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錢幣
吾國幣制大略可分五期，自殷以前，蓋珠玉金銀龜貝粟帛等雜用，此爲第一期。周代漸開金銅并用之端，至秦漢而大定，此爲第二期。南北朝以降，黄金漸少，乃代之以帛，此爲第三期。及宋而紙幣興，金人效之，元明沿焉，至宣宗宣德三年而廢，此爲第四期。紙幣既已極弊，銅錢又不足，用銀乃乘之而起，肇於金之末造，盛於明，廢紙幣以後，以迄於今，此爲第五期。今略述其事。
《漢書·食貨志》云：“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此語最確。《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平準書》本僞物，此數語又在篇末，必讀者記識之語，溷入正文無疑。《通考》曰：“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此數語未知所出，疑係櫽括古書而成，未必可據。殷以前事，書史無徵，然知其爲珠玉、金銀、龜貝、粟帛等雜用者，以凡事不能突然而起，周以後事，必前有所承。《漢志》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朿於帛。太公退，又行之於齊。”是周初之易中金銅布帛并用。《管子》曰：“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絶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黄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國蓄》。《地數》、《揆度》、《輕重乙》略同。所謂先王，蓋亦周武王、齊太公之類，《輕重乙》以爲癸度對周武王之言。則周初又兼用珠玉。孟子謂彭更曰：“子不通功易事，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滕文公》下。陳相述許行衣、冠、械器，皆以粟易之，《滕文公》下。粟雖重滯，然切日用，便分割，用爲易中，亦固其所。《鹽鐵論》曰：“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錯幣》。《説文解字》曰：“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則貝行於夏至周仍極通用，足徵其前有所承。然則黄金方寸而重一斤，與錢圜函方輕重以銖之制，蓋周初所定，其餘則皆殷以前舊俗也。此中國邃古之世泉幣之情形也。
泉幣之用，自以金屬爲便，故自周以後，他物逐漸淘汰，而金銅專行。《漢志》曰：“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黄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此實上承周之圜法者也。漢雖改秦錢法，又易黄金計重之法爲一斤，然其并用金銅，固無以異。晁錯説文帝，謂“珠玉、金銀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無饑寒之患。”此即《漢志》所謂珠玉、龜貝、銀錫之屬，雖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者，雖爲俗所寶用，要不能逕指爲錢幣矣。
然金在當時，特以供王公貴人之用，不則富商大賈或資焉，與平民實絶無關係。詳見附録《二十五史劄記》。當時切於民用者，惟錢而已，今試一論其沿革得失。
《漢書·食貨志》：“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高后紀》：二年，“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案《食貨志》言：漢更莢錢之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而下接“天下已平”云云，則漢之鑄莢錢，實在天下未平以前。當時似藉鑄錢爲籌款之策，物價騰踴，固有他因，幣價之落，亦必其一。高后時復行八銖，不聞民患其重，則所謂“秦錢重難用”者，乃欲行小錢藉口之辭，非其實也。高后雖復八銖，而仍不能絶莢錢。文帝欲減半兩錢之半而強齊其價，其不能行固無待再計矣。而放民私鑄，爲害尤烈。賈生陳其幣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鯨。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願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是時之幣制，固無解於罔民之譏矣。
武帝之初，亦以改幣爲籌款之策。《志》載其事曰：“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又曰：“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廼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鋊。”“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其罔民尤甚於文帝矣。
自然之勢不可逆也，逆之者必還從之，而後可幾於治，漢武之專令三官鑄五銖是也。《漢志》曰：“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爲之。”此時所行，可謂與生計原理相合，故幣制自此遂定，然亦以漢世幣重，銅之流布民間者少，故能致此也。詳見附録《二十五史劄記》。
古代與金銅并行之物，周以後多廢，而金銅專行，此亦勢也，無可如何者也。而王莽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更造大錢，逕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黄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四品并行。即真，以爲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黄金重一斤，直錢萬，仍舊制。幣所以定物價，可一而不可二，而莽錯亂之至於如此，其不能行審矣。於是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并行，龜貝布屬且寢。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并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没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衆，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國及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十六七。自有貨幣以來，未有以私意敗民而又自敗如此其甚者也。莽亂後，遂至雜用布帛金粟交易。
《漢書·食貨志》云：“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是事在建武元年，而《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注》：“武帝始爲五銖錢，王莽時廢，今始行之。”不合。案《馬援傳》：“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則鑄五銖在建武十六年，而復行五銖在建武初元也。
五銖在銅錢中最爲民所寶用，漢末董卓壞之，而幣制乃大亂，迄於六朝，莫能復理矣。今略述其事如下。據五朝史志及《文獻通考》。
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長安鍾簴、銅馬、飛廉之屬以充鑄，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倫理文章，不便人用。
先主攻蜀，與士衆約：事定，府庫百物，孤無取焉。入成都，士庶皆捨干戈，赴庫藏，取寶物。軍用不足，以劉巴言，鑄直百錢。
魏文帝黄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巧僞漸多，競濕穀造薄絹，嚴刑不能禁，乃立五銖錢。
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乃罷之。
晉用魏五銖錢，不聞更有所創。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吴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桓玄輔政，議用穀帛，朝議不可，乃止。河西自太始中不用錢，裂匹爲段，索輔言於張軌，乃用錢焉。輔謂徒耗女工，亦用帛一幣也。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置法，鑄四銖，重如其文。人間頗多盜鑄，翦鑿古錢取銅，帝甚患之。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元嘉中，鑄四銖，輪廓形製，與古五銖同。孝武孝建新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爲“四銖”二字，其後除去四銖二字，僅留孝建年號。孝建所鑄錢，形式薄小，輪廓不成。於是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并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既轉小，稍違官式。雖嚴刑，人、吏、官長坐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踴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廓者，悉加禁斷。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廢帝景和二年鑄之，文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廓，不磨鑢，如今剪鑿者，謂之來子，尤輕薄者，謂之荇葉，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明帝泰始初，惟禁鵝眼、綖環，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又并斷，惟用古錢。
梁初，惟京師及三吴、荆、郢、江、襄、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廣全用金銀。武帝乃鑄“五銖”、“公式女錢”二品并行。重皆四銖三參二黍。民間或私以古錢交易，頻下詔非新鑄二種錢不許用，而私用轉甚。普通中，盡罷銅錢，更鑄鐵錢。鐵易得，并私鑄。大同後，所在如邱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論貫不計數。於是商賈姦詐，因以求利，破嶺以東，黄汝成云：破或庾字之僞，見《日知録》“短陌”條《集釋》。八十爲百，名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西錢；京師九十，名長錢。大同元年，下詔通用足陌，而人不從，錢陌益少，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錢，兼以粟帛爲貨。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并行，後還當一。人不便，乃訛言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至於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
後魏初，置太和錢，貨無所用也，孝文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泰和五銖”，在所遣錢工備爐冶，人有欲鑄，就聽鑄之。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京師及諸州鎮或不用，或止用古錢，商貨不通，貿遷頗隔。孝明熙平初，以任城王澄言下諸方鎮，太和及新鑄并古錢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鵝眼、環鑿，依律而禁。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二年冬，尚書崔亮奏并許開鑄，從之。自後人多私鑄，錢稍小薄，孝莊初益甚，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以楊侃言鑄五銖錢，永安二年秋更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鑪，亦聽人就鑄，自九月至三年正月止。官欲知貴賤，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三市賣之，絹疋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僞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
北齊神武伯政之初，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錢，體制漸别，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交貿皆以絹布，神武乃收境内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復細薄，姦僞兢起。文襄欲於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秤，縣於市門，私鑄不禁，但重五銖，然後聽用，不果。文宣受禪，除永安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甚貴而製甚精。未行，私鑄已興，一二年間，即有濫惡。殺戮不止，令市長銅價，私鑄少止，然乾明皇建間，往往私鑄，武平後轉甚，至齊亡，卒不能禁。
後周初，用魏錢。武帝保定元年，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并行。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五年，以布錢漸賤，而人不用，廢之。宣帝大象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五銖，凡三品并用。
隋文帝開皇元年，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每千錢重四斤二兩，嚴禁私鑄，及前代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常平等。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蠟；錫蠟既賤，私鑄不可禁約，乃禁出錫蠟處，不得私采。其後姦猾稍多，漸磨鑢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遞相仿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準，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檢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毁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以後，王綱弛紊，鉅姦大滑，遂多私鑄，錢轉薄惡，每千漸至一斤。或翦鐵葉，裁衣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一千重六斤四兩，置錢監於洛、并、幽、益諸州。顯慶五年，盜鑄惡錢，官爲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踴貴，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姦亦不息。武后長安中，令懸樣於市，百姓依樣用錢。俄而揀擇艱難，交易留滯，乃令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自是盜鑄蜂起，江、淮尤甚，更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郴、衡錢才有輪廓，鐵錫五銖之屬，皆可用之。或鎔錫模錢，須臾千百。玄宗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四參錢，毁舊錢不可用者。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收惡錢，又糶十萬斛收惡錢毁之。二十六年，於宣、潤等州置錢監，時兩京用錢稍善，米粟價亦下。後又漸惡，詔出錢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京師權豪，歲歲取之，舟車相屬。肅宗乾元元年，鑄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後又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法既屢易，物價騰踴，斗米七千，死者滿道。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錢一當十。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一當二，重輪錢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一當一焉。
歷代善幣，五銖而外，首數開元，然開元之能專行及久行，遠不逮五銖，則以其時銅已流布，私鑄不易禁也。詳見附録《二十五史劄記》。五代紛紛不足道，北宋幣制亦迄不能善，其弊有三：一鑄錢太多，流入外國；一多鑄大錢；一行用鐵錢，皆足以紊亂幣制也。宋代鑄鐵之數見於史者，至道中八十萬貫，景德中一百八十三萬貫，天禧末一百有五萬貫，皇祐中，池、江、建、韶等五州一百四十六萬緡，嘉、邛、興三州大鐵錢二十七萬緡，治平中，饒、池、江、建、韶、儀六州一百七十萬緡，興州三萬緡。嘉、邛自嘉祐四年起，停鑄十年。熙寧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湘五路，各置鑄錢監，江西、湖南以十五萬，餘路以十萬緡爲額。神宗增監十四，元祐皆罷。神宗弛錢禁，元祐亦復之。張方平言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沿海州軍錢出外，但每貫收税而已。蓋遼用宋錢甚多，而宋與南洋貿易，當時亦通用錢也。又西北邊内屬，戎人賫貨帛於秦，階、成州，易銅錢出塞，銷鑄爲器，則以錢爲輸出矣。徒耗鼓鑄之勞，以供他國之用，不亦亡謂之甚乎？
大錢之鑄，始於陝西軍興之時，初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銅鑄錢。既而陝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一當十，及奎徙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供陝西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大鐵錢，而陝西復采銅置監，鑄大錢，因敕江南鑄大銅錢。江、池、饒、儀、虢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奎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鐵錢既行，盜鑄獲利十六，錢輕貨重，患如陝西。契丹亦鑄鐵錢，以易并邊銅錢。於是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以二當銅錢一。行之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且行舊錢。慶曆末，葉清臣爲三司使，與學士張方平等上陝西錢議，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河東小鐵錢亦三當一。後又令陝西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熙寧中，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言：“自行當二錢，銅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從之，折二錢遂行於天下。其後蔡京黨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啓創議鑄當十錢，乃先鑄當五。熙寧折二錢之行，不許運致京師，故諸州所積甚多，咸請以鑄當十。於是罷當五，各處皆鑄當十，除陝西、河東、四川鐵錢地外，均許行使，私鑄寖廣。崇寧四年後，以當十爲當五。然小平錢益少，貿易濡滯。乃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錢留本路，罷鑄當十，添鑄小平錢。時各路當十錢或當三，或當五，俄命行於畿内、陝西、河東北，餘路禁之。又命禁用之錢，悉輸官藏之於庫，然一旦更用，所損甚大。諸路或用或否，亦不盡送官。私販私鑄仍甚，乃許搜索舟車，重官司失察之罪。大觀元年，蔡京再相，京之相，在崇寧二年。折十之法，至四年乃漸變。五年，京去位，乃詔諭中外不復用。復行折十錢，重私鑄搜捕勸告之法。至四年，獲罪者十餘萬人。三年，京再罷，四年，乃停鑄。政和三年，令當十錢并作當三焉。熙、豐時，陝西、河東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紹聖時易二千五百。
宋代行使鐵錢之地，尚有四川。元豐間，畢仲衍進《中書備對》，以陝西、河東爲兼行銅鐵錢之地，成都、梓州、利州、夔州爲專行鐵錢之地。初，江南西蜀平，皆聽用鐵錢，銅錢許入界。太平興國二年，弛銅錢渡江之禁，廣鼓鑄以給之，鐵錢遂不用，惟蜀中鐵錢仍不准出界。由是鐵錢日賤，商賈争以鐵錢入界，與民爲市。官亦言民樂輸銅錢，增賦税所收銅錢分數，以俸給所得銅錢，厚直與民市。沈倫又增鑄鐵錢，易民銅錢上供，四川遂成鐵錢世界。以交通最不便之地，行運輸最不便之幣，而紙幣乃應運而興矣。
古代黄金，專供王公、貴人、富商、大賈之用，説已具前。夫資生愈厚，則物之有待於交易者愈多；交易愈繁，則泉幣之爲用愈廣。用幣既多，必求輕齎，黄金之流衍全國，宜也。然而卒不然者，則一以金銅異物，其價不齊，并爲易中，殊覺不便；一亦以金之漸少也。前説詳見予所撰《二十五史劄記》，後説則顧亭林《日知録》、趙甌北《陔餘叢考》皆論之。
顧氏之言曰：“漢時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欒大，至齎金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黄金二十餘萬斤。梁孝王薨，藏府餘黄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黄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黄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黄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黄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黄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黄鐵，莫有見者。穎胄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黄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尚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黄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
趙氏之言：曰“漢以來金銀皆以斤計。如漢高祖賜陳平金十萬斤，賜田肯金五百斤。文帝賜周勃金五千斤，陳平、灌嬰金二千斤。武帝以東方朔諫起上林，賜金百斤。以及南北朝時，猶以斤計。如魏孝文帝賜抱睹生葬事黄金八千斤、梁武陵王以金銀百斤爲餅之類是也。侯景圍城，羊侃率兵禦之，詔送金五千兩、銀一萬兩賜戰士，則金銀以兩計起於梁時。其後陳將周羅㬋彭城之戰，拔出蕭摩訶於重圍，以功賜金銀各三千兩。梁睿平劍南，隋文帝賜金二千兩。又平王謙賜金二千兩、銀三千兩。王謙作亂，王述執其使上書，文帝亦賜金五百兩。又文帝嘗賜蕭巋金五百兩、銀千兩。周法尚破李光仕，文帝賜黄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則金以兩計，銀猶以斤計。煬帝以來護兒破楊元感功，賜黄金千兩；以王辨擊破山東賊盜功，賜黄金二百兩，事俱見《南》、《北史》。則金銀之以兩計，起於梁、陳、隋之世也。《通考》謂：蕭梁間交、廣以金銀交易，既是民間交易，則零星多寡不齊，自必細及銖兩。又《宋書·徐豁傳》：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輸半兩，則國制收銀課亦以兩計，因而上下通行，俱論兩不論斤。且古時金銀價甚賤，故以斤計，後世金銀日貴，故不得不以兩計也。”
其漸少之原因，顧氏論之曰：“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黄金，而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今以目所睹記，及《會典》所載國初金價推之，亦大略可考。《會典鈔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内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税糧，金每兩準米十石，銀每兩準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賦，欲以蘇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將愈困民。’更令金每兩準米二十石，銀每兩準米四石，然亦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永樂十一年，令金每兩準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交阯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豈非承平以後，日事侈靡，上自宫掖，下逮勳貴，用過乎物之故與？幼時見萬曆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禎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矣。投珠抵璧之風，將何時而見與？”又曰：古來用金之費，如《吴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黄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孫皓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摇假髻以千數，令宫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輙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敕有司於五假大寺内，爲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宫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黄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紀》：後宫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十斤，金箔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閩世家》王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黄金數千斤，鑄寶星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應宫，甍栱欒楹，全以金飾，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紀》：宫殿之飾，徧傅黄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兩。此皆耗金之由也。杜鎬之言，頗爲不妄。《草木子》云：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爲箔。而《太祖實録》言：“上出黄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令宫人洗滌銷鎔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余謂用金之費，誠爲消耗之一因，然其大原因，則仍在於金之漸散。見附録《二十五史劄記》。趙氏《廿二史劄記》“漢多黄金”一條，歷舉《漢書》本紀、列傳所載漢史多金之事而論之曰：“後世黄金日少，金價亦日貴，蓋由中土産金之地，已發掘浄盡。而自佛教入中國後，塑像塗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窮鄉僻壤，無不有佛寺，即無不用金塗。以天下計之，無慮幾千萬萬。此最爲耗金之蠹。加以風俗侈靡，泥金寫經，貼金作榜，積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黄金作器，雖變壞，而金自在。一至泥金塗金，則不復還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愚案，金如俗所寶重，雖有消耗，還本者仍多。謂産金之地，已發掘浄盡，尤不其然。歷代淘采雖不盛，然産金之數合計之，亦當不少也。
因金少，故用幣多者，乃代之以帛。《陔餘叢考》曰：“六朝則錢帛兼用，而帛之用較多。《北史》魏張普惠疏曰：高祖廢長尺大斗重秤，後因軍國需用，故絹上加綿八兩，布上加麻十五斤，是納賦皆以絹布也。孝文帝始制百官之禄，每户增調絹三疋，穀二石九斗，以爲俸禄之用。夏侯道遷歲禄三千餘匹，李沖一門歲禄萬匹，是官俸皆以穀帛也。張讜妻爲魏所虜，讜以千匹贖之，是贖罪亦絹帛也。高允死，賜以粟五百石，絹千匹，高澄生子，魏孝静帝賜錦采布帛萬匹，是賜予皆穀帛也。西魏賞擒高敖曹者，布絹萬端，是購賞亦布絹也。”“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并未嘗徵錢。天寶中，楊國忠請令各道義倉及丁租地課，皆易布帛，充禁藏。玄宗詔百宫觀庫物積如山，是亦尚皆用布帛。”愚按，開元二十二年詔莊宅口馬交易，并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并用，違者科罪。《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以資鼓鑄，銀者無益於人生。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采銀坑，并宜禁斷。則明以布帛爲貨幣，而金銀不得與焉矣。金銀價貴，專用則失之重，與銅并用則比價豈能不變？錢幣者，度物價之尺，尺宜一不宜二，此其所以不獲爲錢幣歟？然以布帛爲幣，究亦非宜，於是紙幣興焉。
紙幣之前驅爲飛錢。《唐書·食貨志》：貞元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此可謂之匯兑，而不可謂之紙幣。京兆尹裴武請禁之，元和時，以“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寖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户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户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案三司飛錢之不行，以不爲商人所信也。一禁飛錢而京師物遂滯銷，可見飛錢之行，出於不容已矣。宋太祖取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换，初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商旅先經三司投牒，乃輸於庫。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者，詣務陳牒，即輦至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賫券至，當日給付，不得住滯，違者科罰。自是無復停滯。至道末，商人入便錢一百七十餘萬貫。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萬貫。亦所以省運輸耳。逮交子興，始具紙幣之意。《文獻通考》曰：“初，蜀人以鐵錢重，私爲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後富人稍衰，不償所負，争訟數起。寇瑊嘗守蜀，乞禁交子。薛田爲轉運使，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交子務於益州。”《宋史·薛田傳》曰：“田請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未報。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二説互歧，未知孰是。《食貨志》：“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一似法爲詠所創者，恐非也。交子初行，謹守分界之法。天聖以後，界以二十五萬三百四十緡爲額。熙寧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一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兩界并行自此始。時交子給多而錢不足，致價太賤，既而竟無寔錢。紹聖以後，界率增造，以給陝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多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乏用，又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熙寧二年，以河東公私共苦運鐵錢勞費，詔置潞州交子務。明年，漕司以其法行則鹽、礬不售，有害入中糧草，罷之。又明年，復行於陝西，而罷永興軍鹽鈔務。文彦博言其不便，未幾竟罷，蓋尚與入中之法相依附也。崇寧三年，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自用兵湟、廓，藉交子之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逾損。及更界之年，新交子一當舊者四。大觀元年，并改爲錢引交子務，曰錢引務。舊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畜本錢而增造無藝，卒致一緡當錢十數。張商英秉政，奉詔復循舊法。至宣和中，乃引界復平焉。蓋鈔之不及百年，而其跌價已屢見矣。
高宗紹興六年，行在置交子務，旋罷之，令榷貨務儲見錢印造關子。關子始紹興元年，令商人入中，執關子於榷貨務請錢，以給婺州軍也。二十九年，户部造會子。三十年，詔會子務隸都茶場。會子初行於兩浙，後通行於淮、浙、湖北、京西。隆興元年，江州置會子務。四年，立三年爲一界，界以千萬貫爲額，然有展限及前後界并行之弊。紹定五年，兩界會子之數至二億二千九百萬。嘉定四年，乃令十七、十八兩界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使。蓋以數界并行，輕重不等，民益眩惑，故用此舉。然縱能齊諸界會子價，不能使會子不跌價。況《宋志》云：“前之二界，盡用川紙，物料既精，工製不苟，民欲爲僞，尚或難之。迨十七界之更印，已雜用川、杜之紙，至十八界則全用杜紙矣。紙既可以自造，價且五倍於前，故昔之爲僞者難，今之爲僞者易。”更立永遠行使之法，僞會不益無術剔除乎？賈似道執政，又造關子，與會子并行。《五行志》云：“宋初，陳摶有紙錢使不行之説，其後會價愈低，有‘使到十八九，紙錢飛上天’之謡，似道惡十九界之名，乃名關子，而關子價益低。”案《食貨志》：“咸淳四年，以近頒見錢關子，貫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準關子一貫，同見錢轉使。”則新出關子，不及八折矣。
川引自趙開爲總餉，以供糴本，給軍需，增印日多。前宋時，放出兩界，每界一百二十萬餘緡。紹興七年，三界至三千七百八十萬。末年，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淳熙五年，以四千五百萬立額，然嘉泰末，放至五千三百萬。舊例引三年一易，開禧始展年收，遂兩界、三界通使。嘉定九年，定以十年爲一界，著爲令。寶祐四年，以臺臣奏，拘印造之權歸之朝廷。咸淳五年，以會板發下成都運司掌之，從制司抄紙發往運司印造畢功，發回制司，用總所印行使，歲以五百萬爲額。
遼鑄錢甚早，《遼史》謂先代撒剌的爲夷離堇，以土産多銅，始造錢幣。太祖其子，襲而用之是也。然實取中原錢爲多。《遼史》云：石敬瑭又獻沿邊所積錢，聖宗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更益以宋代錢禁有名無實，其爲數之鉅可知矣。然遼自景宗以後，歷代亦皆鑄錢，新舊聽民并用，故其錢幣極爲饒足。
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亦用之。貞元二年，户部尚書蔡松年復鈔引法，遂製交鈔，與錢并用。正隆二年，始議鼓鑄。三年，於中都立錢監二，曰寶源，曰寶豐；京兆一，曰利用。世宗大定十八年，於代州立監，曰阜通。二十七年，曲陽别爲一監，曰利通。章宗即位，罷代州、曲陽二監，以役民運銅有弊，而銅仍不足，復銷銅器及舊錢以鑄也。阜通、利用兩監，歲鑄十四萬貫，所費至八萬貫，其弊可謂深矣。
金初既患錢少，亦患銅少。初括民銅器以鑄，於是銅禁極嚴。銅器初皆官造，其後官不勝煩，民不勝弊，乃聽民造，而官爲立價。以售銅不許越界，與外國貿易，亦不許用錢。以宋用銅錢，淮南乃用鐵錢，以防流出。陝西有用銀布薑麻者。承安三年，立制以錢與外方人使及與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其後乃漸興窑冶，然無大效。鈔法既敝，錢遂爲所逐，雖立七年之限，極力設法流通，而亦無濟矣。
金代行鈔，始於海陵。貞元二年，以户部尚書蔡松年請行鈔引法，遂設交鈔庫及印造鈔引庫，印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錢并行，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循宋張詠四川交子之法，而紓其期，蓋以銅少權制之法也。章宗即位，有欲罷鈔法者，有司言：“商旅利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止因有釐革年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釐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歲久字文磨滅，許於所在官庫納舊换新，或聽便支錢。”從之。《食貨志》論之曰：自此“收斂無術，出多入少，民寖輕之。厥後法屢更，而不能革，弊亦始於此焉。”案當時交鈔之制，上有文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换鈔，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换錢。”則錢鈔相易，皆有定處，此其所以不便，初不關七年釐革之限也。自釐革之限既廢，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漸苦鈔多，乃欲以銀權之。承安二年十二月，尚書省議，官俸軍需皆以銀鈔兼給，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亦代鈔本，仍定銷鑄及接受稽留罪賞格。後私鑄者多，雜以銅錫，寖不能行。五年十二月，罷之。衛紹王時，鈔法大敝，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充軍賞。宣宗立，欲重之，貞祐二年，更造二十貫至百貫、二百貫，至千貫鈔。三年四月，河東宣撫胥鼎言：“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值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請權禁見錢，從之。自是錢多入於宋。《志》謂“富家内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三年七月，改交鈔名爲貞祐寶券。寶券初行，民甚重之。已而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既多，民遂輕之。商賈争收入京市買，物價頓昂。乃令寶券路各殊制，河北者不許入河南。四年，以河東行省胥昇言，仍許不限路行使。興定元年二月，造貞祐通寶，一貫當貞祐寶券千，四貫直銀一兩。五年閏十二月，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爲銀一兩。元光元年二月，詔行之。是年五月，造元光重寶，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寶泉幾不用，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值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爲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重寶、珍貨。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七月，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至義宗正大間，民間遂全以銀市易焉。
《元史·食貨志》：元初“有行用鈔，其制無文藉可考。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并從絲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按《王文統傳》云：中統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此所載止九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其等有五：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蓋未及行云。五年，設各路平準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致低昂，仍給鈔一萬二千錠，以爲鈔本。至元十二年，添造釐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鈔印用木爲板，十三年鑄銅易之。十五年，以釐鈔不便於民，復命罷印。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文；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僞造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産給之。”“至大二年，武宗復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本紀作一釐，此當係誤刻。《志》又云：至大通寶鈔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可見。定爲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遂有罷銀鈔之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之世，蓋常行焉。”
至正十年，丞相脱脱議更鈔法，下詔“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并用，以寔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十一年，置寶錢提舉司，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行。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值海内大亂，軍儲賞犒，每日印造，不可數計。交料散滿人間，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焉。
明太祖初設局以鑄錢，京師曰寶源，各直省曰寶泉。有司責民出銅，民毁器皿輸官，頗以爲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洪武七年，乃設寶鈔提舉司以造鈔。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曰四百文，曰三百文，曰二百文，曰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黄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遂罷寶源、寶泉局。越二年，復設寶泉局。二十五年復罷。鑄小錢與鈔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錢。商税兼收錢鈔。錢三鈔七。十六年，户部置寶鈔廣源庫、廣惠庫，入則廣源掌之，出則廣惠掌之。在外衛所軍士月鹽，各鹽場工本，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給鈔。時兩浙、江西、閩、廣民重錢輕鈔，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成祖時，乃行户口食鹽之法，大口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半之。税糧課程贜罰俱折收鈔。鹽官納舊鈔支鹽，發南京抽分場積薪、龍江提舉司竹木鬻之軍民，收其鈔。應天歲辦蘆柴，徵鈔十之八。仁宗監國，令犯笞杖者輸鈔。及即位，加市肆門攤課程。宣宗宣德初，府縣衛所倉糧積至十年以上者，鹽糧悉收鈔，秋糧亦折鈔三分，門攤課鈔增五倍，塌房店舍月納鈔五百貫，果園、驘車并令納鈔。户部言民間交易，惟用金銀，乃益嚴其禁。四年，始設鈔關。先一年六月，停造新鈔。英宗即位，收賦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滅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弛用銀之禁。於是朝野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惟折官俸用鈔而已。憲宗令内外課程錢鈔兼收，官俸軍餉亦兼支錢鈔。是時鈔一貫不能直錢一文，而計鈔徵之民，則每貫徵銀二分五釐，民以大困。孝宗弘治元年，京城税課司，順天、山東、河南户口食鹽，俱收鈔，各鈔關俱錢鈔兼收。其後皆改折用銀。世宗嘉靖四年，令宣課分司收税，鈔一貫折銀三釐，錢七文折銀一分。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壅，益專用銀矣。
明初鑄洪武錢。成祖永樂九年鑄永樂錢。宣宗宣德九年鑄宣德錢。孝宗弘治十六年以後，鑄弘治錢。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鑄嘉靖錢。每文重一錢三分，且補鑄累朝未鑄者。三十二年，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一錠五千文。税課抽分諸廠，專收嘉靖錢。民患錢少，乃令通行歷代錢。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以三四十當銀一分。後益雜鉛錫，薄劣無形製，至以六七十文當銀一分。用給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錢與前代雜錢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當銀一分，餘視錢高下爲三等，下者二十一文當銀一分，私造濫惡錢悉禁不行。小錢行久，驟革之，民頗不便。又出内庫錢給官俸，不論新舊美惡，悉以七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騷然。乃採御史何廷鈺議，許民用小錢，以六十文當銀一分。且定嘉靖錢七文，洪武諸錢十文，前代錢三十文，當銀一分。諸濫惡小錢，以初禁之嚴，雖奉旨間行，竟不復用，而民間競私鑄嘉靖錢，與官錢并行焉。時以兩京銅貴，就雲南鼓鑄。越數年，部議“錢法壅滯者，由宣課司收税以七文當一分。姦民乘機阻撓，錢多則惡濫相欺，錢少則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錢愈滯。自今準折聽民便，不必定文數，而課税及官俸且俱用銀”。乃罷雲南鑄錢。於時鑄錢日惡，盜鑄日滋，從大學士徐階言，停鼓鑄，税課徵銀而不徵錢。民間又止用制錢，不用古錢，隆慶初錢法不行，兵部侍郎譚綸言：“今錢惟布於天下，而不以輸於上，故其權在市井。請令民得以錢輸官，則錢法自通。”於是課税銀三兩以下復收錢，民間交易一錢以下止許用錢。時錢八文折銀一分，禁民毋得任意低昂。高拱再相，言：“錢法朝議夕更，迄無成説。小民恐今日得錢，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亂，愈禁愈疑。請一從民便，勿多爲制以亂人耳目。”帝深然之。錢法復稍通矣。萬曆時十三布政司皆鑄錢。嘉靖錢最工，隆、萬錢加重半銖，故鼓鑄後十年而錢價猶漲至加倍。天啓元年，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種大錢，於是“開局徧天下，重課錢息”，“自啓、禎新鑄出，舊錢悉棄置。然日以惡薄，大半雜鉛砂，百不盈寸，捽擲輙破碎”。崇禎時，定錢式，每文重一錢，每千直銀一兩，錢價亦稍落矣。初制，歷代錢與制錢通行。自神宗初，從僉都御史龐尚鵬議，古錢止許行民間，輸税贖罪俱用制錢。啓、禎時廣鑄錢，始括古錢以充廢銅，民間市易亦擯不用，蓋自隋世盡銷古錢，至是凡再見云。《日知録》曰：“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革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爲勝國文物而銷毁之。”然“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惟王莽一行之耳”。南北朝皆鑄五銖錢，隋悉禁古錢而所鑄亦爲五銖錢，唐則二百八十九年獨鑄開元通寶錢。“自天啓、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祇爲姦蠹之窟。故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啓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綖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内之廣，一時難徧，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案亭林謂當時“聽爐頭之説，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盡，新錢愈雜”。以此推之，金代雖事窰冶，而仍銷古錢，雖日事鑄造，而錢仍不足於用，其弊亦當如此，時莫能道其詳耳。當日錢銷爲銅，仍在中國，設欲鑄造，不過重費功力耳。有清之季，内外競鑄銅元，以牟餘利。購銅於外國，而固有之錢，遂爲姦徒銷毁以盡。民國之初，至有特設公司以銷小錢者。青島役起，日人占據山東，又廣搜小錢，銷鎔運載以去，而赤金之流於外國者，不知幾何矣！使亭林見之，其感慨又當如何乎？又案先生《錢法論》謂：“莫善於明之錢法，莫不善於明之行錢。”“古之行錢，不特布之於下，而亦收之於上。”“明之錢下而不上，僞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所以日壅。”此由當時官吏利徵銀不利徵錢也，讀先生之《錢糧論》可知。
清代承明，錢法極敝，又鑒於宋、金、元、明四代鈔法之弊，不敢用鈔，自不得不鼓鑄銅錢，與銀并行。案歷代論錢法者，每以不愛銅、不惜工爲鼓鑄之良規，清代頗能力行其議，所惜者未明泉幣之理，徒欲使銀銅并用，而不知定其一爲本位，又不知既已成幣，即當論枚，不當論重。時時變銅錢之重，欲求適宜，轉益紛雜，且使人民益視錢與銅爲同物耳。
歷代銅錢之重，《清通考》嘗考之曰：“錢之輕重，古以銖與累黍計，今以錢與分釐計。蓋分釐之數，古者但以爲度名，而不以爲權名。權之爲數，則十黍爲累，十累爲銖，二十四銖爲兩。自太公圜法輕重以銖，漢以後每以銖之數鑄於錢文，唐開元通寶爲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是每文爲今之重一錢。後人以爲繁而難曉，故十分其兩，而代以錢字，蓋宋之前已然。考宋太宗淳化二年詔定稱法，其時以太府權衡但有一錢至十觔之數，乃别爲新制，以御書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一銖四絫爲一錢，就黍絫銖參之度尺，以忽絲毫釐各積分爲一錢之則，然後制取等稱。新制既定，中外以爲便。是則十釐爲分，十分爲錢之計數，始於宋時。所謂錢者，即借錢幣之名，以爲數名。所謂分釐者，即借度尺長短之名，以爲輕重之名也。若夫古之稱法，至後世而加重。隋文帝鑄五銖錢，重如其文。而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則古稱三斤爲隋一斤而少。《隋書》亦謂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孔穎達《左傳正義》謂周隋稱於古三而爲一。杜佑《通典》謂六朝稱三兩當唐一兩。今以古稱三之一約之，則漢之五銖錢，止當今七分而弱。而今之重一錢二分者，實爲古八銖有贏。”顧棟高《汴宋歷朝錢文記》云：“乾隆四年，余就九江榷使幕，設館大孤山塘，西去府治德化縣四十里，又東十里爲青山，俱濱鄱陽湖，爲設税口岸。十月水涸，有客舟青山下，移舟舉碇，重踰常，悉力舉之，則累然有物，發視之，皆古錢也。居民聞之，競來取，日集三四十小舟，凡得錢數十百萬。蓋往日運錢，曾覆舟於此，積水中六百餘年矣。錢皆宋時物，雜出唐開通錢一二文，兼用八分篆隸。余取其輕重一一較之，唐開通元寶重一錢。開通係武德四年鑄，每十錢重一兩，歷代遵爲定式，世目爲開元通寶者，讀誤也。餘較其輕重果信。又有唐國通寶，重一錢一分，蓋南唐李氏所鑄。宋太宗時，始用紀元鑄錢，曰太平通寶，其輕重一準唐開通，重一錢或錢二分不等。真宗朝，天禧重一錢二分，咸平重一錢，祥符重一錢一分或九分半不等。景德重一錢三分或一錢。仁宗朝，嘉祐及至和俱重一錢一分，景祐一錢二分。天聖一錢五分，慶曆一錢八分。又有皇宋通寶及聖宋通寶，俱重一錢一分。《文獻通考》云：國朝錢文皆用通寶，而冠以年號。及改號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士議，因請改曰豐濟元寶。仁宗時，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乃復冠以年號。神宗朝，熙寧重二錢四分或一錢不等，元豐二錢或一錢八分。哲宗朝，元祐一錢一分，紹聖二錢一分或九分不等。徽宗朝，元符二錢二分或一錢一分，大觀三錢，崇寧三錢二分。余所見錢文之重，無逾於此。且銅質潤澤堅厚，輪廓端好，錢文堆起如金剜成。宣和二錢，政和二錢七分。自是汴宋亡矣。自熙寧而後，錢重者文俱云重寶。高宗朝建炎一錢七分，紹興一錢六分，南宋錢止此兩年號，蓋余之所見止此。”觀此知歷代之錢皆重在一錢左右，慶曆之錢獨重者，以時方有事，元昊用張奎、范雍言，鑄大錢與小錢兼行也。自熙寧至紹興重至一錢六分以上者，準此皆非小平錢也。予案錢幣所以須鑄造者，固以鑒定成色，亦以省稱量之煩也。若既爲幣，仍權其輕重而用之，則與用未鑄之金何異。泉幣初行，民之重之，仍以其質，固不能無計較輕重之情習焉。則此等見解，當化除矣。乃中國之行泉幣，載歷三千，而其斤斤於輕重如故。輕重小有歧異，民聽即爲眩惑，貪吏姦商乘之罔利，而國法遂致靡靡大亂，實由祗知泉幣爲交易之媒，而未知其爲度價之尺，知鑄造當求美精而不知行用當統於一。即號圜法整治之時，亦仍有多種泉幣并行於市。民之用之，實未能全與生金異也。此等見解，不能化除，實於幣制整治頗有關礙。然非統一泉幣歷有年所，此等見解亦不易盡行化除也。
清自太祖、太宗時即已鑄錢，天命元年所鑄者，曰天命通寶。天聰元年所鑄者，曰天聰通寶。入關後設寶泉、屬户部。寶源屬工部。二局，鑄錢曰順治通寶，嗣後歷朝所鑄，亦均用其年號。每文重一錢，頒其制於直隸、河南、陝西等省，令開局設鑄。二年，改爲每錢重一錢二分，七文準銀一分，舊錢二當新錢之一。後又禁用前代舊錢。四年，更定錢直，每十文準銀一分。八年，改錢重每文一錢二分五釐。十年，又改爲一釐，鑄一釐二字於其上。十五年，又改重一錢四分，鑄滿文於其幕。以各省鑄造不精，概令停鑄。十七年，以難於流通，仍命開鑄。康熙初，以錢多價落，又命停鑄，改每文之重爲一錢。四十八年，以私鑄競起，仍復一錢四分之制。先所鑄重一錢者，每百準銀七分。雍正十一年，復定錢之重爲一錢二分。乾隆時同。嘉慶時，乃改爲八分。至光緒三十一年，改爲六分。三十四年，又定爲三分二釐，則以其時已視爲輔幣也。乾隆五十二年，各省爐局復先後開爐。五十九年，以其私行減小，停之。嘉慶元年，因各局員役生計艱難，仍許開鑄，蓋鑄錢之弊竇深矣。旋以錢小而劣，復令停鑄。至二十一年，乃又許開鑄焉。
清鑄大錢，始於咸豐三年，所以濟軍饟也。分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五種。當千者重二兩。四年，以不能流通，祗鑄當十、當五十兩種，然流布仍艱，而私鑄競起，其後卒廢不行。時又議鑄鐵錢，設局四，未幾，即廢。至光緒二十五年，又造當十大錢，亦不能行。三十年，停之。時則各省銅元已競起矣。
清自乾隆以前，錢文鑄造頗精，嘉、道漸劣，咸豐以後，乃日壞。惡錢既多，良錢稍絶，末造頗以錢荒爲患，故以銅元之名實不副，初起亦能通行。銅元鑄造，始於廣東，事在光緒二十六年。明年，諭令各省倣造。於是相繼設局者十有五省，無不藉以圖利，而其價遂日跌。各省頗有減折行使者，清末物價之驟昂，銅元實階之厲也。
金銀加以鑄造，由來甚舊，而其鑄之爲幣，則實始晚近。《清通考》云：“古者金銀，皆有定式，必鑄成幣而後用之。顔師古注《漢書》，謂舊金雖以斤爲名，而官有常形製，亦猶今時吉字金挺之類。武帝欲表祥瑞，故改鑄爲麟趾褭蹏之形，以易舊制。然則麟趾褭蹏即當時金幣式也。漢之白選與銀貨，亦即銀幣之式。《舊唐書》載内庫出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是唐時銀亦皆係鑄成。《金史·食貨志》載，舊例銀每錠五十兩，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此今日以重五十兩者爲元寶，重十兩或五兩、三兩者爲中錠所由始也。元至元三年，以銀五十兩鑄爲錠，文以元寶，嗣後或鑄重四十九兩，或鑄重四十八兩。又有揚州元寶、遼陽元寶等名色。此元寶命名之始。蓋古者多以元寶之名，鑄於錢面，自元以後，銀始蒙錢文元寶之稱，於是錢面始專鑄通寶字矣。其稱銀爲錠者，考錠字，《説文》：鐙也。《廣韻》：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又《博古圖》有虹燭錠。當時皆以爲器物之名。其在古之稱銀，多稱爲鉼。《三國志》魏嘉平五年，賜郭修子銀千鉼。《水經注》嶺南林水石室有銀，有奴竊其三鉼歸是也。亦有稱爲鈑及笏及版者，猶之稱鉼之意。所謂鉼者，以其傾銀似餅，則與今所稱錠者，其式原自不同。蓋今之稱錠者，即古之稱鋌。《南史》梁廬陵威王續子應至内庫，見金鋌。《唐書》太宗賜薛收黄金四十錠。原注：《舊唐書》作挺。《唐書》耿先生握雪爲鋌，爇之成金。《五代史》賈緯言：“桑維翰身後有銀八千錠。自宋以後，遂轉稱銀爲錠云。”又曰：“直省解銀，由布政使起解者，曰地丁銀；由運使起解者，曰鹽課銀；由糧道起解者，漕項銀；由關監督起解者，關税銀。皆必傾鎔成錠然後起解。其解銀之具，曰鞘，每銀一千兩爲一鞘。或委員押解，或即由吏胥押解。例填給勘合、火牌及兵牌，於所過地方，撥夫擡送，撥兵防護，所以慎重帑項也。”予案《漢書·食貨志》言：太公爲周立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疑亦言其鑄造之式。秦人蓋有意於變古，故改以鎰計。雖有此制，未及改鑄。當時之金，蓋仍以一斤范爲方寸形者爲多，故漢仍行周制。《管子》言：禹以歷山、湯以莊山之金鑄幣，雖未知其式何如，然既言鑄，則必有定式。可知古之用金，皆以爲幣。用爲幣者，豈容即仍其出土之形哉？則金銀之加以鑄造，并不始於夏、殷矣。然加以鑄造，是一事，鑄爲泉幣，又是一事。鑄爲泉幣者，不徒必當有定形，并亦不容有兩形。今觀古金銀之稱，曰挺，曰版，曰笏，曰鉼，曰方，曰圓，觀其名之不同，即可知其形之各異。故漢世金有形制，而及其用之，則必以斤爲名。清代銀已廣行，而千兩爲鞘，特就起解之便，此斷不能謂之鑄幣以供民用也。清時銀兩通行較廣者，爲元寶及馬蹄銀，用之則仍權其重。而計重之法，又錯雜不一，庫平、漕平、關平等皆不能通行全國，於是外國銀元乘之流入矣。
外銀輸入，亦由來甚早。清慕天顔嘗謂“銀所由生，一爲礦産，一則番舶。順治六、七年，海禁未設，市井貿易，多以外國銀錢。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絶跡不見”。足徵明、清間已有之矣。其後海禁重開，外銀又復輸入，以西班牙、墨西哥所鑄爲多。論者皆謂其以雜有他質之銀，易我純銀以去爲不利。然自鑄造，直至光緒之世始有之。首創之者爲粤，文曰光緒元寶，重漕平七錢三分，形製重量皆準外國銀元，所以便推行也。時爲光緒十三年，張之洞督粤所爲也。二十二年，湖北繼之。二十四年，山東繼之，江蘇、安徽、浙江、直隸、奉天等省亦次第鑄造。二十七年，諭“近年各省所鑄銀圓，以廣東、湖北兩省成色較準，沿江沿海均已通行，應即就該兩省所籌銀款，源源鑄造，即應解京饟。亦準酌量撥作成本。仍以每圓重七錢三分爲準，并兼鑄小銀圓，以便民用”。自是銀圓、銀角鑄出日多，然主輔之制不定，民各以市價用之，又增一糾紛矣。
釐定幣制，始於光緒三十年。度支部奏定銀幣之重爲七錢二分，輔幣三等，曰三錢六分，曰一錢四分五釐，曰七分二釐，文曰大清銀幣。銅幣亦四等，最重者四錢，當小錢二十；次二錢，當十；次一錢，當五；次四分，當一。文亦曰大清銅幣。明年，裁寶泉、寶源局，設户部造幣廠於天津。三十三年，并各省鑄局爲九處。宣統二年，定造幣廠章程，寧、鄂兩廠始鑄大清銀幣，總廠及奉、粤等廠，則先鑄銅幣。僅鑄成當十、當二十兩種。未幾而清社覆矣。
清行紙幣，始於咸豐二年，謂之銀錢票。招商設官立銀錢號，以司兑换收放。地丁雜税均得以錢票二千，當銀一兩。其推行不廣，末造乃又有行鈔之議。光緒三十一年，户部銀行始印行紙幣。三十三年，設印製局於北京，造紙廠於漢口。宣統元年，定通用銀錢票章程。二年，又定紙幣則例。時户部銀行改爲大清銀行，以發鈔之權專歸之，然交通銀行亦發紙幣，終未能統於一也。
民國既立，大清銀行改爲中國銀行，於時造幣總廠仍鑄宣統元寶銀幣，川廠則别鑄大漢銀幣。三年春，始定造幣廠官制，又定國幣鑄造條例。定銀主幣之重爲六錢四分八釐，又定造幣廠及化驗新幣章程。始鑄袁世凱肖像之銀幣，津、寧、鄂、粤等廠繼之。五年，津廠又鑄半元、二角、一角銀輔幣，僅行於北方諸省。七年，議改金本位，頒金券條例。先是定交通銀行則例，許發兑换券，後又明令中國、交通并爲中央銀行，而以政府借款過多，兩行所發兑换券，嘗兩次停兑。其餘銀行發行紙幣者亦多，雖有取締條例，定於三年十月。不能盡行也。開國時曾鑄開國紀念銅幣及國旗銅幣，四川亦别鑄大漢銅幣。六年，津廠鑄一分及五釐兩種銅幣，中有圓孔，面繪嘉禾，亦不行於南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