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録一 二十五史劄記·論金銀之用

中國用金銀爲幣，果始何時乎？曰用銀爲幣，始於金末，而成於明之中葉，金則迄未嘗爲幣也。自明廢紙幣以前，可稱爲幣者惟銅耳。何以言之？

《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此爲書傳言用金銀最古者。《平準書》本僞物，此數語在篇末，又係後人記識之語，混入正文。《漢書·食貨志》云：“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記識者何由知之？《漢志》又言：“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管子·國蓄》、《地數》、《揆度》、《輕重》皆言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黄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所謂先王，蓋亦指周。《輕重乙》以爲癸度對周武王之言。則用黄金爲幣，當始於周也。《管子·山權數》言禹以歷山、湯以莊山之金鑄幣，未言何金，然下文係言銅。然此時所謂幣者，與後世之所謂幣，其意大異，不可不察。

凡物之得爲易中者，必有二因：一曰有用，一曰玩好。《漢志》釋食貨之義曰：“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布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所謂食，即今所謂消費；所謂貨，即今所謂交易也。《志》又云：“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則所謂貨者，實兼指金、銅、龜、貝、布、帛言之。是時之金，果可行用民間爲易中之物乎？則不能無疑矣。

《漢志》載李悝盡地力之教，粟石三十。《史記·貨殖列傳》亦言：“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則三十實當時恒價。古權量當今四之一，則百二十錢得今粟一石，一錢得粟八合餘矣。此可供零星貿易之用乎？而況於黄金乎？然則古之金，果用諸何處？曰用諸遠方。《管子》曰：“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通典》引作七八千里。水絶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國蓄》。《地數》、《揆度》、《輕重乙》略同。又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山權數》。蓋古者交易未興，資生之物，國皆自給，有待於外者，厥惟荒歉之年。故《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徵而作布”。布者銅幣，所以通尋常之貿易。《揆度》所謂“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者也。

至於相距七八千里之處，則銅又傷重賫，而不得不以黄金珠玉通其有無也。此黄金珠玉，豈持以與平民易哉？非以爲聘幣而乞糶於王公貴人，則以與所謂萬金之賈者市耳。至於民間，則錢之用且極少，而黄金珠玉無論也。李悝言粟石三十，乃用以計價耳，非必當時之糴糶者，皆以錢粟相易也。《管子·輕重丁》：桓公欲藉國之富商畜賈，管子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視四方稱貸之間，受息之民幾何家。反報西方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中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南方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五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東方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北方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可見當時稱貸錢穀并用，及當時富家藏粟之多。其中丁、惠、高、國，乃大夫也。桓公又憂大夫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可見大夫與富商畜賈，并爲多藏錢粟之家矣。大夫如此，國君可知。《山權數》：北郭有得龜者，管子請命之曰：“賜若服中大夫。東海之龜，託舍於若。”四年，伐孤竹。丁氏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當時以珠玉黄金等爲幣，皆用之。此等人非如後世帛幣用諸尋常貿易之間也。

然則貨幣之原始可知已矣。布帛泉刀，物之有用者也，所以與平民易也。泉爲錢之借字。錢本農器名，錢刀并以金爲之。械器粗拙之時，日用之物，人民并能自造，惟金所成之械器不然。《易·大傳》曰：神農“斲木爲耜，揉木爲耒”，黄帝、堯、舜“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則兵及農器，亦不用金。然究爲難造之物，非夫人所能爲，故爲人所貴，而可用爲易中也。珠玉黄金，可資玩好者也，所以與王公貴人易也。龜爲神物，貝屬玩好，龜少而難得，惟王公貴人有之，貝則較多，故民間亦用爲易中焉。故曰“古者貨貝而寶龜”。《説文》：寶者，保也。字或作，與俘相似。故莊六年“齊人來歸衛寶”。左氏譌爲俘貨者，非也，對居言之。《書》曰：“懋遷有無非居。”《史記·貨殖列傳》作“廢著”。《漢志》云：“貨寶於金。”可見黄金與龜，并皆寶藏，不用於市。周時之錢，則貝之後身也。錢之圜所以像貝，函方所以便貫穿。古者貝亦貫而用之，故《説文》云：“貫，錢貝之貫。”毌，“從一横貫”。，所以像寶貨之形也。漢武帝以白鹿皮爲幣，又造白金三品，以龍、馬、龜爲文，則古珠玉、黄金、寶龜之屬也。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正合古者用上幣中幣之法。白金欲強凡人用之，則終廢不行矣。王莽變法，黄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宣帝時，穀石四錢。然則挾它金一流者，將一舉買穀二百五十石乎？其不行宜矣。買穀十石，用錢四十，取攜毫無不便也。用銀尚不及三分之一兩。古權量當今四之一，尚不及一錢，如何分割乎？王莽造錯刀，以黄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刻之作字，以黄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漢時黄金，一斤直錢萬。錯刀所錯之黄金，固必不及半斤，亦以金價太貴，不便分割，故欲錯之於銅而用之也。

職是故古所謂子母相權者，非謂以金銀銅等不同之物相權，乃謂以銅所鑄之錢大小不同者相權。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是其時金所以宜爲幣者，以其可分。什之伍之，其價亦必什之伍之。百取其一，千取其一，其價亦必爲百之一，千之一。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三品之金，其物固異，其價安能強齊？今世以金銀爲主幣，銀銅爲輔幣，其視輔幣，以爲主幣若干分之一耳，不復視爲本物。猶恐其物故有直，民或舍其爲輔幣之直，而論其故直也。故必劣其成色，限其用數以防之，若防川焉，而猶時有潰決。漢世錢之重，幾牟於今之銀圓，安得欲用金銀？既不欲用金銀，安得喻今主輔幣相輔而行之理？既不喻今主輔幣相輔而行之理，相異之金安得并用爲幣乎？《漢志》曰：“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黄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珠玉龜貝銀錫之屬不爲幣固矣。黄金雖號上幣，實亦非今之所謂幣也。今之所謂幣者，必周浹於日用市易之間，秦漢之黄金能之乎？則亦用爲器飾寶藏，特以有幣之名，故賜予時用之耳。得之者固與今之人得珠玉鑽石等同，非如今之人之得金銀也。或曰晁錯言“珠玉金銀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無饑寒之患”，則固極通用矣，安得云不足爲幣？曰此言其易藏，非謂其可以易物。可以易物者，凡物之所同。輕微易藏，則珠玉金銀之所獨也。凡物之有用而爲人所欲者，果能挾以周行，皆可以無饑寒之患，然則凡物皆可謂之幣邪？

顧亭林《日知録》以金哀宗正大間，鈔廢不行，民間但以銀市易，爲上下皆用銀之始。王西莊《十七史商榷》謂專用銀錢二幣，直至明中葉始定。以生計學理衡之，説皆不誤。趙甌北《陔餘叢考》駁王氏之説，殊爲不然。然甌北又謂當時用銀，猶今俗之用金，則説亦不誤，而又駁王氏者，昔人於泉幣與人民尋常用爲易中之物，分别未清也。亭林引《後漢書·光武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爲當時民間未嘗無黄金之證，則殊不然。此特以金計價，非謂真持金一斤易粟一斛，即有其事其人幾何。今日荒歉之區，固亦有持黄金易粟者，可謂中國今日用金爲幣乎？

然則用銀爲幣，晚近以前果絶無其事，而用金爲幣，則更從來未有乎？曰是亦不然，特其有之皆在偏隅之地與外國交市之區，猶今日通商之地或用外國之幣，不可謂爲中國之錢幣耳。《五朝史志》云：梁初，“交廣以金銀爲貨”；後周時，“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或者，不盡然之詞。《志》又云：陳時，“嶺南諸州多用鹽、米、布交易，不用錢”。蓋通用鹽、米、布；直巨，或須行遠，則濟以金銀。《日知録》引韓愈奏狀云：“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以南，以金銀爲貨幣。”張籍詩曰：“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以銀。”則與偏隅之地交易，用金銀由來已久，且迄不絶。然終不能行之全國者，以其與銅異物，價不齊，相權固不便也。歷代錢法大壞，民至以物易物，數見不鮮。據《陔餘叢考》所考，其時金銀初未嘗乏，然民終不用爲幣。《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礦。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采銀坑，并宜禁斷。”則明言銀之不可爲幣矣。宋代交會跌價，香藥犀象并供稱提，而民仍不用金銀。金以銀爲鈔本，亦弗能信其鈔。其後民間以銀市易，則鈔既不用，錢又無有，迫於無如何耳。故知中國人之用銀，乃迫不得已爲之，而非其所欲也。

夫民之所以不用金銀爲幣者，何也？曰以其與銅異物，物異則價不齊，不能并用爲幣也。故在古代，患物之重，寧鑄大銅錢，與小錢相權。然生事日進，則資生之物有待於交易者日多；交易愈多，用幣愈廣；用幣既廣，泉幣之數，勢必隨之而增；泉幣日增，其價必落；幣價落而交易又多，勢必以重齎爲患。大錢之名直，與其實直不符，民所弗信也。符則大錢之重齎與小錢等矣。古之作大錢，非患小錢重齎，乃患錢幣數少耳。專用銅幣，至此將窮，安得不濟以金銀乎？曰斯時也，實當以紙幣濟銅錢之窮，不當以金銀也。《唐書·食貨志》載飛錢之始，由“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而“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文獻通考》載交子之始，由蜀人患鐵錢重，私爲券以便貿易，皆以爲錢之代表，而非遂以紙爲錢。其後宋造交、會、關子，金行鈔，或不畜本，或雖畜本而不足，或則所以代本者爲他物而非錢，故爲民所弗信耳。若其可以代錢，則唐於飛錢，宋於交子，并弗能禁。飛錢之行，京兆尹裴武請禁之。元和時，遂以“家有滯藏，物價寖輕”爲患。交子之行，富人十六户主之。後富人資稍衰，不能償所負，争訟數起。寇瑊嘗守蜀，請禁之。薛田爲轉運使，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乃置交子務於益州。金章宗初立，或欲罷鈔法，有司亦言“商旅利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以鈔代錢，有輕齎之益，而無價格不齊之患，實非并用金銀所逮，惜乎人民已自發明此策，而爲理財者所亂也。故曰：“善者因之。”又曰：“代大匠斲，希不傷手。”

今日紛紛，莫如逕用銀爲幣，其直巨者，以鈔代之。若慮匯兑之際，外人操縱金銀之價，則定一比率，設法維持之可也。銀之輔幣，不必以銅，可别以一種合金爲之，爲一角、一分、一釐諸種。此猶以紙代銀，視爲十分圜、百分圜、千分圜之一，而不復視爲本物，特不用紙而用一種合金耳。所以不用紙者，以幣之直愈小，其爲用愈繁，紙易敝壞，多耗廢也。所以并不用銅者，以銅行用久，民或不視爲銀幣之十分一、百分一、千分一，而仍論其銅之價，則圜法不立。用新造之合金，其物爲舊日所無，自無固有之價，民自視爲銀幣之化身矣。此亦暫時之事，若論郅治，則必如孔子所言：“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如今社會學家所言，有分配而無交易，乃可。即以小康論，亦必支付，雖用泉幣定數，則以實物，如今謂貨物本位者。整齊錢幣，特姑取濟目前而已。

用鈔之弊，昔人有言之者，亭林所謂“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輭熟易敗之物”也。紙直最賤，賤則彌利僞造矣。其質易敗，又不可以貯藏也。新舊鈔異價之事，往往有之。鈔法行時，民多用鈔而藏實幣，鈔價由是賤，實幣由是貴，久則實幣與鈔異價，而鈔法壞矣。固由民信實幣，不信虚鈔，亦由紙質易敗，不可久藏也。曠觀歷代直小之幣，未有能用紙者。宋之交、會，本以代表見錢，金之行鈔，則爲銅少權制。元中統元年造鈔，始於十文，至元十一年，添造釐鈔爲一文、二文、三文，十五年而罷。明初設局鑄錢，後以無銅，乃更行鈔，然百文以下，皆用錢。至洪武二十七年，以民重錢輕鈔，乃令悉收錢歸官，依數换鈔，不許更用，則鈔法亦寖壞矣。鈔可以行錢，而不可以爲錢，固由虚不敵實，亦由輔幣之直愈小，愈便於用。金利分割，堅剛可久，紙不然也。故主幣可用紙，輔幣用紙易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