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奇缘刘白会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刘禹锡是为自己“病树”“沉舟”而悲观，还是为别人的“千帆”“万木”而乐观？有没有第三种解释？

这一天，刘禹锡、白居易终于在一起喝酒了。

不容易啊！为这场酒，他们等了将近二十年。

这是公元826年（唐敬宗宝历二年）冬天，在江南的扬州，灰白头发的刘禹锡见到了跟他同为54岁的白居易。

酒喝干，再斟满，歌唱罢，诗写完，历史翻开新一篇。从那以后，他俩的后半生就跟两股麻绳一样紧紧纠缠，难舍难分。

在那之前，他们各有一位知己——刘禹锡跟小他一岁的柳宗元是死党，人称“刘柳”；白居易跟小他七岁的元稹是铁哥们（其间白居易主动翻过脸，很快又和好了），人称“元白”。可是，就在这次扬州相会的前后几年，柳宗元、元稹相继过世，自觉地把舞台留给了二人，从此诗坛开始了“刘白”时代。

他们本来都是路过扬州。这次上岸相聚，可谓相见恨晚。他们在扬州流连忘返，一待就是半个月。第一次见面是喝酒。接下来的日子相约去登栖灵寺塔，以及结伴去不知什么地方看鹦鹉。这还不够，他们还携手去开元寺看枸杞——枸杞不是药用植物吗，怎么就有了观赏价值啊？——他们形影相随，秤不离砣，每看一样东西必定各写一首诗来切磋。

简直像是坠入了“爱河”。

按说，他们俩早就该见面了。都生于772年（大历七年），都是二十多岁进士及第，都曾在长安、洛阳任职、居住，都当过监察御史，而且两人都是大才子，中唐的一流诗人。从出道以来，他们本该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可以见面的。

但是命运偏偏让他们一再交错。无论是长安还是洛阳，刘在时，白还没来；白来时，刘已离开。他们像织布机上面的两只梭子，当官、遭贬、丁忧、召回、外放、病归，不停地在京都长安、东都洛阳以及京外的朗州、连州、夔州、和州、江州、杭州、苏州等地你来我往地奔忙、穿梭，偏偏一直都没有打照面。

在此之前的公元803年到805年，刘禹锡担任监察御史，在长安上班。白居易803年春到长安参加了一次吏部的考试，考完之后就走了，但804年暮春他又回到长安担任校书郎，一直干到806年。从804年暮春到805年农历九月，这一年多的时间他们都在长安，按说有机会结识。可是那段时间，刘禹锡是王叔文政治集团的红人，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对圈子外的人基本不怎么搭理。而此时的白居易是个职场新手，上班就拼命抄抄写写，下了班赶紧回家，偶尔趁闲出去郊游、散心，也是跟一帮同事集体活动，根本没有机会团结在皇上和宰相周围。805年永贞革新失败，刘禹锡被赶出京都，最后去朗州（今湖南常德）当了司马，他们的人生轨迹又错开了。

公元808年，身为监察御史的白居易突然给朗州司马刘禹锡写了一封信，随信附上了他的一百首诗歌作品，希望刘禹锡给他点赞、评论。白居易这人喜欢发朋友圈、晒作品，我猜他多半是白羊座的。刘禹锡并没有对等赠送自己的作品集，只是给老白回了一首诗，把他狠夸了一通。两人从此成了笔友，一直等着见面的机会。

刘禹锡在朗州一干就是九年多，直到815年二月被召回长安。这时候，白居易在长安，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以刘禹锡的性格，在常德憋了将近十年，这次回来，应该有三万场酒局等着他喝。慢慢排下来，两三个月内差不多就该跟白居易喝一回了。可是命运又一次作弄了他：他屁股还没坐热，第二个月就接到任命，去连州担任刺史。这个职位相当于广东连州市的市委书记，级别倒是提了，可是离长安更远了。

我猜测，刘禹锡这次在长安，还是没有跟白居易见面。那么，他这一个多月到底在忙些什么呢？原来是没心没肺地去郊外赏花，顺便跟政治对手掐架。有诗为证：

紫陌（mò，道路）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这首诗很得罪人，因为作者非常露骨地讽刺了正得势的这些当朝权贵：你们得意什么呀，不都是我走了之后才有机会爬上来的吗？

有人说正是刘禹锡的这首诗触怒了当权者，让他再次遭贬。这种说法不太可信。写诗挖苦人的只有刘禹锡一人，而原属王叔文集团的“八司马”，这次至少还有柳宗元等另外四人也是与刘禹锡同时再贬远州刺史。可见无论写诗不写诗，命运是一样的。

不过这首诗让我们见识了刘禹锡的个性。在远离中央的朗州司马任上一干近十年，四十多岁的人了，棱角一点也没磨平，还像个年轻人斗志昂扬，不认输、不低头，简直跟后世的关汉卿一样，端的是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我高度怀疑刘禹锡是天蝎座的。

在那以后，这种阴错阳差的故事继续上演，直到826年冬天的扬州。

在此之前，刘禹锡先后从连州转到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马鞍山）担任刺史，现在终于任期结束，他卸任之后坐了船往洛阳方向走。另一边，白居易当了一段时间的苏州刺史，因为身体不好，辞职之后也回洛阳。

可能是凑巧，也可能是他们提前约定，二人终于在扬州会合了。

喝酒自然是免不了的。

白居易本来是北方人，在徐州的符离长大，却有点像个南方的才子。他性格比较内向、温和，有小资情调，喝酒喜欢小口慢慢咂摸，酒量也比较小。这一次，他喝着喝着，就有点醉了。

可是刘禹锡不停地劝酒。刘禹锡这人比较外向、豪放，敢爱敢恨，口无遮拦，控制欲强，让很多人不习惯。可是他也很有才，诗歌、文章都写得很漂亮，白居易对他心服口服。

有些隔代粉丝认为刘禹锡身上有贵族血统，依据就是他曾自称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这句话我们听着很熟悉——《三国演义》中，刘备也是这么说来着。学历史的人听到这句话，往往会呵呵一笑。中山靖王刘胜有一百多个儿子，孙子的数量就更多了，没法统计。结果好尴尬：后世姓刘的，只要他说自己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你就别想推翻他的说法，可是他自己也很难证实。也正因为如此，这种说法，往往成了出身寒微的人用来攀豪附贵的一个法宝。

刘禹锡本来不需要如此攀附，他的气质比刘胜高贵多了，甚至远超汉高祖刘邦。不过，据专家考证，刘禹锡是匈奴的后裔，他攀附一下中山靖王也是不得已。如果承认自己本是胡人后裔，岂不是要像乔峰一样被江湖中人歧视、抵制。

白居易捂着杯子，口齿不清地说：“我……实在……不能喝了。”刘禹锡一伸手把他的酒杯抢了过去，与自己的酒杯并排放着，满满斟上，然后举起自己那一杯：“我干了，你随意。”一仰脖，喝了。再把酒杯翻过来给白居易看。果然一滴都没有往下滴落。

白居易无法推辞，只好端过酒杯，一口喝干。谁让他也是个喜欢酒的人呢？他回洛阳后，写过《问刘十九》，写过7首《何处难忘酒》、7首《不如来饮酒》。

可是白居易只是酒瘾大，酒量并不大，他拼不过刘禹锡。

白居易开始嗨起来了，跟平时判若两人。先是手拿筷子，叮叮当当地敲盘子，然后就着节拍，扯起嗓子唱了一首歌。什么歌？不知道。说不定是刘禹锡的大作《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一曲唱完，白居易扔下筷子，紧紧抓住刘禹锡的手，说起了知心话。主要内容是对后者一生遭际的无限同情。他的舌头大了，说话含混，而且说的都是车轱辘话。

一边说着，一边喊服务员：“拿，拿纸笔来！我要写，写诗。我要……写诗。”

因为白居易有才，喝醉了之后真的能写诗，这一点跟李白差不多。不过，白居易这次写的诗跟他清醒时候没法比，水平很一般。诗曰：

为我引杯添酒饮，

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

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

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

二十三年折太多。

（《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这首诗的前两句说的是刚才禹锡抢过居易的杯子给他满上、居易敲盘子唱歌。后面六句整个都是为禹锡抱不平：你的诗写得这么好，可是命不好，有什么办法呢？别人都风光体面，老刘你没人搭理；别人都加官进爵，老刘你原地踏步。我们也知道才气太高、名气太大必然会带来一些损失，可是你损失了23年，这也损失得太多了吧？

最后一句“23”这个数字有点问题。刘禹锡从公元805年农历九月被贬离开京城（最初是让他担任连州刺史，半路上又追加处分，改成了朗州司马），到826年冬天刘白见面，满打满算只有22个年头。白居易为什么要写成“二十三年”？有人说，刘禹锡从扬州回到洛阳，然后再赶回长安，另有任用，肯定都是开年之后的事，把这新的一年算上，就是23年了。我对这种算法不以为然，其实根本没那么复杂。刘、白都知道是22年，可是近体诗要讲平仄，如果写“二十二年折太多”，念起来是“仄仄仄平仄仄平”，就犯了孤平，这是律诗的大忌。把“二十二”改成“二十三”，仄仄平平仄仄平，完美。刘禹锡的和诗中“二十三年弃置身”也是同一个道理。古人写诗不太追求数字的精确性，把22说成23，古人是能接受的。

也幸好只有22年，万一是27年、28年、29年怎么办，难道也要说成23年吗？那倒没必要，说成“二十余年”就行了。

两人一起喝酒聊天，话题却集中在刘禹锡一个人身上。两人都有过被贬谪的经历，白居易为什么不说说自己？他贬为江州司马后，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琵琶行》就有这样的记录：“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这次呢，白居易压根不提自己的人生挫折，反而对刘禹锡无比怜惜。这不是因为白居易特别体贴、特别仗义，心里只有他人，没有自己（虽然他的确是个暖男），而是因为跟刘禹锡比起来，自己的那点小挫折简直不足挂齿。白居易在江州总共只待了4年，后来又担任忠州刺史一年，很快就回到了首都，最近去杭州、苏州任职都不是贬官，而是正常的调动。刘禹锡比他惨多了。21岁登进士第，春风得意、年轻有为，却在33岁这年挨了处分下放外地，43岁摘帽回到京城，一个月后又戴上新帽子灰溜溜地滚蛋，到现在54岁了才彻底解放。这一生最珍贵、最美好的二十多年时间，他竟然是在常德、连州、奉节、马鞍山这么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度过的。如此奇葩、惨痛的经历，白居易想想都觉得受不了，哪好意思提自己的那点小事。

对于居易的真情，禹锡都懂。他又喝了一杯酒，然后接过纸笔，写了一首诗作为酬答：

巴山楚水凄凉地，

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

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

暂凭杯酒长精神。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诗中把自己待过的这四个地方统称为“巴山楚水”。现在，它们全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而在唐代，却都是贫困落后的边远地区，刘禹锡说它们是“凄凉地”，没什么问题。第3句用了西晋向秀的一个典故（山阳闻笛）：有一天向秀经过被司马昭杀害的好朋友嵇康、吕安的故居，听到邻人吹笛，不禁悲从中来，于是写了一篇《思旧赋》来寄托哀思。禹锡用这个典故，大概是想起了自己的好友柳宗元吧？第4句涉及一个传说：王质进山砍柴，碰到两个小孩儿下棋，他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一局棋还没看完，突然发现手里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等他跑回村里，发现已经不是离开时那个样子了。原来就他看棋这会儿工夫，时光已经流逝了好几十年。刘禹锡写诗的时候还在回故乡的路上，他用这个典故，是想象自己回乡之后，物不是、人已非的情景。

王质的故事非常精彩，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个故事有不少漏洞，后来人们不断地修改，使它显得更可信。比如，王质看棋这么长时间，肚子总会饿吧？于是在后来的版本中，下棋的童子给了他一粒枣核，含在嘴里就不饿了。在我看来，漏洞还没有堵完，希望好事者明察秋毫，继续修改。最大的漏洞是：既然王质手里的斧头柄都烂了，他身上的衣服怎么才能不烂？可是如果衣服烂了，让他光溜溜地跑回村里去，故事的主题就很可能跑偏。

诗歌的颈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成了脍炙人口的名句。它的字面意义容易懂，而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却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如果着眼于沉舟、病树，就会觉得作者伤心自怜，有一种被时代彻底抛弃的无奈和恐慌。如果着眼于千帆、万木，又会觉得作者胸怀豁达，有一种“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我自己一点也不重要的凛然大义。呵呵，后一种说法好像有点……好吧，可是既然如此精神矍铄，大言炎炎，哪还需要后面的“暂凭杯酒长精神”啊！

前一种说法也不尽可信。要知道刘禹锡是什么人？他是一粒铜豌豆啊！他战斗力超强，几乎从来没有无奈和恐慌。以前他被人踩了十年，一松脚，他就爬起来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嘲弄对手。这一次，就在扬州相会之后一年多（828年），他竟然又写了一首桃花诗，还是那种死不改悔的态度，还是那种尖酸刻薄的腔调：

百亩庭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再游玄都观》）

这个时候，刘禹锡的政治对手武元衡一派已经失势：武元衡已死，李逢吉不在朝中。刘禹锡笑到了最后。

要理解“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的意思，我们需要把它跟两首桃花诗联系在一起。它跟这两首，内在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风骨是完全一致的。作者自比沉舟病树，千帆、万木更像是隐喻自己的政治对手：我被弃置外地，职级、待遇二十多年没有提高，你们飞黄腾达，如同千帆竞航、万木争荣，可是这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过是暂时占了上风，告诉你们：“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

我相信刘禹锡写这两句的时候，是顺着白居易的话，把自己说成寂寞蹉跎的沉舟、病树，却丝毫没有自我怜惜的意思。对于那些轻舟、花树，他也没有丝毫的艳羡和认同。要不然，回京之后他就不会得意扬扬地以《再游玄都观》挑衅对手了。

其实到了这个境地，他已经没有对手了。他是真正的天下无敌。

最后两句是客气话。所谓听了白居易的歌就让自己精神振作，这不过是为继续喝酒而找的一个很方便的借口。刘禹锡的精神不需要谁来振作，他一直都振作着。

这一次扬州奇缘，白居易总算认识了刘禹锡的真面目，知道了他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老白对老刘是彻底服了气。他说：

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

从此以后，刘禹锡就有了一个美称：诗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