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兵家哲学思想与中医学
一、“天时、地利、人和”与“天人合一”
《孙膑兵法·月战》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兵法与医学均包含有中国古代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将这一思维运用于兵家或医家，将天时、地利、人和统一在一起，用于指导临战，则可以屡战屡胜；用于指导临床，则可以力挽沉疴。
兵家临战，需用宏观的天地人、敌我的整体，制约、研究、调节局部的战争，这种整体观念也正是中医学的基本原则。“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名异品理……揆度阴阳，奇恒五中，决以明堂，审于终始”，即医生必须把医事活动置于医患双方、自然环境、邪正对比、心理生理等全局性的问题之中，站在全局的高度处理具体病情，临床运用才能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其精髓主要可以归纳为“时间医学”和“空间医学（气象医学）”。
中医时间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提出了“天人合一”“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的整体观念，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医学全部理论的思想核心，凡是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理论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理论或学说，也都与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由于人与天地自然同道，而天道循环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道也要通过一个有来有去的时间来体现。如《灵枢·本脏》曰：“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灵枢·痈疽》也指出：“经脉流行不止，与天同度，与地合纪。”上述论述说明，《黄帝内经》在应用天人合一思想时，已经不仅仅是将人与天地的象数进行简单的、静态的比附，而是深入地落实到人体生命活动与天地运动的内在原理的关系上，使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了深刻的医学理论意义。
阴阳理论也与时间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阴阳的本义源自于古人对日光的观察，而太阳的运行又是古人划分时间的最早标志。《易传·系辞上》曰：“阴阳之义配日月”“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概念的形成，从自然万物而言，首先取之天地、日月、阴晴、昼夜、寒暑这些与人类生存关系最为密切的客观现象。由于天地和日月的运动旋转，形成了昼夜、年周及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的变换。因此，古人认为阴阳二气的消长转化导致了气候和物候年复一年地发生周期性的变化，使自然界显示出一定的时间规律。
中医时间医学源自于临床实践，也一直对临床应用起指导作用。中医时间医学无论是揭示生命活动规律，还是指导中医诊断治疗时间，预测疾病的愈、甚、持、起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还可用于揭示脏腑、经络活动的节律。从四时死亡病种来看，肺经病多死于冬季，肝经病多死于春季，心经病多死于夏季。
诊断方面，对常人脉象的观察，发现其与“人气”一日四时的变化规律相合。在疾病状况下，正常节律则被破坏。四季变化与脉象的关系是：脉率是冬慢夏快，脉位是冬偏沉、夏显浮，脉波幅是夏最高、冬最低，春秋处于过渡状态。
时间用药方面，中医则讲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根据这一原则，有的研究者在“夏至”开始给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服加味右归丸，取得良好的效果。用药的效果的确与时辰或季节有一定的关系。现代时间药理学非常重视体内药物酶的活性节律，因为所有的药物包括中药在内，进入体内后都要受到药酶系的作用，从而影响其药效和毒副作用。时间药理学的研究已经证实，大多数药物都有其最佳的作用时点：抗组胺类药物在清晨使用时药效较强；磺胺类药物则在夜间服用才能维持较长的血浆半衰期；服用激素类药物必须考虑机体内分泌的周期位相。这说明中医讲究时间用药和现代医学用药的理论有其共同的科学性。
中医学认为，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经历着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规律，它对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黄帝内经》提到五脏之气必应天象，即内脏的功能与季节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还曰“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其认为经气的运行也与季节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与时间医学相比，空间医学考虑的范围更为广阔，二者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空间医学中，天文、气象、气候、地质、地理等环境与机体构成一个整体，各因素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是简单的各要素相加之和，即整体之作用大于部分之和，在于要素与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是这些相互作用造成了系统的整体性，空间医学中的各要素是相互联系的。这一学科的主要理论支持是运气学说，而且形成了其独特的中医医学气象学，因此，运气学实际上是运用古代气象学理论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防治规律而建立的理论，并通过“气候—物候—病候”的关系予以表述，如北方气候多寒、南部气候多热，故而北方多山、南方多水，对机体造成的影响亦有不同，北方多风寒致病、南方多暑湿致病。
气象因素通过两种方式作用于人体：一是直接作用于人体感受器而产生生理或病理效应；二是先通过某些中间环节（如病毒等），然后再作用于人体而表现出来。同时，人体对不同气象因素作用的反应形式亦不相同。《黄帝内经》提出预防疫病的基本原则是“避其毒气”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依据“天人相应”的观念，人体的正气与自然气候息息相关。中医养生倡导顺应自然，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治疗上亦要求“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因此，关注气象因素，设立医学气象预报对人类身体健康大有裨益。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气象变化亦如此。风、寒、暑、湿、燥、火在正常情况下谓之六气，气候反常，应至而不至，或虽至而太过都会影响机体的正常功能，或促成致病因素的发生、加强而产生疾病。如从流行病学角度出发，疾病和气象条件有重要联系，所谓“气病”，都和季节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据相关统计，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的年发生率与当年四月份平均气温和当年七月份的降水量呈负相关，每月疟疾发病人数与各月降雨量呈正相关，因此有人提出可以根据某些气象形势，预报某种流行病的可能情况的设想。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已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论述，这个“伤”的解释，就是冬季气候过于寒冷，春季则可能会有温病流行。通过对2003年的SARS发生过程中气象因子的分析也发现，气候变化，人体正气下降时易发病。因此掌握宇宙气象变化的基本规律，做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时间医学与空间医学有非常浓厚的中华民族的气息，讲究天、地、人三才的统一性，传统中医药学强调对疾病时间和空间的横断面进行观察，而时空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民族传统医药，有可能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研究结合建立新的切入点。
二、兵家阴阳学派与“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我国古代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是《黄帝内经》的方法论和理论核心。《黄帝内经》是在《易传》完成自然观后，吸收《周易》的兵学内涵、战国阴阳家、兵阴阳学派等多重学术的影响而产生的。
“阴阳”之词渗透入兵学，首见于《孙子兵法·始计篇》，而在《孙膑兵法·地葆篇》亦有提及。《始计篇》曰：“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此处是以阴阳阐明天象之道。《地葆篇》有言：“凡地之道，阳为表，阴为里，直者为纲，术者为纪。”此处以阴阳合论地之理。但孙武、孙膑虽论及阴阳，却不属于兵阴阳学派，而是兵形势家（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5）。这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类序》任宏的分类。任宏将兵书分为四种，即：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从《尉缭子》一书的批驳看来，当时的兵阴阳家夹杂有“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历史唯心主义，且在战国时期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自《尉缭子》兵形势家的不同学派反对“阴阳向背”之后，兵阴阳学派的著作遂不为当世所重，亦可能焚于战争兵火。但其主要思想可能有所流传，并随着《易传》的完成而进一步推广，兵家韩信又据《周易》演兵，《周易》又寄寓阴阳之理而渗透入医学。《黄帝内经》实是综合百家，吞吐兵、儒、道、法，采兵、儒之善，提阴阳之要，同时对阴阳进行一次较大的改造，还融其他理论于医学，故而与阴阳说相结合成为中医学本体论的重要内容。
《尉缭子》反对阴阳说不遗余力。其首先继承了西周、春秋以来朴素唯物论者“天人相分”的进步观点，以实际战例为依据，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根本并非“阴阳向背”问题。《黄帝内经》则在其医学固有体系中避开此类，专论阴阳的对立、互根、消长、转化，丝毫没有兵阴阳家言谈的痕迹。
《黄帝内经》论阴阳对立的方面多，论互根的方面较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虽已具备互根的思想，却始终没有进一步阐述互根之理。这个问题唯独周敦颐《太极图说》论述的详尽而又具体。如：“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已将阴阳互根对立统一于太极之中。
《周易》的太极图是一种概率的、动态的描述，而不是定形的、静态的图形。太极图外周圆圈寓意为元气，表明宇宙万物是运动的。圆周之内“合二为一为太极，一分为二谓之阴阳”。因此，张介宾在《医易义》中曾曰：“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源自《周易》的内涵及兵法，孙武、孙膑、韩信、诸葛亮、姜维、李靖、刘基等人均以《周易》演兵。诸葛亮还据“九宫八卦”演成“八阵图”。因战场瞬息万变，《周易》有“变”的原则，故述兵事最切于实际。
战争是动态的描绘，从阴阳学说的阴阳动静的相对对立观之，则阳为动态，阴为静态。从风雨阴晴的天时气象（这也是兵家与医家应具备的知识），到山川湖泽等地理（军事地形学与环境的基础学科）形态，以致攻防进退的每一个军事行动的细节而言，在古代都可以看作阴阳相对的动静观。正是由于对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考察，《黄帝内经》作者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多维研究也是根据“阳动、阴静”的态势采取抑阳或扶阴，“以平为期”，达到相对的平衡。固然，对战争来说，一方胜，一方败，表面上不平衡，而“以战止战”也终归和平。另外，兵家同样是从动态的体势展开了战术的具体运用，因此，《黄帝内经》在阴阳问题的动静观方面与兵阴阳家暗合。尤其是阴阳的属性——刚柔相济方面，这就为《黄帝内经》纳阴阳说于医学之中铺平了道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该论已将阴阳与天地、风、雷、谷、雨并提，说明在整体观、恒动观方面，《黄帝内经》与兵学已经找到了恰合的交融点。“藏象”应属静态，而气总是以动态出现。在《黄帝内经》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藏象学说”就是以动态的观点观察脏腑气化，并以阴阳的动静说进行说理、演绎。其中阴阳互化则提示着事物已开始转化。
“变”是《周易》的原则。兵家谈战场之变，《周易》言阴阳之变，《素问》谓阴阳为“变化之父母”。泰卦的小往大来、否卦的动而顺行等均属动的概念。因动而变，由变用兵，自古兵家皆然，均得《周易》之神髓。阴阳有着极其纷繁错综的变化形势，故自《黄帝内经》至张仲景都认为其“变化难极”（《伤寒论·自序》）。《易传》认为，自然的根本性在于无穷的创造，它不是一个循环的往来，而是往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兵法中表露无遗，为兵家所穷究，医家所效法。故《易传》的阴阳一出，《黄帝内经》阴阳学说的自然观、恒动观、整体观、时空观可谓面貌已定。在阴阳的变化上，兵家与医家的渊源都来自《周易》的辩证法思想，“师”“离”“晋”“同人”等卦的具体运用体现着《周易》的内涵——辩证法，并启迪《黄帝内经》的辩证哲学观。中医学的阴阳辨证始于《黄帝内经》，而定鼎于《伤寒论》。它的主要思维形式是“模式思维”，张仲景将其具体化，建立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六经辨证以阴阳为纲，《伤寒论》第7条曰：“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这七日、六日正是出于伏羲氏河图的“水火成数”。《易传》认为，卦爻之变化就是效法天地之变化。“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周易·系辞传》）。《孙子兵法》即据此设《九变篇》以御战场之变。九为极数，谓变化难极。《黄帝内经》亦据此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陈述于脏腑之间，剖析于病理之内。其状物离不开八卦藏象，说理亦离不开五行藏象，并以阴阳说作为理论核心，从而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
三、箕子五行与《黄帝内经》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先秦阴阳说的补充和发展，言其发展了阴阳说，是因阴阳说偏于宏观、笼统；五行说则较具体而抽象。五行说渗透入《黄帝内经》后，便成为阴阳五行学说，此即论阴阳有五行，言五行有阴阳。
作为哲学名词的五行概念，首见兵家箕子的“五行说”，文献最早载入的是《尚书·洪范》。五行生克的说法，见于先秦兵学与中医学的跨学科著作《管子》，其后是《孙子兵法》的“五行无常胜”说，曰：“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再后为《孙膑兵法·奇正》，论五行“有胜有不胜”，基本保留了《孙子兵法》的无常胜说。
《黄帝内经》在接受阴阳说的同时也引进了五行说，这是因为五行说能较能客观地反映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变化。如《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这里举“草”说明事物在变化，当时军事学上亦有这种思想。例如《孙子兵法》也是以“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势篇》），说明用兵之法应当像自然界那样要善于变化。
作为木、火、土、金、水的五行，从理论到实践，兵家实际上已有应用。《孙子兵法》有《火攻篇》，《孙膑兵法》又增入水攻的内容，水与火都是五行之一。行，即是运动的意思，说明兵家运用五行体现战争的动的态势。用兵之法，有所谓“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也体现了五行说的内涵。
自五行之说盛行之后，各家著作每多机械搬用以凑合成数。如《孙子兵法》中言将有“五危”（《九变篇》），“火攻有五”（《火攻篇》），“知胜有五”（《谋攻篇》），“声不过五”“色不过五”“味不过五”（《势篇》）；《孙膑兵法·地葆篇》还有“五草之胜，五地之胜，五地之杀”；中医学则有五脏、五官、五窍、五方、五音、五运、五气、五味等等。《黄帝内经》认为五行说有常有变，要根据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最后以实际表现为准。《黄帝内经》中虽有大量篇幅介绍运用五行学说来推算气候变化的公式，但也并非将其看作一成不变。诚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
张仲景书称五行为“五常”（《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但比较灵活，不再以五成数机械使用。如在分析邪之致病时，言其因有三，统计疾病分类方面：阳病十八，阴病十八，五脏各有十八，合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为一百零八病，五劳七伤六极，妇人三十六病，因不是六气所感，尚不包括在内，这是古代意识对疾病分类的一种计数法，虽有“五脏、五劳、五邪”等名称，度其意不在于关合。
无论是阴阳学说还是五行学说都是在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医理论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实践中应该灵活运用，不可拘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