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太宗平服西域
西突厥之领地，略见前《隋史》六节，在汉以来所谓“西域”之内，强盛时往往与我争霸而扼我之吭，故首叙西突厥。
（一）西突厥 西突厥自处罗归隋，后来别有统（Tona）叶护继起，勇而有谋，并铁勒，下波斯，控弦数十万，徙庭于千泉，遂霸西域。武德五年，遣使来请昏，时颉利势方张，高祖采远交近攻之策，许之，遇西方路梗而未果。贞观初，统叶护卒，国内大乱，分裂为两部。约贞观十三年顷，其部长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均室点密五世孙）先后来归。及唐师伐高昌（见下文），有阿史那贺鲁者屯兵可汗浮图城，惧而来降。因以其地为庭州[1]。
（二）天山南路三国：
（甲）高昌 即汉之车师（又作姑师），东汉西城长史及戊己校尉并居于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吕光及沮渠蒙逊皆因之。魏太武时，有阚爽者自为高昌太守，太平真君中（约四四二以后），爽为沮渠无讳（蒙逊子）所袭夺。无讳死，弟安周代立，文成和平元年（四六〇），又被茹茹所并。茹茹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称王自此始。孝文太和五年（四八一），高车王逐杀阚氏之后人，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国人杀之，改立马儒。二十一年（四九七），马儒请于魏，举国内徙，群情不愿，相与杀儒而推其长史麹嘉主国政。嘉，金城榆中人也，其后亦尝表求内徙，魏廷却之（《北史》九七）。麹文泰，贞观四年（六三〇）曾来朝，然与西突厥通，西域使来中国者稍被阻绝。伊吾尝臣西突厥，至是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又合兵破焉耆五城，虏其人，焉耆诉诸唐，屡责不改。贞观十三年，命侯君集等讨之，翌年（六五四），文泰忧惧而卒，子智盛（后赐名智勇）出降。于其地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
高昌，今吐鲁番一带，在西域诸国中，汉化最为深入。近年考古发掘，得麹氏朝墓砖百余，（黄文弼编《高昌专集》）其传世年号等乃渐可详考，兹据罗振玉《增订高昌麹氏年表》，撮录如次：
麹嘉，魏孝文帝太和廿一年（四九七）——孝明帝孝昌三年（五二七）？
麹光，魏孝庄帝永安元年（五二八）——废帝建明元年（五三〇）[2]。
麹坚，魏普泰元年（五三一）改元章和（凡十八年）[3]——西魏文帝大统十四年（五四八）。
麹玄喜，西魏大统十五年（五四九）改元永平（凡二年）——大统十六年（五五〇），又（？）改元和平（凡四年）[4]西魏恭帝元年（五五四）。
麹宝茂，西魏恭帝二年（五五五）改元建昌（凡六年）——周明帝武成二年（五六〇）。
麹乾固，周武帝保定元年（五六一）改元延昌（凡四十一年）——隋文帝仁寿元年（六〇一）。
麹伯雅，隋文帝仁寿二年（六〇二）改元延和（凡十二年），又改元义和（凡六年）——唐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
麹文泰，唐高祖武德三年（六二〇）改元重光（凡四年），又改元延寿（凡十七年）——太宗贞观十四年（六四〇）。
麹氏有国，至智盛凡九代，一百四十四年而灭。（《唐会要》九五）
（乙）焉耆 高昌之役，焉耆王引兵助唐，故高昌破后，还其侵地。寻叛归西突厥，十八年，遣郭孝恪讨之，执其王，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高宗时使前王归国。
（丙）龟兹 初臣西突厥，焉耆之叛唐，又发兵助之。廿二年，遣阿史那社尔等讨破之，执其王归，别立王弟主国政，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兼统焉耆、于阗、疏勒，谓之四镇[5]。
唐初舶运未盛，我对西方，凡物品运输，官私往来，都以遵陆为主道；尤其高昌至龟兹绾毂丝路，是经济大动脉所在，不能不出全力以维持。十箭雄踞西北，领导高昌三国，梗我交通，唐用兵力对付，势非得已。（《新书》二二一下称，太宗谓安国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其重要可想。）质言之，唐太宗讨东突厥（西突厥未直接用兵），讨高昌三国，系为自卫而战，为经济争生存而战，近年来有些作者或不研讨事实，统置于侵略之列，（屡见于《历史教学》）而编纂者曾未提出讨论，岂必要唐朝束手待毙而后免于侵略之罪名耶？高昌八城皆有华人，（《北史》九七）北庭原属车师（即高昌），故平定之后，开置郡县。焉耆、龟兹之设镇，止驻兵以维交通，仍立国王主持政事，臣其人而不有其地，焉得以侵略目之？
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论》，谓大体上至唐代止，西域所住之汉人，皆以屯戍军及官吏为主，数目甚少，且不与土人杂居，故东西文明各维持其传统，无显著的融合。及唐经营西域，实际始有发展。惟是中国经营，又不彻底，都护、长史无民政关系，从属之最大目的，只在防止北方民族之占据，保护汉土与葱岭西诸国之交通，免贸易上发生障碍，初不夺取其地之统治权。西域最初对汉之文明，亦取排斥态度，如各国人因龟兹王摹仿汉天子仪节而有驴非驴、马非马之讥，是也[6]。此一连串的批评，纯从帝国主义侵略的观点出发，不能深切认识汉、唐民族所以成其伟大。据管窥所及，汉、唐对待兄弟民族之政策，其特点有四：1．不强迫同化，只顺其自然。2．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3．不使杂处通婚。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如隋炀不许启民易汉族冠服，唐太不把突厥迁往江南，都是最好的例子。）唯如是，故汉文化之铺开，比较迟缓，然终不至因暴躁冒进而换取异俗之深恨。蒙古时代有回鹘“亦都护”，余证为伊兰语翻译西汉“都护”一词之遗音，伊兰语开口好用i，加于“都护”之上，遂成idiqut，及回鹘西迁，又从伊兰人转贩得来[7]。汉化之深，经千余年而不坠，惜一般历史家之数典忘祖也！
往西南及远西，可附记者二事：
我国与印度向无直接战争，间接者惟王玄策之役。贞观十七年三月，卫尉寺丞李义表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奉命送婆罗门返国，十二月，至摩伽陁（Magadha）。十九年正月，至王舍（
）城，登耆阇崛（
）山，勒铭其地。二月，又奉敕立碑于摩诃菩提（Mahabhodhi）寺。此次往返，皆经泥婆罗（Nepal，近译尼泊尔，清人称为廓尔喀“Gorxa”）国。翌年，玄策复使摩伽陁，从骑三十人。未至，王尸罗逸多（
）已死，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从骑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奔吐蕃西鄙，召诸国兵，泥婆罗以七千骑、吐蕃弃宗弄赞赞普（Khri Srong—btson Sgam—po）以千二百人来会，玄策率之，破摩伽陁兵，禽阿罗那顺及其妻、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东天竺王尸鸠摩（
）送牛马三万犒军，迦没路（Ka-marupa，地在东印度）王献上地图。廿二年五月，阿罗那顺逮至阙下。其后显庆二年，玄策三次使天竺，送佛袈裟（kasaya），亦取道泥婆罗；此行曾西至罽宾（龙朔元）。所著有《中天竺行记》十卷，今不传。
贞观末尚有一外国来贡，迄今犹未决定其主名。《旧书》一九八《拂菻传》载：“贞观十七年（六四三），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水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旧书》夺“水”字，据《新书》补。）拂菻国王是某国之王，解者凡有四说：（一）东罗马王Heraclius之弟Theodorus，但其人已于六三八年被杀。（二）东罗马之大臣Valentine
。（三）罗马教皇Theodorus，即位于六四二年十一月。（四）叙利亚总主教之号，即Patriarkis[8]。我往日亦曾提意大利王Rotari之一说[9]，但第一音组Ro究不能对“波”。前文四说之中，我早说对音以Patriarkis（省去尾音）为最近[10]。今考《旧书》称：“拂菻国一名大秦”，而《景教碑》则云：“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贞观九祀，至于长安”，景教固来自叙利亚，是此之“拂菻”得为叙利亚也。阿罗本之来，与波多力之贡，后先仅九年，谓其接踵而至，事亦甚类，当日有“拂菻国诸蕃”之称（见下七节），可知拂菻不定指东罗马；以称号为人名，又以大主教为王，亦旧日言语不通常有之误会。综合观之，此王名为叙利亚文之大主教，殆可无疑。
[1] 庭州今为乌鲁木齐东之护堡子故城，突厥语称曰Bbaliq，义为“五城”，元时译别失八里。
[2] 罗振玉谓敦煌石室高昌人书《维摩义记》卷二本，署甘露二年正月廿七日沙门静志写记，疑即麹光之纪元，相当于永安二年（五二九）；但彼又言高昌写本《维摩义记》卷四残卷，后署建昌六年丙子（五五六）。此两写本如果同属一部，则写年未免相隔太远，今姑存疑。
[3] 罗表称章和“十六年己酉”（五页上），应是误笔，当正作丙寅。
[4] 罗引麹（宝）茂建昌元年所立《麹斌造寺碑》“愿昭武王已下五王之灵”语（嘉谥昭武），谓玄喜后有纪元和平之新君，方合五王之数同时又引，《旧书·高昌传》谓伯雅为嘉六世孙，则加入智盛，方得九世，与《造寺碑》不合云云，亦暂行存疑。
[5] 《旧书》一九八《龟兹传》讹焉耆为碎叶，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编——一页及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九页均沿之；须知西突厥之西部，贞观末尚未内属，唐不能就其地设镇也，可参《禹贡》一卷一一期大谷胜真《安西四镇之建置及其异同》。
[6] 郑译五二、五四、五六、五七及九二页。
[7]于阗曾发见汉文及佉卢瑟底（
）文（亦称驴唇书）合璧钱多枚，面刻汉字如“重念四铢炉钱”等，背刻佉卢文，Hoernle认为公元七三（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后由当地王室所发行。（《古代于阗》二〇四页）
[8]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册一六二页。
[9] 《圣心》一期一五六—一五七页拙著《课余读书记》。
[10] 同上。最近齐思和认拂菻都指东罗马帝国，（《北大人文科学学报》一九五五年一期《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似乎有商量余地，说见拙著《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大食以六三六（贞观十）年取叙利亚，固许有多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