山以獵，則不許他羣之人來獵。彼羣佔彼澤以漁，則不許此羣之人往漁。是爲“分地”之始。遊牧之世，人之待養於土地益著，則其寶愛土地之情彌殷。《史記·匈奴列傳》謂東胡“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脱。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脱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此事信否不可知，然遊牧之國，亦有重視土地之意，則於此可見矣。虞芮讓所争爲間田，《尚書大傳》。宋鄭約皆勿有隙地，《左》哀十二年。蓋猶古之遺制也。
然斯時之土地，但爲部落所有。私人佔有土地之制，尚未萌芽也。逮其益進，則入於耕農之世。耕農之世，種植之地，不能不分，墾闢之地，不容輕棄。農夫多有蓋藏，不易移徙。於是人民漸土著。土著，則與其地關係益密矣。如所耕之田施肥多，所居之宅修葺完，皆不願輕以與人。即不然，遊釣之鄉，亦不肯輕棄。而世世據有之之情生。土地私有之萌芽，實伏於此。
然斯時之土地，循其名，固猶未爲私人所有也。一部落之土地，即爲其部落所墾闢者，其爲其部落所公有，固無待言。即爲異部落所征服，亦舉其土地，悉爲異部落所有而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蓋以一部落征服他部落，則他部落之地，悉爲所有；而此部落之中，有管理財産之權者，爲其酋長。酋長亦祗有管理之權，財産實非所有。遂舉土地之所有權，以屬之也。此部落之酋長，以此土地分人，蓋有兩法：一將所有之地，分與親戚勛舊，使食其入，且治其人，是爲封建之制。所謂“王者有分土”也。一將此等土田，分給耕作之人，是爲井田之制。耕作者僅得耕作，土地初非所有，故有還授之法，及换土易居之制焉。
《公羊》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解詁》：從本主名名之。地從主人。《解詁》：從後所屬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解詁》：即，就也。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於地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解詁》：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絶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復追録繫本主。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解詁》：爲取，恣意辭也。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無時焉可也。”《解詁》：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從不可名有也。此可見古人視分土之嚴。孟子詰慎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告子下》。亦春秋義也。斯時之土地，除農田分賦外，餘皆作爲公有。人民但依定法，皆得使用。《禮記·王制》曰：“名山大澤不以封。”鄭《注》謂“與民同財，不得障管”是也。《王制》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孟子》亦曰，“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梁惠王》上。《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等官，以掌斬林、田獵之事。又有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皆此等公地使用之法也。《孟子·梁惠王》下，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亦與民同財不障管之意也。《荀子·王制》：“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絶其長也；黿鼉魚鼈鰍鱣孕别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絶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絶，而百姓有餘食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淮南子·主術訓》：“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罦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
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漢書·貨殖傳》：“於是辨其土地、州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
蘖，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
斯時之分職，爲士農工商。農人以田畝均平，無甚貧甚富。工業則械器之簡易者，悉由人民自造。人民不能自造者，則國家設工官造之。其造械器，所以共民用，非以牟利也。商業則販易大者行諸國外，蓋亦爲本國計，與他國通有無，非其人藉以牟利。其商人藉以牟利者，如孟子所謂求壟斷之賤大夫，獲利有限。士雖可入官，然禄亦僅足代耕，故斯時之社會，除君卿大夫有封地者外，實可謂無甚貧甚富之别也。
斯時之社會，所最重者爲分。《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争。争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荀子·富國》：“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争，争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又曰：“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争。窮者患也，争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富國》。《管子·乘馬》：“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又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藏餘，謂之稱數。”《富國》。《孟子》亦曰：“易其田疇，薄其税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盡心》上。《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皆致謹於生財、用財，而不以財之不足爲患。故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窖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原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曰：“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荀子·富國》。故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故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大學》。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易·繫辭》。
斯時之制用，蓋皆量入以爲出。《禮記·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郊特牲》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移，羡也。合全社會共策力作，其事儲蓄，共謀節省，儼然今日之家人父子焉。《管子·八觀》曰：“入國邑，視宫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宫。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宫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古人之理財，固非若後世之苟求足用而已。
又《管子·事語》：“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宫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準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争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案此秦奢謂奢侈可以生財，而管仲闢之也。定壤之數，即《王制》用地之大小，以制國用之説。
斯時之分財，蓋因其位之高下而有差等。《荀子》曰：“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禄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爲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榮辱》。孔子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注》：“慊，恨不滿之貌也。慊或爲嫌。”故亂益亡。”《禮記·坊記》。知此時除君卿大夫食禄稍厚外，其餘固無甚貧甚富之差也。
然君卿大夫，食禄雖厚，其待下亦多以寬爲訓，以聚斂爲戒，以與民争利爲恥。《大學》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又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又曰：“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禮記·坊記》：“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并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可謂言之深切著明矣。古所謂戰勝之族，其初雖亦以兵力擊服異族而臣之。然其人必有不好利之美德。好利則奢惰而易流於弱，且易起内争，不能戰勝矣。亦必有哀矜降伏者之仁心。而朘民自肥，終招亡滅，在古代亦必數見不鮮，又足以資其鑒戒。故積之久，而損上益下，遂垂爲明訓也。
《禮記·王制》謂歲之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此即《月令》所謂“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郊特牲》所謂“蜡，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者也。《郊特牲》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古者農耕既畢，所謂“施惠於民”之事。《祭統》曰：“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别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此則國家有慶典，行恩澤於民者也。凡此，皆古戰勝之族，所以撫綏其所征服之族者也。
共産之世，力作皆以爲羣，相養亦惟羣是待。故老弱疾病之民，亦皆有以食之；死亡遷徙之事，則必有以協助之。其遺規尚流傳後世，如《禮記·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又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又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荀子·王制》：“五疾，上收而養之。”此等蓋皆原始共産時代之遺規也。《樂記》曰：“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嗚呼！苟以此言爲治亂之衡，則雖號稱治平如中國之漢唐，富強如今日之歐美，以曷嘗一日能免於亂哉？
原始共産之世，不徒一社會之中，能盡相生相養之道也，即其彼此之間，亦恒能互相救恤。其遺規亦尚流傳於後世。如《公羊》襄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
人、小邾婁人，會於澶淵，宋災故”，“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穀梁》襄三十年：“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此其用意，與現在之保險同，然不必豫行出資，則真可謂之義舉矣。《墨子·非攻》下篇云：“今若有能信效，孫詒讓云：“效，讀爲交。”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絶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城郭不全使修之，齊桓合諸侯而城其事也。《公羊》僖十四年。布粟之絶則委之，幣帛不足共之，衛爲狄滅，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其事也。《左》閔二年。《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滕文公》下。以後世之事衡之，殊屬不近情理。然在古代，固不足爲異，蓋保留有原始之遺風也。齊桓公葵丘之盟，五命曰：無遏糴。《孟子·告子》下，《穀梁》僖九年。《左》僖十三年，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此亦古代各部落互相救恤之遺制也。
原始部落共産之制，隨世運之進步而逐漸破壞。其所由然，則以社會組織之改變，由於私有制之産生，私利之心日盛也。邃古之人，祗有合力以對物，更無因物而相争，前已明之。斯時所謂合力者，其事至簡。迨其稍進，則分工易事之道興。既有分工，則必有分職。分職如何？部落小，人民少，事務簡之時，編制甚易。國大，人衆，事既繁複；一物所需之多少，又時有不同，則編制甚難。斯時各部落時時互相吞并。兩部落并爲一部落，則其社會已非其故，分職之法，亦各捨其舊而新是圖。然欲如此時時改變則甚難。且交通漸便，往來日繁，則有無之相資亦日多，各物孰宜自造？孰可不造而求之於外？孰當多造以與人爲易？其情形亦月異而歲不同。舊時之分職，至此不徒不復相宜，并足爲此時獲利之障。私有制既興，人之欲利，如水就下。舊制既爲獲利之障，自將墮壞於冥漠之中。而欲利之心，因可欲之物多而益盛。在上者日剥其下，詐僞興而淳樸漓，原始共産之制，彌不可行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欲鑿指其在何時，實不可得。然合全局而觀之，其跡固有可徵也。今試略述其事如下。
共産制度之壞，其第一事，即在井田之廢。我國古代井田制，爲貴族剥削庶人之法。但名義上尚保存有平均分田之制，既有還受之法，又有换土易居之制。及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經濟之最大變化，即在井田之廢。《孟子》曰：“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孟子·滕文公》上。朱子《開阡陌辨》曰：“《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説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説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横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塗，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説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説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塗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塗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横而畛道亦横，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横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佔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虚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争，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佔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税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絶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税，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税。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税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静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制矣；所謂賦税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静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説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此文，於井田之廢壞，洞若觀火。蓋一由人多而地不足，故田間曠土，競圖墾闢。一由斯時有土之君，及各地方之豪強，競思剥民以自奉，佔公地以自肥，遂益破壞昔日之疆界也。還受之制既廢，所佔即爲所有，則并公有之名而不復存，而土地盡入私人之手矣。斯時佔有土地者，自係強有力之徒。愚弱之民，則任其兼并而無如何矣。職是故，乃生秦漢之世所謂田連阡陌之家。
秦漢之世，農田以外之土地，亦爲私家所占。《史記·貨殖列傳》所載事畜牧、鹽鐵、丹穴之利者皆是也。《貨殖列傳》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户侯等。”此等廣大之土地，皆前此衡虞、迹人、卝人等之所掌也。此時亦皆入私人之手矣。是即秦漢之世所謂擅山澤之利之徒也。
古代工業，本由官營，讀《考工記》可見。孟子難白圭曰：“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告子》下。明古者立工官，度需用之多少以造械器，貴族之需用，皆仰給於官也。逮夫春秋以後，社會發生變革，民所需用之器日多，或爲官所不能造。人口日繁，則舊時官造之器，又或不能給民用。情勢既異，工官之制雖尚保存，而私家之製造業日漸興起矣。《史記·貨殖列傳》謂“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王莽之行六筦也，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户齊民所能家作，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漢書·食貨志》。可見當時恃此以致富者衆矣。
商業之盛，尤爲共産制度破壞之大原。共産之世，本部落中雖更無交易，然交易之事，未嘗不行於異部落之間。人之欲利，如水就下。交易既盛，爲公家盡力之外，勢必競造私貨，售諸異部落，以易其所欲得。於是一部落中，有私財者日多，共産之組織，既日以陵夷，而部人之有私財者又日多，其制安得不蕩焉以盡也？凡此，皆共産制度之所由廢壞也。《漢書·貨殖傳》曰：“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其爲編户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僞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史記·貨殖列傳》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又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遊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鷄走狗，作色相矜，必争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没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人自爲謀，惟利是圖，惟力是視，儼然今日之情形矣。《淮南子·齊俗訓》：“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梁，荆吴芬馨，以嚂其口；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黄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故其爲編户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由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争升陵阪，上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争。讓則禮義生，争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争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可與《史》、《漢·貨殖傳》之言參看。《管子·禁藏》：“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惟見其成。”案此謂任人自謀，人自各止於其所利，而公利存焉。與斯密亞丹之説相近。又《輕重甲》：“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争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禄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禄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禄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絶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此則借利以傾鄰國矣。
人類之始，不知自私其力也。寖假而知自私其力矣。其所私者，一身一家，日用飲食之物而已矣。稍進，乃及於奢侈之物。此古之諸侯大夫等，所以寶珠玉重器也。《孟子·盡心》下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可見是時寶珠玉者之多。《左》桓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左》定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卒以此啓入郢之禍。此其大者，其他類此者尚多。昭十二年：楚靈王謂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吕伋、王孫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數世之後，追溯之，猶有怏怏之情焉。子革對曰：“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又可見是時厚待懿親，乃頒之重器，而非疏逖之臣所得比矣。衛蒯聵久居於外，僅乃復國，而其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樂毅《報燕惠王書》，亦以“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吕陳於玄英，故鼎反乎磿室”，盛誇功伐，皆可見是時視重器之重也。然此等物僅可以供玩弄，而不可以作母財。故雖或因此以肆誅求，究不能藉是以資剥削。及其益進，則玩好之情漸減，貨幣之用益弘。周轉既靈，借貸彌易，而所謂息錢者起焉。《史記·貨殖列傳》謂“子貸金錢千貫”者，“比千乘之家”。又謂“吴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惟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史記索隱》：“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吴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可見漢初已有專事放債之人，及其利息之厚。晏子謂齊景公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孟子·梁惠王》下。《管子·五輔》篇曰：“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絶，此謂振其窮。”《管子·幼官》篇：“再會諸侯，令曰：養狐老，食常疾，收孤寡。”可見是時民有乏絶者，在上之人，皆負匡救之責。齊景公聞晏子之言而悦，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蓋即其事。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左》昭三年。馮煖爲孟嘗君收責，盡焚其券以市義，《戰國策》。猶其遺制也。《管子·問》篇：“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問人之貸粟米，有别券者幾何家？”良家所牧養之人，後蓋漸變爲奴婢，貧士受責於大夫，則養士之始也。債而食，貸粟米有别券，蓋皆民家借貸。一有别券，一無之，則是時借貸，出於情面者尚多。出於情面者，蓋不必皆有利息。然其後，則多變爲有利息者矣。蓋制民之産之政既亡，人民之失養者日多，在上者既不能振救，而放債之人乃乘之而牟利也。
富厚所在，權力隨之。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烏氏倮以畜牧起，秦始皇帝令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巴寡婦清能用財自衛，秦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萬乘之君如此，平民之畏憚之，又曷足怪乎？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可見是時富人之聲勢矣。《史記·貨殖列傳》。《莊子·盜跖》篇述富人之苦曰：“内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内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則斯時盜賊之覬覦富人，亦如今世。此富人之所以不敢輕出。此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之注脚也。
欲利之心如此，而廉讓之節遂亡。《韓非子》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争。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争。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争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權重也。”《五蠹》。其於争奪之禍，可謂能燭其原矣。又曰：“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人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者，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顯學》。然則古者，遇民之無告者，則哀矜之；今也，遇民之無告者，則督過之，而人情大變矣。《莊子》曰：“柏矩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則陽》。此深悲社會制度之不善，民生其間者，實無以自全也。可謂惻然仁者之言矣。
邃古財産公有之制，猶有遺存於三代時者。晏子謂齊景公：“今也，師行而糧食。”《孟子·梁惠王》下。糧同量。量食者，酌留人民所自食，餘悉供軍，此古者合一社會之食，以食一社會之人之遺制也。古者生之爲之也同，食之用之也亦同。後雖不復然，然醵與鄉飲酒，猶是合食之遺制。《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當禁酒之時，豈不知羣飲之易罹禁網，獨酌之可避耳目？而猶有羣飲者，習不可猝變也。漢世所謂賜酺猶然。《詩》曰：“言私其豵，獻
於公。”此田獵所得，公之於衆也。周行徹法。釋者曰：“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此農作之役，不分彼此也。此等遺制尚多，難以枚舉。後世距共産之世日遠，則其跡亦日湮矣。
土地私有制之緣起，蓋有四端：一曰先佔，如墾闢荒地是也。古之分地，後遂變爲私有者，當屬此類。二曰劫奪。勝者以敗者爲奴，没收其財産爲己有是也。大而滅國，小而亡家，皆屬此類。三曰兼并。則私産既興之後，恃其財力，以攘奪人者也。四曰由公産變爲私産。私有制既興，一部落之公財，散而爲家族之私財。家族管理財産之權，在其族長。久之，財産遂變爲族長所獨有。故曰：“子婦無私蓄。”《禮記·内則》。又曰：“父母存，不有私財。”又《曲禮》上。後世卑幼不得擅用財之律由此。
東周以降，社會組織發生變化。秦漢時，大地主及大工商皆極跋扈。斯時所謂商人者，實爲兼營工業之豪民，如煮鹽、鐵冶之類是也。《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之言，謂“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謂“或耕豪民之田，見税十五。王莽行王田之詔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税五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晁錯述當時農商情形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漢世救正之法，則減輕其田租（即地税）。“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爲吏。”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讁以擊匈奴。七科讁者，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商賈居其四焉。然荀悦謂“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税，適足以資豪強”。晁錯謂“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則當時之政令，實無救正之效，反以資豪強也。漢時儒者所夢想者，爲恢復井田，次則欲限民名田。哀帝時，師丹、孔光、何武等執政，曾定其法，爲丁、傅、董賢等所不便，卒不果行。至王莽，乃決然“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然“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謷謷然，陷刑者衆。後三年，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漢書·食貨志》。限田之制，實不能行。
摧抑豪強，限制末作，漢世久有此論。桑弘羊之行均輸也，其言曰：“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命曰平準。”其所行算舟車緡錢之法，所税徧及於各種人。又令賈人不得名田。雖意在聚斂，未嘗不以平物價、抑末業爲口實也，惜其説不盡傳耳。桑弘羊并非無學問之人，讀《鹽鐵論》可知。迨王莽變法，乃有五均司市泉府之官，及六筦之制。《漢志》曰：“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貨，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今本作“司市稱師”，稱字衍，今删。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佔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宂作，縣官衣食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佔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佔，自佔不以實者，盡没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緜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邛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價氐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絶，欲貸以治産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絶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讐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酨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臧不實，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户齊民所能家作，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民并侵，衆庶各不安生。”案莽之法，將事業之大者，皆歸官辦。其較小者，雖聽民自營，亦設官管理。凡事皆收其税，以供貧民借貸之資。有田宅而惰游者有罰。無業者得宂作縣官。貴庾雖有禁防，周於民用而不讎之物，亦可得平價。合各方面而兼籌并顧，其用意在改革，其如不能行何？
莽之法所以不能行者？由是時去共産之世已遠，人民雖有怨恨私産之心，已無復共産之世不分人己之美德。推行共産之制於人人皆務私利之世，自覺綦難。若恃官吏監督，則斯時之設治，已極闊疏，其力必不能及。況官吏亦莫非罔利之徒乎？莽所定制，亦實有不可行者。如欲以官力平萬物之價，安得此雄厚之資本？《鹽鐵論》賢良之言曰：“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又曰：“故民得佔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爲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幣易貨，或時貰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一其價，器多堅䃘，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鐵官賣器不讎，或頗賦於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鹽鐵論·水旱》。官制器之弊如此，莽獨能免之乎？且改制，難事也。改變社會制度，則難之又難者也。敏事深謀，猶懼不克，而莽徒殫思於制度，不思制度之何以行，且不省目前之務。《漢書·王莽傳》曰：“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鋭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説。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又曰：“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輙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將來之利未形，日前之務先已敗壞決裂，不可收拾矣，安得而不敗乎？
共産社會之生財，與私有社會異。共産社會之生財，爲用之而生之者也。私有社會之生財，爲持以交易而生之者也。既不能皆自爲而後用之，則易事通功，必不能廢。司通工易事之鍵者，則商業也。何也？用財者皆仰給焉，生財者亦必視此物之有消路而後爲之也。故必先有一法，可以代商賈分配須用之物之人，而後商賈可廢。今也分財之法未立，而先強平市價，大更幣制，别見《錢幣篇》。使商賈不行，則生財者無不失職，用財者皆無所取贍焉。此“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之所由來也。
王莽變法，雖召大亂，而土地却因亂而漸均。荀悦云：“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觀此，可知東漢之初，實有地廣人稀，土田無主之象，向之田連阡陌，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者，至此則皆因兵燹而喪其所有矣。此其所以獲暫安也。
部落共産之世，人之生財，皆以爲社會。其所須，亦受諸社會。其欲利之心，自不如財産私有之世之甚，則風氣可以淳樸，而機械變詐之事希，墮於饑寒不如後世之易，則人可以優游自樂，不至若後世芒芒若喪家之狗。即或天災人禍，陷於空乏，亦系公共之事，可以合力而謀。身雖困苦，心無憤懣，非如後世，“朱門飽粱肉，路有凍死骨”，猶若秦越人之相視肥瘠，漠不關心。使集於枯者，益覺其情有難堪也。其制雖壞，而常爲學士所稱道，萬民所謳思，亦固其所。然雖稱道之，謳思之，而人之才德，卒不足以復之。王莽欲復之，而轉致大亂，後之人遂莫敢更作此想，歷時既久，則事漸淡忘，而稱道謳思，亦稍稍衰矣。財産私有之制，遂相沿以迄於今。
凡一種制度，爲人心所同欲，學者所同然，一時雖未克行，久之，未有不見諸施行者。限民田之論，兩漢儒者之公言也。兩漢迄未能行，而晉以後行之。晉之户調式、魏之均田令、唐之租庸調法是也。此三法之詳，當於講田賦時述之。今擷其大要，則三法皆以成年爲丁，丁因男女之異，而受田有差。其所受之田既均，則其所納之税亦均，乃按户而徵之，是曰户調。魏制有桑田、露田之别。桑田爲世業，露田有還受。蓋以在官之荒田，授民爲露田，其所私有，亦不奪之，則爲桑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桑田蓋屋廬所在。桑田得賣其盈，亦得買所不足，而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蓋欲以漸平均地權也。唐制還受者曰口分，不還受者曰永業。鄉有寬狹，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不足者爲狹鄉。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比州。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得賣世業田。自狹鄉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其立法彌詳矣，然史稱開元而後，其法大壞，并兼踰漢成、哀。
田賦而外，諸山海川澤之利，如鹽鐵等。理應歸官管理，一以防豪強之把持，一則國家得此大宗收入，可以興利除弊。且可藉以均平貧富也。然歷代於此，當國用饒足時，則一切置之不問，必國用窘乏，乃思所以取之。蓋一由官吏辦理不善，後遂引以爲戒；觀前所引《鹽鐵論》可知。後漢章帝嘗復鹽鐵官，和帝即位，罷之。其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代。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税縣官，如故事。”可知後漢鹽鐵官有之不可行，亦由官吏辦理之不善也。一則狃於舊見，以爲天子當衣食租税而已，他皆非所宜取也。《漢書·食貨志》：“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案租謂田租，税謂口税也。國家取民，無當專於田租口税之理。古代名山大澤，皆與民同之，故不得障管。後世此等利源，既爲私人所有，重税之以減田租口税，實爲褒多益寡之道。然思想之變遷，往往較事實之變遷爲緩，故此等舊説，猶爲人所稱引。隋文帝有天下，嘗將一切雜税，悉行罷免，亦狃於此等舊見也。然諸物放任不税，未必遂爲平民之利。《魏書·食貨志》曰：“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税利，是時孝静帝時。罷之，而民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復罷其禁。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佔奪，近池之民，又輙障吝。”舉此一端，其餘可以推想矣。此等自唐中葉後皆有税，且降而彌重。然皆僅爲度支計，能注意於利民者甚寡也。
田法自唐開元後，迄未能整頓。兩税祇可云整頓税收，不可云整頓田制。加以唐中葉後，藩鎮割據，競行剥民之政，豪強乘之兼并，喪亂之際，豪強兼并最易。其故約有數端：田多荒蕪，乘機佔爲己有，一也。貧者無以自立，或迫於苛税，棄田而去，亦爲豪強所佔，二也。亂時民或棄農，田益易荒，三也。暴政皆擇小民而施，民不得不託庇於豪強，四也。吏治苟簡，莫能摧抑豪強，且或與相結託，五也。故宋時農民，困苦殊甚。《宋史·食貨志》述其情形曰：“太宗時，比年多稼不登，富者操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責償愈急，税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里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資財，出息不得踰倍，未輸税，毋得先償私逋，違者罪之。”又曰：宣仁太后臨朝，司馬光抗疏言農民疾苦曰：“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争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其言可謂哀切矣。仁宗時，曾下詔限田，未幾即廢。景祐時，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歐陽修亦言：祕書丞孫琳嘗往洺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願詔二人任之。三司亦以爲然。且請於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括一縣，均其賦。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嘉祐五年，復詔均定，遣官分行諸路，才數郡而止。神宗熙寧五年，乃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方田均税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爲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户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税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税數爲限。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税。令既具，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至元豐八年，乃罷。時天下之田，已方者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九頃。徽宗崇寧三年，蔡京請詔諸路提舉常平官選官習熟其法，諭州縣官吏，以豐稔日推行，自京西、河北兩路始。五年，罷。大觀二年，復詔行之。四年，罷，其税賦依未方舊則輸納。政和時，復行其法。宣和二年，又罷之，并詔自今諸司，毋得請方田。蓋徽宗時所行新政，率皆有名無實，故有此詔也。南渡後，兼并之患尤甚，乃有經界之法，然亦罕能實行。惟朱熹行之漳州，趙㦛夫行之婺州，頗著成效。
紹興六年，知平江府章誼言：“民所甚苦者，催科無法，税役不均。彊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税之田，使下户爲之破産。”《宋史·食貨志》。淳祐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言：“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産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宋史·食貨志》。咸淳十年，御史陳堅等言：“今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税。州縣乏興，鞭撻黎庶，鬻妻賣子，而鐘鳴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漿酒藿肉；梵宫琳宇之流，安居暇坐，優遊死生。”《宋史·食貨志》。南渡兼并之情形，可以見矣。其時害民最烈者，又有所謂官田及圩田。官田，謂籍没之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民乃不堪。而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又皆從而侵漁之。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告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者。先是韓侂胄誅，金人講解，用廷臣言，置安邊所。凡侂胄與他權倖没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收其租以給歲幣。迨與北方絶好，則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甚。宋亡，遺患尤不息也。浙西田畝，有直千緡者。賈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與銀絹。又多，與度牒告身。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奉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有司争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爲功，皆謬以七八斗爲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衆。湖田、圩田者，明、越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慶曆、嘉祐間，始有盜湖爲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創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其他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瀕太湖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佔其利；澇則遠近氾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没矣。此湖田、圍田之害也。凡此雖由政治之不善，而原其始，則皆兼并之家爲之也。然遺毒且不僅此，明之定天下也，官田畝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爲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税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於是浙西官、民田，有畝税至二三石者，後雖累經減免，其重猶甲於全國也。此雖明太祖之暴政，而豪族收租之重，實有以導其先路矣。
明時行黄册及魚鱗册之法。黄册以户爲主，以田從之。魚鱗册則以土田爲主，諸原阪、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别畢具。據黄册，則知各户所有丁糧，由之定賦役。而田之所在，則稽諸魚鱗册而可知。其法本甚精詳，使能實行，則户口土田，皆有可考。顧積之久，魚鱗册漫漶不可問，而田所在不可復知。於是黄册亦失實，卒至富者有田而無税，貧者有税而無田。其或田棄糧存，則攤徵於細民，責償於里甲。劣紳又立官户、儒户、子户等名，爲下户納賦税而私其所入，其弊不可勝窮。嘉靖時，乃有履畝丈量之議。神宗初，張居正爲相，行之，限三歲竣事。史稱“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虚糧”焉。清代丁税攤入地糧，但計按田徵税，而人户之有田無田，及其田之多少，不復過問。地權之情況，國家遂無從知之矣。
李悝謂“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此至論也。農夫耕耘，亦須資本。穀價賤，肥料人工等，未必與之俱賤，糶穀或不償其本，而農人困矣。食爲民天，苟使口實不乏，他事皆可徐圖，否則
然不可終日矣。故不耕之民，於穀價貴賤，亦利害相關甚切也。職是故，他種物價，政府雖久任其自然，而於穀價，則猶思調劑。其法最古者，爲和糴及常平倉。《漢書·食貨志》曰：“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此兩法，後世亦多行之。然糴本甚微，不能左右穀價。常平既由官辦，惠僅及於城市之民。朱子《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遊惰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且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挍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隋時，乃又有所謂義倉者。其事始於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振給。史稱“自此諸州儲峙委積”云。此法既能徧及各地，又令人民自謀，實爲善舉。然各地未必能徧行，又或以人民不善管理而移之於縣，則全失立法之本意矣。宋以來，乃又有所謂社倉者。淳熙八年，朱子提舉浙東，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振濟。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造成廒，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云云。後多有於行之者。《文獻通考》謂“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主之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無可給，或拘納息米而未嘗除免，甚者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斯民庶乎其有養矣”。《文獻通考·社倉》。蓋此爲人民自治之事，故必人民程度高，能善其事，而後其效可覩也。
以常平之蓄積，推及借貸者，則爲宋王安石之青苗法。常平，漢以平穀價；義倉，隋以備凶災。惠民倉者，周顯德間，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又有廣惠倉者，則募人耕没入户絶田，收其租，以給州縣郭内老幼貧疾不能自存之人者也。宋時民間舉債，出息頗重，甚至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䔩、耰鉏、斧錡之屬，皆雜取之。見《宋史·陳舜俞傳》。故農民無資耕種，在當時實爲大憂。李參官陝西，始令民自隱度穀粟之贏，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爲青苗錢。安石秉政，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例預借於民，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税輸納。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謂“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又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可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并兼者不得乘其急”也。當時反對者甚衆，綜其所論，厥有六端：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一也。錢入民手，良民不免非理使用，及其納錢，富民不免違限。如此，鞭笞必用，州縣多事，二也。良懦者不願與州縣交易，不免抑配。且上户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户，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人同保均陪之患，三也。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甚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者，四也。鄉村上等户及坊郭有物業者，亦依鄉户例支借，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違戾，五也。出息二分太重，六也。案青苗立法之意頗善，但奉行不善，事亦有之。試觀元祐元年罷此法，未幾，范純仁即以國用不足，建議復散，則當時行此，不免藉以取息可知。惟純仁雖號持平，究近舊黨。亦主俵散，則青苗雖有弊，亦不至如舊黨所言之甚可知。蓋此等事宜令人民自相扶助，一經官手，則因設治之疏闊，監督有所難周，法令之拘牽，於事情不能適合，有不免弊餘於利者。此安石所以行之一縣而效，行之全國而不能盡善也。宋糴法中，有所謂俵糶者。度民田入多寡，都提舉市易司預給錢物，秋成，於指定之地入米麥。或召農民相保，預貸官錢。或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成依時價入粟。亦與青苗相類。
中國有一等計臣，其才力極有可取者。桑弘羊之行均輸也，《漢書·食貨志》謂其“以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此非周知四方之物價不可。《新唐書·劉晏傳》曰：“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鋭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廩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禄，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他人不能也。”又曰：“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閒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脩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資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娼怨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案欲立功名，必不免於委曲，此古今所同慨，實當局之苦心。觀其清節挺挺，則知不爲身謀。固恩不免厚誣，任數未足爲病。古度支多以實物，非如純用泉幣，易於較計，而能周知各地之盈虚，以謀流通，以權輕重，其才力則不易幾矣。今後欲行公産，必不能如古者以一小部自封，必合天下之財，通計其所生所耗之量，以定其運輸頒布之方。行之百年，或事雖至繁，而有至簡之法可守。初行之時，則其委曲繁重，必非今日億度所及也。此等人正相需甚殷矣。
宋神宗時，嘗行均輸市易之法。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税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税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宋史·食貨志》。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案此所領者，即桑弘羊、劉晏之所爲也。然其後絶無成效，則知理財之事，必待其人而後行矣。市易始於熙寧五年，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絀。請假榷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爲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宋史·食貨志》。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金帛田宅，皆可爲抵。田宅抵久不還者，估實直，如賣坊場河渡法。以吕嘉問爲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隸焉。案此所爲，頗近王莽之司市泉府。其事亦卒不能行，蓋後世商業日盛，操縱固非易事也。
關於借貸情況，《陔餘叢考》三十三有一條考歷代放債起息之重輕者，今録之如下：“放債起息，後人皆以《周禮》泉府之官，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爲之息一語爲口實。按國服爲之息一語，本不甚了了。鄭衆釋之云：貸者，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鄭康成因釋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税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此亦億度之詞。蓋《周禮》園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税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期出息五百也。賈公彦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也。此後世放債起息之所本也。《漢書·谷永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顔師古《注》曰：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爲之主，放與他人以取息，而共分之。是漢時已有放債之事。然師古謂代富人爲主，放與他人，亦恐未確。蓋如今之中保，爲之居間説合，得以分利受謝耳。《漢書·貨殖傳》：農工商賈，大率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注》云：每萬得利二千，故百萬之家，得二十萬。此加二之息，見於《漢書》者也。鄭康成注國服爲息句又云：王莽時，貸以治産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彦《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惟計所贏多少。如歲贏萬泉則催一千，如贏五千則催五百，皆據利催什一也。然則王莽時，收息僅加一也。然《漢書·莽傳》：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與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月收其息三錢也。則莽收息乃加三，而非如康成所云什一也。此加三起息之見於《莽傳》者也。宋《青苗條例》云：人户所請價錢斛斗，至秋成應納時，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比附元請價錢，不得過三分。如一户請過一貫文，送納見錢，不得過一貫三百文。此後世官利加三之始也。原注：“《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九年，詔民間貸息，以三錢爲率，著爲令。”然韓琦疏又云：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内，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又加四利息矣。《元史·太宗本紀》：國初官民貸回鶻金，歲加倍。太宗著令；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原注：“時因耶律楚材言回鶻金取息太重，名羊羔利，請以本利侔而止，故有是詔。見《楚材傳》。”世祖至元六年，又申明此制，令民間貸錢雖踰限，止償一本息。原注：“時又因劉秉忠言：宜確計官民欠負，依前者使一本一利償還，詔從之。見《秉忠傳》。又布魯海牙宣撫真定，以富民收息，不踰時倍之，乃定令息如本而止。見《布魯海牙傳》。”此近代遠年債負一本一利之所始也。至近代京債之例，富人挾貲住京師，遇月選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遠近，缺之豐嗇，或七八十兩作百兩，謂之扣頭。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按此事古亦有之。《史記·貨殖傳》：吴、楚七國反時，長安列侯當從軍者，欲貸子錢。子錢家莫肯貸。惟無鹽氏捐金出貸，其息十之。吴、楚平，而無鹽氏之息十倍。曰子錢家，則專有此出錢取息之人，如今放京債者也。曰息十倍，則如今京債之重利也。又《舊唐書·武宗紀》：中書奏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乃定户部預借料錢到任扣還之例。此又後世京債故事，又官借俸錢之始。”《陔餘叢考》“放債起利加二加三加四并京債”條。
吾國雖久行私産之制，然貧富之相去實不可謂之懸殊。（一）因封建久廢，有廣土者甚少。（二）則財産久由各子均分。大家族在後世既已罕見，即有巨富之家，一再傳後，財産亦以分而日薄。（三）則恤貧抑富，久爲政治家所信奉。人民亦能互相救恤。（四）則地處大陸，人事之變遷甚劇。每一二百年，輙有大戰亂。貧富之變易較易。此吾國民所以久有均貧富之思想，而數千年來，卒能相安無事者也。然今後之情形則非復曩昔矣。
今日生計之情形，所以大異於昔者，在捨器械，有口曰器，無口械，合二字，爲凡用具之總名。而用機器。器械僅能少助人力。且其爲物單簡，一人能用之，則人人皆能用之；一家能有之，則家家皆能有之。故衆人生利之具，無大不同。其所生之利，亦略相等。至於機器，則非復人人所能制，亦非復家家所能有。於是購機器，設工廠，不得不望諸資本家。其物必合衆力而後可用，則其業必集多人而後可營。而管理指揮，遂不得不有企業者。資本家安坐而奉養甚厚，勞動者胼胝而飽暖猶艱，則易致人心之不平，企業者之利害，恒與資本家同，其於工人，督責既嚴，又或肆行朘削，則易爲工人所怨恨。舊日商工之家，師徒如父子之親，主傭有友朋之誼，至此則皆無之矣。況手工造物，皆略有樂趣。機器既用，所事益簡，終日反覆，不出一兩種動作，則易生厭倦之情。於是勞資相疾如仇矣。吾國之用機器，蓋起於同、光之朝。初辦者爲軍事，如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後漸進於交通，如汽車、汽船。又漸進於開礦紡織等業，如漢冶萍煤鐵礦廠公司，李鴻章所設上海機械織布局，張之洞所設廣東繅絲、漢口織布、製麻等局。其初多由官辦，或官督商辦，其後民業漸起。而外人亦投資中國，經營一切。中日戰後，又許外人設廠於通商口岸。於是新式事業，日增月盛。勞資相軋，遂日甚一日矣。今之論者，每謂中國人只有大貧小貧，而無所謂富。人民只患失業，不患業之不善。此誠然。然此特今日内亂不息，百業凋敝之時爲然耳。一旦戰事息而國内安，人民率其勤儉之習，以從事於實業。將見財富之增，一日千里。美利堅自赤貧以至富厚，不過50年，況於吾國，人口本庶，國土久辟者乎？《詩》曰：“逮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日之勞資，雖若未成階級，然其成爲階級甚易，固不容不早爲之計也。
社會主義，派别甚多。約其大旨，不越兩端：一主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之盡其能否，固無督責之人。其取其所需，不致損及他人，或暴天物與否，亦復無人管理，一憑其良心而已。此非民德大進，至“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之時，未易幾及。程度不及，而欲強行之，將有後災，豈徒説食不能獲飽而已。一則主按勞力之多少，智識技藝之高下，以定其酬報之厚薄。其主張急進者，欲以國家之力，管理一切。主張漸進者，并祇欲徐徐改良而已。此則於現在情形爲近。馬克思曰：“新社會之所須者，必於舊社會中養成之。”今欲行社會主義，所須者何物乎？以人言：一曰德，一曰才。以物言：一曰大規模之生産器具，一曰交通通信機關。必有大規模之生産事業，而後生産可以集中；而後可由公意加以管理。否則東村一小農，西市一小工，固無從合全國而通籌并計也。大規模之生産器具，交通通信機關，既非一時所能有。人之經營擘畫之才能，又非既有此等事，無從練習。其公德心，亦不能憑空增長。則人我不分之理想，斷非今日所能行，無俟再計矣。故今日者，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合全世界而通籌并計，以定生産之法，分配之方；而人之生産，仍無一不爲公，其消費則無一不仰給於公，與部落共産時代無以異，爲最終之蘄向。而且前則暫於較小之範圍内，求生産之漸趨於協力，分配之漸進於平均，隨生産之漸次集中，徐圖管理擘畫之才能之增長；日培養公德心使發達，而徐圖盡去其利己之私。”則進行之正規也。
無政府主義，我國無之。近人或以許行之説相附會。案許行之説，乃欲取法於極簡陋之國家耳，非無政府也。説見《政治史·政體篇》，
至於憑藉國家權力，大之則制民之産，謀貧富之均平；小之則扶弱抑強，去弊害之大甚。則我國之人，夙有此思想。以政治放任既久，幅員遼遠，政府之威權，不易下逮，奉行之官吏，難得其人，故迄未能行耳。然其思想，則未嘗消滅也。試引王安石、龔自珍兩家之言以明之。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曰：“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争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弊，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行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王文公文集》。此爲安石變法首重理財之故。蓋國不能貧富予奪人，則貧富予奪之權，操於豪強，國家欲有所爲，其事恒不得遂。然國家所行，多爲公義。豪強所行，多爲私利。國家所欲不能遂，而豪強則所爲必成，則公義不伸，正道滅絶，社會將永無太平之日矣。安石之言，自有至理。後人或訾其挾忿戾之心，以與豪暴争，誤也。
龔自珍《平均篇》曰：“有天下老，莫高於平均之尚也，其邃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醵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巵焉。降是，則勺者下侵矣，巵者上侵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踣。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踣，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爲邃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羣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愈遠，則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爲計，蓋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阽，富者安；貧者日愈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渟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陼水，西無陼財，南無陼粟，北無陼士，南無陼民，北無陼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王心誠深平，畜産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受穀。言物産蕃庶，故人得肄威儀，茹内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陼水，西有陼財，南有陼粟，北有陼土，南有陼民，北有陼風，王心則不平，聽傾樂，乘欹車，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囂，囂傷禮義；積土之氣㘪，㘪多日，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瘥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禄之主；繼福禄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懼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懼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禄之盛者難矣哉！龔子曰：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更，不可以驟。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諄也，民固未知貿遷，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懼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莫如使民不識知，則順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禄之肆，若盜聖賢市仁義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更之，則非號令也。有五挹五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順之法，齊之以至一之令，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幾於平矣。”《定盦文集》。此篇大意，以貧富不齊爲致亂之原。而以操其本原，隨時調劑，責諸人主。蓋古者國小民寡，政府之威權易於下逮。而其時去部落共産之世未遠，財産之分配，較爲平均。此等情形，習爲後人所謳歌，所想望。後世雖以時異勢殊，政府不克復舉此責，然特爲事勢所限，以理論，固無人謂政府不當舉此責；且皆以克舉此職，爲最善之治也。故藉國家之權力，以均貧富，實最合於我國之國情者也。
然借國家之力以均貧富，亦必行之以漸，而斷非一蹴所能幾。何也？藉國家之力，以均貧富，則國家之責任必大。爲國家任事者，厥惟官吏。服官之成爲謀食之計舊矣。監督不至，焉不朘民以自肥？監督苟嚴，又慮厩長立而馬益癯也。況夫監督官吏者，亦官吏也。任事之官吏不可信，爲得可信之官吏，而任以監察之責乎？借使大業皆由官營，挾其權力，以爲身謀，民之疾之，猶其疾資本家也；猶其疾企業者也。其自視，徒爲求食故而勞動，而絶無勸功樂事之心，與今日之工人同也。安保其不反抗？而是時一反抗，即涉及政治。較之今日，勞資之争鬥，愈可憂矣。且今日欲圖生利，必借外資。借用外資，必所興舉之事，皆能獲利而後可。否則有破産之憂矣。前清末葉，議借外資。即有人謂：宜以銀行承受之，而轉貸於民者。以民業較易獲利，必多能復其本；其規模不如官業之大，即有虧敗，成功者多，足以償之；非若官業，一失敗，即有破産之虞也。然如此，則有助長資本之憂。若一切由國家自營，又慮官吏之不足任，而破産之終不可免也。何去何從？若何調劑？誠可深長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