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略战术与中医理论

第一节 《司马法》“仁本”与医为“仁术”

《司马法》又称为《司马穰苴兵法》，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是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司马迁对《司马法》评价颇高，《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称其：“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司马法》第一篇名为“仁本”，作为战争工具的兵书，却以“仁本”开篇，其深刻用意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的人道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在周代时已有“唯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人命关天”“仁者莫大于爱人”等等思想。《孟子·离娄下》第二十八章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爱人，是儒家学说的最高道德概念，是儒学所主张的爱的方式。这种思想深深地渗透入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和兵学中，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就反映出《黄帝内经》的“人本”思想。兵法著作中多有“人本”思想的体现，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司马法》提出的“仁本”。

《老子》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战争是残酷的，其目的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与资源，根本上还是为了人的生存，但是伴随战争而来的必然是死亡和灾难。兵法的价值就在于以最小的牺牲来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不顾人的死活一味地争战求胜就成了穷兵黩武。所以《司马法》开篇即论仁本：“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简言之，战争只是“止战”的手段，“安人”才是目的。中医也认为汤药针石只是手段，救人才是目的。清代著名医家徐大椿在其著作《医学源流论》里面明确论述了“用药如用兵”的道理：“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

《仁本》篇进一步说：“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即使不得已发生战争，也应该“入罪人之地，无暴圣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具体地指出了兵法以人为本的行为原则。这种仁本的战略思想渗透入医学后，传统医学伦理学的雏型开始孵化而生。因为中医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所以历代医家从医的目的多是“济世”“救世”，抱有心怀天下苍生的远大志向，故素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清代学者饶兆熊为程钟龄《医学心悟》所做的序言中说：“相之良则安天下；医之良则自乡而国，罔不获济。”故中医为“仁术”，而不是追逐个人功利的工具。历代中医名家大多是在“仁心”的推动下开始学医，最终成就了“仁术”。如医圣张仲景，官至长沙太守，时值东汉末年，诸侯割据，兵祸绵延，社会动荡，疫病流行，作为封疆大吏的他感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遂于公务之余在衙门大堂上为百姓治病，坐堂行医亦为后世所传颂。张仲景告老还乡后，有一年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张仲景于是研制了一个可以御寒的食疗方子，叫“祛寒娇耳汤”，施舍给穷人吃，流传后世就是中国传统美食——饺子。张仲景轻视名利，隐居乡野，专心著述，终于撰成中医经典巨著《伤寒论》。若不是有深厚的仁心作为支撑，又怎会有如此伟大的成就，甚至可以说中医大师仁心越厚，成就越高。

无论是医学还是兵学，都不能背弃“仁本”，将之拿来作为追求功利的敲门砖，《仁本》篇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这就是偏离了“仁本”的后果。中医如果不是仁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就会成为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所说的那种“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的“含灵巨贼”。

中医的医德把“以人为本”作为基本出发点，形成以“仁本”为基本内涵和特征的医德观。把医学定位为“仁术”，把医生良好的德行称为“仁心”，把医德好的医生称为“仁人”，只有“心存仁义之心”的“仁爱之人”，才能将医学真正变成济世活人的“仁术”。自古至今的医家一直以“医为仁术”的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道德戒规和活动宗旨。正是这种伦理道德传统，使历代医家将个人名利置之度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