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辉煌三十年

对于许多生活在欧洲的人（包括我自己）来说，这场战争结束所带来的宽慰之感并未持续多久，很快我们就陷入了对另一场战争的恐惧之中。联邦德国和西欧其他地区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所采取的是自由市场模式，而民主德国和东欧其他地区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所采取的是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这两种模式产生了冲突。究竟哪种模式会占据上风？两种模式是否有可能和平共存？还是说两者之间终将爆发正面冲突？唯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

那时候，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地区的人，都不清楚结局将会如何。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经济体制和地缘政治霸权之争。在几十年里，两个超级大国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断深化彼此之间相互对抗的体制。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均上演了同样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战。

回过头来看，我们意识到美国基于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所建立的经济体制，为即将到来的空前的共同繁荣时期打下了基础。再加上许多西方民众都有重建家园的强烈意愿，这一切都为西方接下来几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西方在经济领域远超世界“其他地区”做好了准备。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最初也取得了成效，并实现了初期的繁荣，后来却走向崩溃。

除了经济格局的转变，还有其他因素参与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世界多个地区均出现了婴儿潮。劳动者从为满足虚无主义需求的战时生产转向和平时期的社会生产工作。教育和工业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此外，各国政府首脑（比如二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和二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吉田茂）的领导力，也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他们自身和他们所领导的政府都致力于以一种包容的方式重建本国经济和社会，与盟国建立牢固的关系，以实现持久的和平。他们没有屈服于复仇情绪，在一战后，这种情绪曾占据上风。国家重心被放在社区和经济重建上，社会凝聚力有所增强（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四章将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从1945年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初，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美国、日本和韩国（以及最初的苏联）也经历了类似的繁荣。西方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成果得到了广泛应用：各地高速公路网络的建成使汽车和卡车运输更加便利，商业飞行时代已经开启，纵观全球各地的海上航线均可见到集装箱船的影子。

在士瓦本，经济奇迹同样带来了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拉芬斯堡人”的销售额增长了两倍，这促使该企业于1962年开始进入大规模工业生产阶段。随着婴儿潮一代的孩子渐渐长大，像“莱恩河之旅”（Rheinreise）这样的家庭桌游开始大受欢迎。20世纪60年代，“拉芬斯堡人”将拼图游戏引入其产品线，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该品牌的商标，即印在产品包装盒一角的一个蓝色三角形，当时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同样是在20世纪50年代，位于腓特烈港的采埃孚公司作为汽车变速器制造商回归市场，并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引入自动变速器，丰富了其产品种类。在欧洲汽车行业蓬勃发展时期，它助推了宝马、奥迪、奔驰、保时捷等德国汽车制造商成为行业领导者。（时至今日，采埃孚依旧运营得十分成功，其2019年的全球营收超过400亿美元，在全世界拥有近15万名员工，业务范围遍及40多个国家。）

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指标来看，似乎人人都是赢家。有些国家的年度经济增长率高达5%、6%，甚至7%。GDP（国内生产总值）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之和，它通常被用作一国经济活动的衡量指标。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有些西方经济体的GDP增长了一倍、两倍，甚至三倍。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高中教育，获得了体面的工作，从而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婴儿潮一代中，有许多人成为整个家族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摆脱了原属阶层，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不断提升。

对于女性来说，实现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提升则还要考虑另一维度。在西方社会，女性解放的进程最初十分缓慢，后来才渐趋平稳。其间，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进入职场并且可以一直留在职场，更有意识地平衡工作与生活。这一方面要归功于经济的繁荣为女性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医疗避孕技术的进步、家用电器的普及，以及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例如，1950—1970年，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大约28%上升至43%，增幅达15%。德国的大学生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从1948年的12%，增至1972年的32%。

在“拉芬斯堡人”内部，女性也开始走到台前。自1952年起，该公司创始人奥托·迈尔的孙女多萝特·赫斯—迈尔与她的堂兄奥托·尤里乌斯共同执掌企业，成为该公司第一位女性掌门人。其背后所代表的是一种更为广泛的趋势。在20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女性解放运动持续推进，直至进入21世纪。2021年，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沙特阿拉伯，大学生中的女性占比都已经超过男性，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占比已经接近50%。尽管如此，在薪酬和其他领域依然存在着不平等现象。

在战后最初的几十年里，许多国家将其在经济领域获得的巨额财富用于打造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在西欧，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为民众提供了失业补贴、儿童抚养与教育补助、全民医保和养老金。在美国，亲社会性政策没有像在欧洲那么流行。但由于美国经济发展迅速，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计划所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社会保障资金也越来越充裕，尤其是在1950—1970年这20年间，这种趋势更甚。居民收入中位数急剧攀升，贫困率明显下降。

在法国、德国、比荷卢三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得到推广。例如，在德国，根据1952年《企业委员会法》的规定，大多数企业的监事会中必须有1/3的成员由工人选出。家族企业不受该法限制，因为这类企业中的劳工群体和管理层之间通常关系密切，社会冲突相对较少。

成长于这一黄金时代的我，对于当时美国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战后发展中所发挥的引导作用极为欣赏。我深信，经济合作和政治一体化是打造和平与繁荣社会的关键。我曾分别在德国和瑞士学习，并慢慢意识到，欧洲各国之间的边界终有一天会消失。在20世纪60年代，我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一年，得以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管理模式。这段经历为我之后的一切打下了基础。

一个团结统一的中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各国逐渐发展起来，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都受益于此，我也不例外。很早的时候，我就对企业和政府在塑造国家未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互补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此，我的一篇毕业论文探讨的就是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之间的平衡问题。曾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在不同企业的车间一线工作，亲身体验了真正的体力工作，并对工人阶级在经济财富创造中所做出的贡献产生特别的敬意。我认为，企业和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一样，在创造和维持共同繁荣方面可以有所作为。我认为，企业要做到这一点，最佳途径是采用利益相关者模式。根据这一模式，企业不光要服务于股东的利益，还要服务于社会。

我决定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具体方式是通过组织一场管理论坛，让企业领袖、政府代表和学者齐聚一堂。坐落于阿尔卑斯山上的瑞士达沃斯小镇，在维多利亚时代曾作为肺结核患者的疗养胜地而著名（那时候，异烟肼和利福平等治疗结核病的抗生素还未面世）。在我看来，它非常符合人们口中的地球村的设定。在这个海拔较高、风景如画、空气清新的地方，参会者可以交流彼此的成功经验、最新理念，就有关全球社会、经济和环境的迫切问题进行沟通。鉴于此，我于1971年在那里组织了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首届会议，参会嘉宾有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乔治·皮尔斯·贝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芭芭拉·沃德、IBM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雅克·迈松鲁热，还有欧盟委员会的数位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