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传:熊猫家园诗歌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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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早熟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持续强盛的民族或国家,必须要有从上到下共同体任、尊奉的价值共识、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它们就是维系社会和国家安稳、保持族群和个体之间友善和睦的根本依据,是使所有中国人不论身在何处都能迅速会心一笑、实现沟通的心理纽带。中华民族的幸运在于,其圣贤和思想家很早就建构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志的价值共识,以及与之匹配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仁,首先是指对同类的博爱之情,即仁者爱人(扶弱济困是仁的主要内涵。当邪恶势力剥夺了我们的至爱和爱的对象时,我们的终极反应应是“杀身成仁”,比如舍命为君父亲朋报仇);其次是指自律,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是也。义,包含付出和言行举止符合身份和情境两层含义,前者的极品是“舍身取义”,后者的解释是义者,宜也。礼大致包括两层含义:守规矩和尊重交往对象。前者的经典呈现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后者的表述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任何面对交往对象的蛮横、轻狂、骄傲都是非礼的行径,而且在我国圣贤的论述中,这些要求主要是针对强势的人群提出的。智,指对智慧、知识及其载体的尊崇和在治国理政、为人处世中的运用。信,主要是指珍视信用,它涵盖了人与天地、人与祖宗神灵、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比如古语说撒谎者要遭天谴雷劈。

当先秦儒家把“五常”作为一个体系建构起来,汉武帝(前156—前87)采纳董仲舒(前179—前104)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华民族基于价值共识的心理纽带就早熟并在制度中建构起来了,以后两千多年,后人对它的内涵和践行要求从来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只有因应时代的需求,基于学术、教育、施政中的教化和社会治理中通过移风易俗实现的丰富完善而已。而成都,无疑以自己的努力,交出了独有的合格答卷。兹举四例。

孔子的老师苌弘

苌弘(?—前492),春秋时期蜀人,字叔,又称苌叔。《淮南子》说他“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历律之数,无所不通”。《史记》《孔子家语》都有记载。在东周政权司职天文术数,他博学多才,精通音乐,孔子于周敬王二年(前518)造访苌弘,求教韶乐与武乐之异同和不解之处,他给予了指教。苌弘为人刚直忠正,死于政争。成语“碧血丹心”就是赞美他的。礼与乐,是中国作为文明礼仪之邦的根本保障,儒家把音乐活动视为国家兴衰、社会文野、族群悲喜、教化兴废的重要保障,蜀文化是其音乐观念重要源泉之一。

“汉代孔子”扬雄

扬雄(前53—18),成都郫县人,字子云。生活在西汉后期,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是两汉时期儒学的泰山北斗,但又学跨儒道。他仿效司马相如作《甘泉赋》《羽猎赋》等,传扬大汉之雄伟;著《太玄》《法言》,代表当时中国经学最高水准;著《方言》《官箴》《州箴》,开创方言学和地名学、职官学;作《难盖天八事》,成为天文学历史上重要文献;以《反离骚》凭吊屈原,第一个敢于对屈原命运提出新的见解。他被称为“汉代孔子”。生活在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前后。扬雄一生,安贫乐道,但遭遇坎坷,历来得到先贤同情和理解。宋代理学崛起后,道德评判严苛,对他曾撰文赞誉王莽(当时士大夫几乎都如此做)之事无限放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今天四川的学者已经取得基本共识,为其恢复其崇高历史地位。

孟蜀石经

成都从来都是中国经学、史学、文学的殿堂,其中经学以《易》学和《春秋》学水平最高,均绵延两千多年,硕果累累。同时,成都孕育了像毋昭裔这样流芳千古的先贤。

毋昭裔:生卒年不详,五代时期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后蜀政治家、藏书家、刻书家。后唐时跟随剑南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辟为掌书记;后蜀建立后,历任御史中丞、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左仆射以及太子太师等官职。毋昭裔事后蜀两主,以远见卓识,勤谨审慎著名当时。他自幼家贫,在艰难的条件下求学苦读,曾因为借阅别人图书遭遇白眼,深受刺激,立志将来有可能时要发展教育事业,造福贫寒学子。当时,蜀中经唐末大乱之后,学校皆已荒废,毋昭裔自己带头出资营造学宫,建校舍,命人按雍都旧本《九经》将儒家的主要经典全部刻于成都学宫里的石碑上,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影响深远的文化工程。他又奏请后主下诏刊印此书,使一度困顿的教育再度兴盛。他还主持书写了《文选》《初学书》《白氏六帖》等书,刻板印行,印行了《史记》《汉书》《后汉书》诸史,并著有《尔雅音略》。他酷好古文,精于经术,极嗜图籍,致力于藏书。对中国古代以经学为内核的文化教育事业的薪火相传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近代慈善丰碑

在儒家仁义的熏陶下,中华文明的慈善传统瓜瓞绵延,薪火相传,构成共同精神家园中最温暖的天地。尹昌龄(1869—1942),成都华阳(今双流)人。清代翰林,官陕西西安知府。工诗善书,清亡后以五老七贤居成都。1923年,起自清朝的官办慈善机构慈惠堂行将倒闭,众人推举他出来主持。直至1942年去世,他把所有心血都投在了这项事业上,一个行将倒闭的慈惠堂,变成了一个占地八千多亩,能够经营和盈利的下属机构20多个,每年救助数以千计的穷人的温暖存在。而他去世时,家人连一副像样的棺材也无力置办,靠亲朋帮助才得以入葬——因为二十年他没有从中拿一分钱。其生平事迹一直无人知晓,是被当时四川大学的美女教授黄稚荃(1908—1993)投稿报社予以披露后,才感动无数人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褒扬他,生平事迹存入国史馆。他被誉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丰碑。

尹昌龄先生之所以令时人敬佩、子孙引以自豪,黄稚荃教授撰写的《尹昌龄事略》(后载入《国史馆馆刊》)告诉了我们原因:“昌龄少服膺宋明先儒之书,毕生处事接物,推原经术。晚与同郡徐炯等办大成中学,以尊孔子之道。殁之日,家无余财,年七十有四。”儒家的人生价值观是立德、立功、立言,事实上,成都这座伟大城市在历史上的所有艰难的立德、立功、立言事业,几乎都是由儒家文化的传人或以他们为主建立的。