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族水利农业革命、汉灾与“护番”

第一次农业革命：汉族移民广兴农田水利 18世纪，台湾西部掀起兴建农田水利设施的热潮，尤其是中西部与北部。当时汉族移民在台湾兴建农田水利，动辄历经数年，耗资千万银两，从而完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水利设施，促进台湾水稻耕作的普及，故此期间的农田水利兴建与水稻普及，可说是台湾史上的第一次农业革命。

周钟瑄于诸罗县广兴水利 1700年前，诸罗县已有7条陂圳 ①;1701—1713年间，陂圳增至30条。1714—1719年间，周钟瑄（贵州贵筑人）任诸罗知县，积极倡导兴修水利。周钟瑄除发仓借粮外，并捐银共100两，捐谷共1,870石，助庄民合筑或重修陂圳达32条之多。

施世榜（福建晋江人）以施长龄为户名，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获准开始在彰化平原兴筑八堡圳，引浊水溪的水，灌溉当时彰化县所辖的东螺东堡、武东堡、武西堡、燕雾上堡、燕雾下堡、线东堡、马芝堡及二林上堡等八堡共56庄。此工程耗资50余万，前后历时十年，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竣工，灌溉耕地面积约达19,000甲，为清代台湾最大的水利工程，其对台湾中部稻作生产力的提高，具有划时代的贡献。

△ 瑠公圳木制引水管（19世纪70年代）

△ 曹公圳水工程

郭锡瑠（福建南靖人）于乾隆五年（1740年）前至台北平原新店青潭口，破土凿坡圳，无奈地险番猛，树林阴翳，屡次兴工损失甚大。1753年继续开垦，每天与“土番”血战，历经多年，终于在1760—1765年间完成留公圳（青潭大圳）。后又于大坪林地方进行开凿，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完成大坪林圳灌溉工程。

道光十六年（1836年），台湾南部地方百余里遭遇旱灾，其平原高阜之田，往往行数十里而不见有沟渠之水以供耕者。次年春，曹谨（河南人）抵台接任凤山知县后，即集绅耆（邀集士绅及年高德劭者）、募工匠，由淡水溪（高屏溪）决堤引水，兴工凿圳。曹谨不辞劳瘁，历二载如一日，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冬终于完成此项工程，共计掘圳4万余丈，可灌田3万余亩，知府熊一本将之命名为“曹公圳”。

“生番”献图开辟，“全台无地非番” 18世纪初任分巡台厦道的陈瑸即认为，台湾“各番社自本朝开疆以来，每年既有额饷输将，则该社尺土皆属番产”。18世纪40年代任北路理番同知的史密（山东人）也认为，“台湾之番与别省异，献图开辟，不自今始。全台无地非番，一府数县皆自生番献纳而来”。

有清一代，闽粤汉族多以智骗势占、租地典买、缴纳番租社饷、割地换水招垦、婚姻继承、武力夺取、杀番夺垦等各种方式攫取番地。例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汉人郭百年等贪图水沙连地方（水里与埔里二社土地肥沃），乃诈取照示，拥众入山，还假冒高级官员，率民壮千余人至埔里社拓垦，垒土为城，黄旗大书开垦。社番不服，相持月余。郭百年等乃诈称罢垦，官兵即日撤回，使壮番进山取鹿茸为献，乘其无备，大肆焚杀，以夺其地。“生番”男妇逃入深山，聚族而号者半月。郭百年等得番串鼻熟牛数百、未串鼻野牛数千、粟数百石、器物无数。

拓垦番地与汉灾五种 早在嘉庆元年（1796年），岸里社总通事潘进文就曾向官方陈情，谓有汉灾五种，可逼迫社番变成有田无租，甚至无屋可居，乃至被迫离社出走迁徙内山。此五种汉灾分别是：

1．汉佃利用社番欠银乏用，给予典借，然后卷剥重利，将番租包收八年、十年，并写银到田还字样，以致社番空有田产却无租可收。

2．汉佃在社番田园内盗葬填坟，稍后又以祖坟不便搬迁为由，继续占据番田，形同永佃。若有社番阻挠，反被捏控毁坏尸骸，导致讼案缠身，形成额外的负担。

3．汉佃经常违禁私越土牛界外抽藤、烧炭及私采木料。一遇“生番”戕害，反而假冒受雇军工匠人名色，借口隘番保护不力，抬尸讹索，社番反遭控。

4．汉佃借口讨债，私闯番社，诱奸番妇，进而霸占番屋。

5．汉佃欺番愚昧，始则携酒煽诱，借居番社。盘踞日久，用银骗番，擅将社屋拆毁，希图辟田剥利，致使社番反无栖身之所。

严禁侵垦番地 朝廷保护“土番”，严禁汉人入侵、私买或侵垦番地。鉴于内山“生番”常杀害越界侵占或入山搭寮（小草屋）开垦之汉人，早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台湾地方官员即于离“生番”处所数十里的地方，竖石以限之，禁止汉人进入。

雍正朝 福建巡抚毛文铨与浙闽总督高其倬，分别于1725与1727年下令于番界处竖立碑石，禁止汉人擅入。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议准“台湾南路、北路一带山口，‘生番’‘熟番’分界勒石，界以外听‘生番’采捕。如民人（指汉人）越界垦地、搭寮、抽藤、吊鹿及私挟货物擅出界外者，失察之该管官降一级调用，该上司罚俸一年：若有贿纵情弊，该管官革职，计赃治罪”。往后，清廷仍再三严禁汉人侵越番地。

乾隆朝 乾隆四年（1739年），清廷饬令“地方各官严禁民人（指汉人）私买番地”“所有私占番地，勒令归番”。1746年，清廷准“嗣后内地民人如有私买番地者，告发之日，将田归番，照律计亩治罪，荒地减一等，强者各加一等。其有潜入‘生番’界内私垦者，照律严惩”。1758年，分巡台湾兵备道张挺因念“熟番”滋生日繁，谋生日蹙，几难存活，乃出示晓谕，以彻底清厘台地番业，“凡汉人典贌侵占田园，悉行还番管耕，内有该番不能自耕，许令民人承佃，按甲纳租，匀给众番口粮”。

△ 潘敦仔画像

潘敦仔是岸里社第三任总土官（1758—1781），曾协助清军平定大甲西乱事，受朝廷封赏。

△ 彰化县儒学发给潘敦仔准充六佾乐舞生照牌

1767年初，清廷鉴于“熟番”户口众多，乃于北路设理番同知一员，以彰化县淡水同知旧署为衙署，辖淡水、彰化、诸罗一厅二县。南路理番同知则由在台南之台湾府海防同知兼管，辖台湾、凤山两县。是时，台湾府北路理番同知管理淡水厅及诸罗与彰化二县“番社”一切“番民”交涉事件，毋许奸棍豪强购典“土番”、牵手“番妇”（娶“番女”为妻）、占据“番社”，不许官吏借采买需索“番民”，且须不时清查“番界”，防御“生番”。

筑土牛沟以护番产 1723—1738年间，清廷曾先后三次厘定“番界”，划定“生番”界址，甚至立石开沟，以禁民人（指汉人）出入番界或私买番地。1730年，巡台御史高山鉴于当时台地“‘生番’群聚内山，‘熟番’错居社地，汉民散处各庄”的分布情形，为使汉番“各管各地，不得混行出入，相寻衅端”，乃提出“使‘生番’在内，汉民在外，‘熟番’间隔于其中”的区隔汉民与“生番”之原则。

1743年，北部海山堡地方（台北莺歌）已开有土牛沟。所谓“土牛”，即挑沟堆土以为“番界”，由于土堆形如卧牛而名之。又因其侧有经挖土之深沟，复称之为土牛沟。此外最初划界时，在存档图册中，曾以红笔画线以示“番界”经过之地，故又称土牛红线。

以竹堑地区为例，虽然官方禁垦番地，但在大量移民的积极拓垦下，官府纵有护番之心，亦难有护番之实。1750年时，官府除奏请增添立石以为界址，禁止汉民越垦外，同时奏准让“熟番”在土牛沟番界以东地区，打牲耕种，以资生计。

△ 凤山县的土牛与十座隘寮(1781—1787)

侯锦郎博士收藏、侯美智提供，《御制平定台湾□□地理指掌全图》（台北：台湾历史博物馆、南天书局， 2017年11月，pp.16-17.）

1760年9月，闽浙总督杨廷璋奏准于淡水厅一带，酌量险要之地，以山溪为界，其无山溪处，则一律挑沟堆土为界。1761年2月，彰化知县张世珍于朴仔离（台中石冈）土牛沟处立碑，告示以土牛沟为界，永禁民人逾越私垦。是年春，福建分巡台湾道杨景素，以其经理台湾数载，惟北路番界尚未厘定，乃于卸任前驰赴彰化、淡水，亲率厅县官员督工厘定疆界。

① 凡筑堤储水灌田谓之陂，不用筑堤而疏凿溪泉引以灌田谓之圳，就地势之卑下筑堤以积雨水曰涸死陂。此处所提陂圳系包括陂、涸死陂及圳。—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