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系统治疗的基本原则

在儿童和青少年的治疗工作中，除了语言的交流方式之外，治疗师还可以运用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喜欢的接触方式，如游戏、做动作、唱歌、听音乐、完成特定的绘画和艺术造型。尽管成年人的心理治疗主要是依靠语言交流，但语言交流的过程不一定是心理治疗中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在儿童心理治疗中，如果治疗师只用语言交流的手段，很快就会碰壁：许多孩子表达含糊，甚至根本不说话，他们要么羞怯，要么在治疗环境中特别拘谨。

孩子最自然的表达方式就是游戏，游戏是他们生活的一大部分。如果你想了解孩子，就必须使用好玩的方法。当治疗师让布娃娃说话或给孩子们讲故事时，孩子们会更放松，自己就开始讲述。图画、玩偶、魔法物品或一根可以为家人许下三个愿望的魔法棒，都会让孩子们对这项工作感兴趣。当治疗师变得风趣幽默，让孩子们知道“这里没有正确或错误的答案”时，孩子们就会乐于参与。有趣的交流方式会让他们更容易讨论和表达自己的症状。

儿童的表达不同于成年人，他们不采用那种理性的、以话语为导向的、深思熟虑的表达方式。只有6岁以后，孩子们的认知水平才允许他们理解更复杂的循环提问，才能够描述家庭的互动模式。对于处于低幼阶段且无法理解复杂问题的幼儿来说，向他们提出复杂问题没多少意义。如果想与孩子建立起关系，治疗师就必须使自己的语言适应孩子当前的发育年龄。例如，治疗师可以调整声音，使之更加充满感情色彩，与年幼的孩子“戏剧性”地说话。一定要让孩子参与进来。如果治疗想要触及儿童，就必须生动、能带来新的体验、调动不同的感官感觉。即“与孩子的最佳治疗对话是利用其童年时期的特殊天赋：想象、幻想和情感表现的能力”。而在现实中，治疗的关键也并不总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因为孩子在玩游戏时可能会回避冲突话题。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我们坚信事关重大，也需要严肃对待孩子，哪怕他们觉得不舒服。

儿童和青少年的系统治疗措施是积极且针对行为的。问题有时可以被看作挑战。长远来看，在不利环境中成长却能应付自如的人，都持有一种积极的基本态度。系统治疗的目标就是引导来访者从无能、无助的位置走向拥有自我效能感的状态。

咨询的开始，我将心理治疗定义为给自助提供支持。我强调自己是一位可以提供建议、激发灵感的积极的治疗师。儿童或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会被请求组成团队，在我的支持下共同解决问题。这种工作方法关注症状，同时也会促使家庭结构发生改变。面对家庭时，我这么描述我的工作情况：“根据我的经验，不断尝试新的方法、积极处理问题的家庭会走得更远。许多家长认为，心理治疗就像一种药，吃下去就能好了。现实肯定不是这样的。重要的是要变得主动。一些家长觉得只有孩子需要改变。但事实是，只有当孩子得到父母的支持时才会有最佳的进展。作为家长，您是这次治疗中很重要的部分！”

治疗师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克服孩子和父母的“问题恍惚状态”，发掘出没有问题的地方并引发希望。在不同技巧的帮助下，要引领家庭改变他们的视角，激发他们记起自己的能力。去赞扬和肯定家庭在过去不利的生活环境下的奋斗经历，通过疑难问题之外的生活价值引领出改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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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的阿德里安在家里的角色是一个令人操心的孩子：在几次危险的哮喘发作之后，父母对他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此外，父母还忧心他极易转移的注意力和飞快的语速。他们一再哄劝他，希望他的行为能正常起来，可各种尝试徒劳无功，父母因此精疲力竭。11岁的姐姐安娜则很讨厌所有人都围着弟弟转。而阿德里安自己没有任何兴趣再做一次“心理咨询”，因为反正最后他还是那个“背黑锅”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请求孩子们扮演家长的角色，表演一下每天早上的起床和早餐流程，目的明确，就是让孩子们安静、从容地去上学，同时父母来扮演孩子的角色。很快，在源源不断的笑声中，局面紧张起来。扮演家长的孩子，体会到要把两个不想上学的大“小孩”叫醒有多烦，同时父母也认识到，他们在孩子们的眼里早就不像他们自以为的那么平和了。这种体会另一种基本情绪的视角互换开启了一次谈话，谈论了一次与哮喘相关的严重危机是如何成功解决的。其中就提到了这种经验：冷静、谨慎的态度远比强烈的指责更有效。阿德里安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哮喘。整个家庭面对这一健康问题的镇定从容可以转化为对注意力问题处理的参考经验：“我们知道如何与它共存，尽管它会带来很多限制，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做很多具体的事，让它变得更容易。此外，我们的家庭可以拥有许多快乐！”

一些家庭沟通时要么充斥着高声喊叫，要么就是谈话气氛压抑，带着放弃后的听天由命。这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有问题的恍惚失神状态。在家庭治疗中，大人和小孩的冲动可能是咄咄逼人、充满控诉的，或者他们的情绪是无助的、防御性的、抑郁的。某些情绪和激情状态是有碍的，使得解决问题、发掘个人能力和创造性潜力的过程困难重重。作为治疗师，我试图去影响家庭主要呈现的情绪状态，邀请家庭成员一起来探索，给日常生活换个基调，然后将这个基调保留下来。把家庭的情绪状态转换到另一个“波长”上，这一过程中的语言调解较少，主要是用情感引导人们生理上的变化。

系统治疗倾向于短程治疗，通常需要5～15次会面。对于病情严重的儿童或者有严重障碍的父母，治疗时间也完全可以更长，治疗周期并非一成不变。

治疗最开始的一个步骤，是要搞清楚父母、儿童或转托人的委托。一般来说，儿童不是心理治疗的“顾客”，而是由第三人带来的。要想让儿童更容易表达出自己的需求，应当提出适合孩子的问题，例如，问孩子对家人有哪三个神奇的愿望。

以发展心理学和生命周期的理论为背景，家庭冲突被常态化，被视为生活和成长过程所包含的一种现象。在成长发育过程中，父母必然要与孩子一起经历大大小小的无数闹剧。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如今的家庭在教养孩子上能取得的社会支持更少，家庭所在的周边环境所能提供的直接反馈也更少。许多家长找到家庭治疗师，想从一个局外人那里得到他对家庭情况的评估。一个青少年的行为，是否被评估为相关的临床症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边环境给出的解析。男孩子之间的打架斗殴可以归类为一定年龄特有的行为，也可以归类为攻击性、广泛的行为障碍。将症状理解为成长发育的一部分，放慢脚步来处理，会更有助益。

把问题常态化，并不意味着错误行为会被允许。父母的教育工作也包括坚持立场、设定界限和贯彻要求。家庭治疗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在不断变化的人生阶段中，如何平衡自主性和个性化的愿望与加强亲密和联系的诉求两方面的关系。家庭经历压力巨大的“热燥”情绪问题和冲突，在应对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过程中，系统治疗都可以提供支持。

治疗师在其中的立场是全方位的：孩子面对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时其权利要被维护，同时父母的合理需求也要被强化。系统治疗对人的设想主要是积极乐观并会自行寻求解决方案。它基于一个这样的假设，来访者本身具备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的能力和策略，并不需要先学习与掌握什么。从健康本源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有限的生活条件、疾病和残障并非严重的例外事件，而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组成部分。压力因素如贫穷、身体暴力和性暴力、精神和躯体疾病、成瘾症、父母吵架或者离异都会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心理弹性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人类对于压力和不良生活条件的反应差异巨大、形态繁多。孩子和家庭并不像有时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脆弱，他们也有潜能应对困难情况。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心理弹性在家庭中具有缓解压力的潜能。那些能够应对重大压力的家庭具有以下特征：开放式沟通和良好的情感交流，能灵活处理权力、角色和任务，利用社会支持和有凝聚力的共同的观念。如果家庭成员互相肯定和重视，那么家庭（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模式）对压力就更能应付自如。系统治疗的目标就是支持家庭增强耐受力和凝聚力。因此，系统治疗的开展方式是注重发掘资源。治疗师要赞赏儿童和其家人的潜能，并在治疗过程中对其加以利用。被激活的资源被认为是心理治疗的核心生效因素。

对资源的关注最初是在系统治疗和催眠治疗中发展起来的，如今已经广泛使用在其他治疗方式中。只有专门去探究资源时，我们才可能了解，在所有问题之外，这个孩子可能对年幼的弟妹非常友爱，会照顾宠物，会超熟练地使用电脑工作并且非常专注。同样，我们也能够不只看到父母的失败，而是将他们看作在人生中已经成功战胜了无数障碍并突破僵局的人。

然而，过分片面地关注资源，会有忽视社会歧视、不公和压迫关系的风险。期待儿童单枪匹马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解决问题是一种苛求。这让人联想到了冯·明希豪森男爵（Baron von Münchhausen）的传奇故事，他声称他拉着自己的辫子把自己拉出了泥潭。

总而言之，系统治疗与其他治疗相比，更具有为自助提供帮助的特征。这种基本态度意味着，治疗师应该将自己作为一名建议者加入家庭中，为家庭提供帮助，来有效地解决现有问题。若有必要，我会向来访者提供我的专业知识，介绍发展心理学的内容、障碍图谱以及行为模式的信息。真正理解所谓以来访者为导向，也包括在“赋能”上强化儿童和家庭，使其能自行建构自己的事务。

从整合–系统的角度来说，家庭被理解为孩子的成长背景，让天分不同的孩子发展其多样性，并利用家庭影响形成自己的个性。治疗师要帮助家长认识到这些特殊的能力，尊重和考虑孩子的个性需求。如果孩子的社会背景和生活史以及他的家庭得到了赞许，转变就更容易发生。家庭成员间的相处方式展示了他们的世界观和结构化的模型。这些相处方式组成了一种价值情境，在这种情境下才能对当前的情况有更宽泛的理解。在过去如何应对困难的“剧本”当中，家庭模式会显现出来。如果这些剧本、叙事和表述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的背景下被看到，那么就更容易发掘出新的行为选项和方案。症状不仅仅是功能失调的行为，它们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相关事件的隐喻性表达。因此，系统治疗并不仅仅以消除症状为目的，而是旨在重塑孩子、家庭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情境，这种情境会使症状本身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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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的马雷克感觉老师待他不公时总是哭。哭的时候他显得非常恐惧、无助，父母很担心他们这个独子。他们的解决方式就是劝告他没必要哭，而他的抽泣反而更加剧烈，因为他生气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由此可以发现，马雷克给了自己极大的成就压力。尽管家庭收入低，父母还是让他上网球课，希望他能成为一名成功的网球职业选手。他的父母是移民，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来到德国。为了移民，这个家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的父亲放弃了高薪的艺术家职位，而作为没有培训过的工人，他找到的工作的薪水大不如前，他的妻子不得不当清洁女工。移民的经历，还有那些关于父母做出了多大牺牲的谈话，使得整个家庭具备这样的态度颇为合理：“这必须是值得的，至少马雷克应该成功，应该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所以，一旦孩子觉得成功之路停滞不前、自己不被认可时，他就痛苦无比。在这个案例中，接受自己才是解决之道。让父母和孩子都清楚地知道，为失望和不公平而哭泣是正常的，而马雷克也开始不再那么看重别人的意见了。

与实验室研究不同，许多家庭不是只有一个孩子有明确定义的症状，通常好几个家人都在遭受临床相关的病痛。因此，系统治疗通常是同时治疗各个家庭成员的多个症状，而不是平行或连续地治疗有多个问题的家庭。

系统治疗师更倾向于和每个家庭单独协商，制定针对每个案例的图表式的工作步骤。对于某些特定的障碍，如犯罪、物质依赖，或者身体疾病则存在着模式化的工作流程。这样做的优点是经验研究的治疗更容易生效。而针对儿童的治疗则往往迫切需要其他系统的支持，如青少年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教师、朋友、专业的帮助者或者更宽泛的家庭系统里的成员。该疗法注重联网合作，有助于动员社会支持。

对于治疗师而言，在这个有时可能挺复杂的帮助网络里恰当地评估自己的位置，并且在其中发挥合作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儿童和家庭不是存在于社会真空中，治疗也并非在自由空间里进行。对于某些复杂的问题，如性虐待，要想治疗取得成效，治疗师对这种网络的重视就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