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投资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

马蔚华

社会到了一个科技化、全球化、信息化、创新化的时代，特别是近20年，全球经济发展加快，财富积聚加快，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现在甚至一些西方国家都开始提倡“公平资本主义”，因此不考虑这个问题不行。

在我国，要解决包括社会贫富差距在内的这些问题，光靠政府不够，还要靠社会的力量，这对公益事业发展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那么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笔者认为，既然科技革命、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创造了财富，那社会领域也可以同样用这个办法创新公益。

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屹立并举

公益组织在发展转型中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过去十几年，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多是把社会责任引入商业机构。而在今后一个时代，我们更多是把商业的模式引进公益组织，这应该是国际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这十几年社会公益事业出现了很多新特点、新趋势、新工具和新方法，比如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公益创投、绿色债券、绿色金融、普惠债券等。过去十几年公益事业突飞猛进，公益基金会超过6000个。但是现在，我们面临严峻的转型期，既要总结自身的发展经验，也要充分借鉴国际上的优秀方法和理念，把公益社会、公益组织融入社会。

现在国际公益界的一个新兴概念是“社会影响力投资”，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0年前提出的，指的是企业在取得财务回报的同时，要有显著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影响力投资在美国公益界、政府部门已经形成了共识。不久前我在美国对30多家社会影响力投资企业做了考察，也拜访了联合国负责影响力投资的副秘书长和官员，他们对影响力投资都非常认可，也非常支持在中国推动影响力投资。中国对这个词还比较陌生，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和互联网一样，很快被社会所接受，因为它符合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理念。

通俗地讲，社会影响力投资指的是一个企业或者投资机构，既要有良好的财务报表，要盈利，同时又要有显著的社会影响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仅有社会影响力没有财务回报，或者仅有财务回报而没有社会影响力，那么这个企业或者投资机构做的就不是社会影响力投资。

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屹立并举，不仅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也是我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我觉得它不仅是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也是传统和未来、过去和今天的结合。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在融入国际社会的时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社会责任是一个必要条件，是我们应有的一个姿态。

社会影响力投资本质上是公益金融，是商业文明和公益理念的结合，是国际公益事业发展的新趋势，是公益慈善事业与生产力发展及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结果，也是商业向善、金融向善的一个必然。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总是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一定的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公益慈善的历史，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古典的慈善阶段和当时的中世纪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当时只是靠寺庙、教会做一些救济温饱的慈善。17—19世纪，是传统慈善阶段，当时的捐赠随着社会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现在的基金会，公益开始走向现代公益发展阶段。从20世纪到今天，社会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我们的财富急剧增长，公益进入了“新公益时代”，新公益时代的特点是公益和金融的结合。

公益和金融结合的新公益时代

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新公益时代？首先是20年来社会财富急剧增长，苹果公司于40年前创立，现在市值超过8000亿美元，跟印尼的国民生产总值差不多，富可敌国。腾讯、阿里巴巴市值均在5000亿美元上下。社会财富急剧增长是什么原因？技术革命、金融创新、资本市场和全球化。但是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成长中的烦恼，比如空气污染、土地破坏，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社会不公平和社会矛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过去政府和慈善机构做了很多努力。联合国在制订可持续发展计划的时候曾经测试过，解决这个贫富差距的缺口需要3.5万亿美元，政府和机构能解决1.5万亿美元，还有2.0万亿美元的缺口怎么办？解决这些矛盾，发展公益事业，同样可以把眼光放在科技革命和金融创新上。所以，利用金融的手段、商业的模式解决公益的发展，这是产生新公益时代的原因。

商业向善、金融向善，在过去三四十年成为一个潮流。20世纪7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不认同社会责任，他说企业就是要有创造力，企业不应该向社会捐赠，把自己的盈利干好就行了，公益慈善不是企业的事，那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后来有经济学家否定了这个观点，认为企业是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发展的，企业的生产和服务有溢出效应，比如农药不仅杀死了害虫，也污染了土地和空气，所以企业有责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企业不可能离开社会，一定要处理好利益相关各方的关系才能可持续发展。什么叫作利益相关？除了员工、股东，消费者、社区也是，所以理论界越来越认同社会责任。比如星巴克，这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做五年计划，把消耗体量减少一半以上，结果股票上涨了200多美元，这说明履行社会责任、坚持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商业共识、社会共识。

从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企业家在投资的时候，把环境可持续发展、解决社会问题等因素作为商业决策的重要依据。实际上，很多企业不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也收到了丰厚的社会盈利。

中国在这方面刚刚起步。2013年起，中国公益界开始讨论影响力投资，很多推动者来自于国际组织，但中国的企业动作比较快，特别是很多金融机构，推动绿色发展的速度很快，已经走在了全球前面。2016年G20会议时，我国的绿色债券已经达到全球第一位，绿色金融也名列全球首位。通过互联网和双创的推动，还出现了许多社会企业。我们还缺少对社会企业的投资，但我相信会有大量的此类投资涌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都处在转型的特殊阶段，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是公益组织面临的新挑战，也给企业带来了很多市场机会。对企业来说，只有把这些机会和自身的发展结合起来，才是公益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国内也有这样的例子，红杉资本在中国投资了从事普惠金融业务的中和农信，目前中和农信的项目点遍及21个省277个县，惠及百万多贫困户，解决了脱贫发展的问题；还有浙江的绿康医养集团，形成“养老院-医院-护理院”一体化格局，专门服务失能、半失能老人，绿康医养集团引进了一个社会影响力投资，短短3年里把床位翻了几十倍，成为亚洲最大规模的医养结合机构。

公益善款增值保值不要畏惧风险

商业的手段和商业化是不同概念，如果说按照公益组织的内在属性，公益组织肯定不能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不能和商业一样，把产生的收益拿给股东分红。但是我们可以用商业的手段、用现代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和运营公益组织。我当过那么多年上市银行的CEO，也当过董事长。我觉得管理一家上市银行的方法与管理公益组织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都是要成本最低、资金使用效率最高，要内审外审信息披露透明化，要最大限度地筹资，商业银行是吸收储蓄存款，公益组织是让人多捐款。同时，与客户就是上帝一样，对于公益组织来说，哪怕捐一元钱的捐赠者，也是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服务。

另外在风险控制方面，每一家上市公司都有风险，例如信贷风险、投资风险等。公益组织也有风险，比如机构员工、合作伙伴、志愿者等，必须控制他们的风险，出任何事都会损害组织声誉。二者之间有非常多的相同理念，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管理。只有最后一条，上市公司的激励机制公益组织没有，只能用情怀和价值观来激励，因为上市公司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公益组织看中的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还有一个问题，如何让善款保值增值？坚持一点商业不做，就存在银行，基本上没回报。买理财产品回报多一点，但风险也增加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公益组织，都只能把钱放在银行做活期存款，为了没风险而放在那儿。银行业的有一个理念，就是一定要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平衡。如果怕风险、要零风险，那根本就没有收益。

管理个人的钱和管理善款都是一个道理，我们都不想要风险，都不想有损失，但是不可能因为怕风险就让它锁在保险箱里，那毫无意义。所以需要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金融手段让它有回报，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来做公益，这样能够吸引更多人才，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正如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有一句名言说，“所有的社会难题，只有把它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才能彻底得到解决。”所以公益需要创新，需要跨界。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方式是，让这些创造财富的企业从起步时就将财务指标与社会影响力共同作为发展目标。金融和公益的结合，既对现有公益组织的治理结构和发展模式有帮助，也可以从宏观角度把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传统的公益，这边把善款筹来，那边用出去，做公益的人有非常好的情怀，但他们确实也很艰难，因为有成本的限制。即使没有限制，他们也不能拿善款来做激励机制，所以很难吸收更多优秀人才。目前推动影响力投资，促进公益和金融结合方面，最大的矛盾是人才的矛盾。

2017年7月，我在美国考察了影响力投资的几十家企业，看到华尔街越来越多的金融人士开始介入影响力投资。在美国，这些影响力投资企业的高层基本上都是华尔街的，尽管现在华尔街和影响力投资界之间还有比较大的薪酬差距，但将来随着这个领域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加入。也期待中国未来同样有更多的金融人士从事影响力投资。这是一种趋势，我们现在把公益理念引进商业组织，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这几十年我们一直做的。现在同时也要把商业的手段运用到公益领域，所以说现在叫商业向善、金融向善，让投资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

（作者系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